原文地址：快讯：转基因作物中秘密病毒“第六基因”被欧洲发现！作者：吕永岩
2013年4月18日星期四
快讯：转基因作物中秘密病毒“第六基因”被欧洲发现
2013年4月10日星期三
揭秘辽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坐老虎凳绑死人床
揭秘辽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坐老虎凳绑死人床
廉价劳作、体罚、蹲小号、被电击、上“大挂”、坐“老虎凳”、缚“死人床”……通过劳教人员讲述、相关物证、文字材料、诉讼文书和知情人士的叙述，此文试图还原一座女子劳教所内的真实生态，为时下的劳教制度破冰立此存照。
走出“马三家”
2013年2月初，一位新近解除劳动教养的女访民找到大连人王振，交给他一封用蝇头小字写在皱巴巴纸上的“呼吁书”。这是一封从劳教所发出的要求废除劳教公
开信，签名者中包括王振的妻子刘玉玲。刘玉玲2012年8月被判劳教，眼下仍在辽宁马三家女子劳动教养所里羁押。
这位女访民告诉王振，“呼吁书”是她包在裹紧的小塑料卷内，藏在阴道里带出劳教所大门的。
这个情节，像是一年多前王桂兰经历的回放。
2011年9月，62岁的王桂兰走出了马三家女子劳教所的铁门。出门之前，她的身体经过了搜检，防止夹带违规物品。无人想到，王桂兰在阴道内藏匿了一卷同宿舍学员刘华写的《劳教日记》。 “过关”之后，她一身冷汗。
这份写于防雨绸上的日记字体密麻，依稀可辨以下几天的记载(括弧内为补正错讹)：
2011年6月22日
因盗(入所)劳教学员温暖没完成定量产量，赵兰(注：从学员中选拔的带班人员)连续打温几天，脸头部柴块黑一块伤，晚上回号加班代活干(到)晚10点，罚坐(做)执(值)日打扫厕所，残酷折磨。6月22日割腕自杀未成。罚执(值)日，加期，晚加班(到)10点多。
2011年8月18日
学员张亚华(被)赵兰拉去车间后面仓库脚踢，张亚华阴部肿，无法便尿。
……
此前一年，马三家劳教人员陆秀娟用棉大衣空白商标布缝成的小本子上，如此记录自己“上大挂”的经历(这本日记被藏在挖空的肥皂中带出劳教所)：
走到一个空屋里张拿出她早以(已)准备好的手铐，把我的右手铐在右边的两层床的顶干(杆)上，把我的左手铐在左边底层干(杆)下，把我的两只手扣在两张床的中间，她用脚很(狠)踹床一下，把我坤(抻)在两张床的中间，当时我的双臂坤(抻)得特别疼，当时古(骨)头就像散了架子，坤(抻)我长达6个多小时，从早8点多坤(抻)到下午2点多钟，我被坤(抻得)昏死过去，等我醒来时我的脑袋特别疼，麻木，嘴里都是药味……
从马三家女子劳教所里走出来的上访者们，对此都不陌生。劳教所里的经历，加添了她们自认为遭到的不公，从走出马三家大门的第一天起，就开始再次上访，并面临再次“入门”的风险，多数人不免“二进宫”。和那些秘密的证物一块带出来的，还有身体上难以褪去的印痕。
2013年2月的一天，北京南郊东高地的一处民宅里，几位从马三家走出的上访者们做了顿“团圆饭”。其中两名残疾人的拐杖倚在门边，在客厅和厨房之间，她们近90度地弓着肩背，一步一步挪动。门牙松动，桌上稍有嚼头的菜肴都剩下了。为遮丑染过的头发之下，所有人的发根都已花白。难得一聚的几位“学友”背后，是望不到头的一长串名字：刘华、陆秀娟、朱桂芹、赵敏、王桂兰、梅秋玉、王玉萍、郝威、盖凤珍、李平、胡秀芬、曲华松，以及尚未走出劳教所的刘玉玲……
直到2013年初，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传出消息，年内停止劳教制度，以及对上访者不再批准劳教，她们才看到了彻底走出马三家的希望。但马三家仍在接收劳教人员的事实，以及尚在劳教所中羁押的同伴的境遇，却使她们心有余悸。
马三家女子劳教所，是辽宁全省女性教养人员集中羁押的地方。个中情形，远非“劳动教养”四字所能传达。
她们在高墙内的生活轨迹，借助记忆、身体创痕和以各种方式带出的物证，加上部分诉讼文书、律师笔录，以及知情者的证言，约略得以还原。
入院
2007年8月初，王玉萍在拘留所关押十天后被送进了劳教所，当时她患有子宫肌瘤，裤裆和留到腰际的头发都被出血浸透了。入所时要体检，王玉萍自述扶着墙勉强接了尿，医生眼皮不搭就说这是尿，“我说这是血啊不是尿，她就说‘扔了’！”
按照公安部1982年发布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严重病患或丧失劳动能力者，劳教院不能接收。锦州医学院附属一院在2007年3月出具的一份诊断书显示，王玉萍身患重度贫血、子宫肌瘤，需要输血。但王玉萍仍旧被送进了马三家。入院之后，由于无钱，劳教院没有为其治病。十天中，下身流血不止的王玉萍被要求每天出工干活，给棉衣打包，一个心肠好的队长吩咐学员找来破棉花垫在她身下。一直等到丈夫卖了父母的房凑够了钱，王玉萍才被送进医院动手术。
朱桂芹是抚顺人，1998年曾患结核性脑膜炎，留下脑梗等后遗症。因为哥哥朱传清在劳教期间遭殴打造成重度脑外伤致残，朱桂芹多年上访，于2004年4月16日被押入马三家。入所时没有检查身体。
2003年6月底，抚顺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专家组曾对朱桂芹做出鉴定，认定她患部分丧失劳动能力一年。此时距这份鉴定表的时限还有两个月。但朱桂芹仍被分配到了劳教所二大队。当她提出“身体有病，有丧失劳动能力证明”，随即遭到了体罚。
身患疾病或者残疾之下“入院”的，还有盖凤珍、高凤兰和李平。三人都持有残联颁发的肢体残疾人证书。盖凤珍由于在看守所里绝食导致血红蛋白很低，高凤兰切除了半边肺叶，李平则因风湿性关节炎下肢麻木，但三人都未经过体检被送进了马三家。李平拿出残疾证，管教说“认公安不认残联”。
马三家劳教院内部人士肖溪(化名)称，按规定收的人必须身体健康。但近年来聋哑人也收(大多是参与盗窃)，高血压到200多的也往里送，“我们压力很大。关键是维稳压力，公安机关非要往这里送”。在劳教人员的讲述中，甚至有公安局为了将有病的上访者成功送进劳教院而送钱的情节。
为了顺利送上访者入院，公安机关颇费心思。经过艰苦说服，绝食的盖凤珍在看守所的释放证明上签了字，但释放证明上随即被写上了“转教养”字样。进了劳教院之后，她才拿到了自己的拘留释放证。李平则是被告知到处理医疗事故的卫生局领取45万元赔偿，警察穿着便衣开普通小车直接拉到马三家劳教院。到了门口，李平得到了一张教养决定书。
现行劳教体制下，决定劳动教养的权力实际掌握在公安部门法制办，由司法部门管辖的劳教所只负责执行，并无动力细究其程序。刘玉玲于2012年8月13日从国家信访局门口被大连市公安人员送往马三家，她收到的劳教决定书日期却是7月30日。一些传销者以及公安机关为完成指标“凑数”的，往往劳教决定书也是事后补齐，甚至未加盖公章。在上访人员的解除劳教出院书上，绝大多数也没有编号。
湖北女子梅秋玉“入院”的心情和别人有异。因早年婚姻破裂，梅秋玉远赴东北，却遭遇强制引产。2008年1月底，因为上访中小孩高烧无人理会，梅秋玉在国家信访局门口爬上一棵大树，随即被带回大连刑拘。5月15日，梅秋玉从大连看守所上着背铐，由四人押送到马三家。“别人到马三家都是哆嗦，我是噌一下跑进去了。”这是因为，在看守所里备受折磨的她，看到这里漂亮干净的楼房、大院里矗立的雷锋像，以及马三家镇路口国徽下“辽宁省思想教育学校”的招牌，“以为进了那个大门我逃了一条活路”。梅秋玉说。
但闪闪发光的大铁门后面的经历，并不符合她的想象。
进门第一步是搜身。下岗女工李平被“四个吸毒的按地上，把头发先铰了。脱光衣服检查有没有凶器。简直蒙了，没见过这阵势”。李平不服，提出自己没有在劳教决定书上签字。“管教说，你进来就是罪犯，别管你是谁，公安局送来你就是罪犯，至于什么手续和我们没关系。”
大连人郝威以前是做美术的，由于一套未能按期交付的房产，她从雕塑家变成了劳教人员。入院之初，她保留着写诗的习惯，很快纸笔和书本被没收了。她意识到这里需要的是服从和恐惧。“第一次看他们全副武装带上警棍的时候，我眼泪都下来了。身上背着警棍、报警器、手铐，我就想你是人民警察吗？这些女人犯了多大的错啊？”
“劳教的对象变了。过去送来的真是狠角色，现在是弱势群体、上访的和搞传销的大学生，看上去可怜，有工作的弄成没工作了，有前途的在染缸里毁了，背上了不名誉的前科。”肖溪说。
劳教所的楼房是2000年新建的，看上去宽敞明亮。宿舍是架子床，每舍20人左右，比之以往的小平房、稻草土炕、烧苞米杆取暖，硬件大为改善。但宿舍里叠得方方正正的被褥，用于外界检查参观，晚上并不能打开来睡觉，被劳教人员们称作“假象被”。真正盖的被褥每天早上打包放在仓库，晚上取来。
肖溪介绍，劳教所供暖经费不足，冬天暖气不热。规定一个月洗一次澡，但安装的太阳能热水器只有夏天能提供热水浴，其他时间用冷水擦身，女学员大都患上了痛经。直到最近才给了女学员擦洗用的热水。
更成问题的是伙食和医疗。
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和司法部条令规定，劳教人员的伙食和医疗由国家承担，劳动教养人员的口粮、副食品按照当地国营企业同工种定量标准供应。近年实行了经费人头包干制，要求劳教人员生活不得低于当地最低水准，辽宁省是每个劳教人员每月伙食费160元，这笔钱并不足以吃上过得去的伙食。
主食是两顿窝头一顿米饭，有一阶段有混合面的馒头。菜就是煮白菜萝卜。中午的米饭总是煮得不熟，剩下来掺上水，做第二天早上的稀饭，往往都没有煮热，窝头也发凉。只有晚上的窝窝头和菜汤是热的，被称为“救命的一顿”。梅秋玉说，伙食牌子上写的标准是有荤腥，“实际什么也没有”，只有过年吃一顿小饺子，星期天有很小一片咸鱼。上访人员梅秋玉、陆秀娟、赵敏等人被编入“特管队”期间，伙食更差，九个人只有一小盆大头菜，主食只有窝头。由于维生素和盐分严重缺乏，几个人都患上了严重的灰指甲，向管教队长申请买咸菜，也没获允许。
2013年初，王振在探望妻子刘玉玲时得知，在订单空档期，她们的伙食减为一天两顿。
劳教人员家属送的钱由所里统一管理，每个劳教人员有一个户头，凭卡支取购买零食日用品。劳教所里开有小卖部，价格奇贵，一块劣质肥皂卖到5块钱，一个鸡蛋两块钱。近来在司法部一再严令下，在大楼底层开办了明码标价的平价商店，但据劳教人员说是摆货应付检查，真正卖货是在另外的小卖部，仍旧是价格奇贵。一位业内人士对此的解释是，“这好比飞机场，顾客是特定的，东西的价格总要贵一些”。由于劳动量大，油水薄，明知价格贵，不少劳教人员也不得不购买补充营养，家中无人送钱的就只能硬熬了。
亲情餐也是高消费的一种。劳教条例规定，家人探望可以在食堂与劳教人员一同吃饭。相比起正规的接见，这种方式限制较少，因此家属和律师会见往往采取此种做法。但亲情餐的价格，却量少质次价高。贾凤芹回忆，每次丈夫和女儿探望她，点两三个菜就要花100多元。
看病是劳教人员的大宗支出。按照国务院规定，劳教人员的医药费由劳教院全部负担，但实际上，马三家劳教所里都是学员自己付费。陆秀娟保留的卫生所和劳教院医院药费单据显示，从100元一次的B超到2元钱的西药费，都要当场支付，还要收取10元一次的注射费等。此外，还有一张2008年11月26日由管教队长陈秋梅草拟、陆秀娟签字的“一大队三分队陆秀娟欠药费”的欠条。在陆秀娟的劳教日记中，只有一次她从值班的一位周队长处得到了几片祛痛片。
卫生所和劳教院附属医院的设施简陋，碰到需要动手术或转院治疗的严重病情，劳教人员的负担更为沉重。马三家劳教院原副院长彭代铭介绍，遇到劳教人员重病，一般是办个院外就医，自己回家治了事。
这对于劳教人员已是一种幸运。李平入院之前是三级肢残人，患有风湿性关节炎，需要终身服药维持。由于在劳教所里没有条件就医，阻断了治疗，解教时她的残疾程度变成了二级，无法伸直肩背走路。刘玉玲2013年1月从劳教所带出的求救信中，提及了一个患有子宫肌瘤的劳教人员陈丽，肌瘤直径由入院时的4厘米增长到10厘米，仍旧未能院外就医。
劳教条例规定孕妇不得劳教。刘玉玲自2012年8月进所之后，一直反映自己怀有身孕，腹部增大。在家人接见时拍的照片上，解开裤带的刘玉玲大腹便便。刘玉玲三次到马三家劳教院医院接受B超检查，皆被诊断为未怀孕。但刘玉玲自述婴儿胎动明显，日益接近预产期，强烈要求转院检查，却一直未得允许，至今仍在劳教院羁押，上车间劳动和起居都要两个同伴扶持。
干活
王玉萍入院时赶上了订单高峰期。
她坐在染血的旧棉花上铰扣眼，“每天要做800条棉裤，还要打包。一天20个小时在车间”。王玉萍睡觉不脱衣服、不洗脸洗脚，“留着劲儿干活去”。
刘华的《劳教日记》记载，二大队三个分队，打包车间20人，裁剪车间16人，扎花车间50人，车间做服装50人。女所2010年做大衣16万件，裤子3万件，其他工作服2万件，广州石狮裤子订单5000条，一共22万件。
2011年2月23日至5月20日，女所劳教工厂做了3万件套装。6月1日至8月20日，为深圳杰尼丹服饰公司加工10万件羽绒服，包括从身高1.60米至1.90米各种款型。刘华的《上访日记》即取材于做内胆的防雨布下脚料。8月23日至年底共做套装4万件。
贾凤芹是凌源针织厂退休工人，2004年被劳教，她发现里面的工作强度远超针织厂。“最低10小时，一般12小时到14小时连轴转。”早上5点起床，排队出工，从6点半干到11点半，下午从12点半干到17点。如果遇上赶工期加班，就说不准了，据肖溪透露，时间可能会超过午夜12点直至一两点。司法部劳教局规定，劳教人员劳动每天不得超过六小时，因季节、工期等特殊原因加班需经劳动和教育部门审核，每天最多不超两小时。流水作业，手脚慢影响了下道工序，就面临罚款、体罚、加期。
车间任务量包干，当天必须赶出来。刘华干的是画线、铰线头的轻活，还要给领袖配号。“我一天要过手1800件到2000件。还要拿熨斗熨衣服，一天要熨3000件的衣服。”缝制成衣的人，任务量是320件。《上访日记》记载，2010年7月20日，刘华完成定量后，带班(从劳教人员中选拔的生产管理者)要求刘华再加50件案板工，刘找值班队长评理，被带班当着干警的面打伤，此后去大北监狱医院做了CT。梅秋玉由于引产后遗症身体不好，完不成分派的任务量，值班队长让她选择熬夜完成任务还是罚站。梅秋玉说选罚站，被队长推倒在地，用高跟鞋踩住小腿转了一圈，踩出一个洞，溃烂几个月才复原。至今，梅秋玉小腿上的疤痕清晰可见。
没有周六的学习或休息，常常也没有周日和节假日。陆秀娟印象最深的是，2005年三八妇女节，就要解教的她和同伴们上了一整天又加了一个通宵的班，后来她就在工位上迷糊了。干活干到迷糊是寻常现象。王桂兰本身是开成衣铺的，车间的活儿比较内行，动作比别人快，还能指导别人和修理机器。但是她年过六十，好几次干着就睡着在机台上了。王桂兰由于有技术，不会受到惩罚，但一般学员可能被带班的按在案板上，用一根铁板尺抽打头背。刘华称，一个叫王素芝的学员，因为做军大衣熨口袋不过关，被带班把脑袋按在案板上用拳头打，人被打傻了，来例假不知收拾顺腿流，后来被医院诊断为精神错乱。
为了保证干活时间，防止借故怠工，车间的厕所也被锁起来，一天只准上三次，这成了劳教人员和带班、值班队长之间冲突的诱因之一。
生病不是免于劳动的理由。贾凤芹保留的劳教所卫生所注射通知单显示，她因为“昏迷待查”和“眩晕待查”输液，得到的优待不过是“照顾劳动不加班一天”，而非休息。
彭代铭回忆，“素质差一点的干警、带班，认为有人装病怠工，你说干不动活也拉过去，到现场待着。”
梅秋玉因为脚被踩伤无法出工，被人抬到车间去，在工位上坐不稳，跪在地上给军大衣画圈，以儆众人。带班的说为梅秋玉“针灸”，用缝纫机针扎她的手指头，后又换成手缝被服的大针，在肩背上乱扎，长期贫血的梅秋玉被扎伤都冒不出血来。
近年来上访人员增多，由于思想上认为自己没有犯错，她们进所之后往往拒绝劳动，也都为此遭到严厉惩罚。肖溪说，这成了近两年干警和劳教人员间最大的冲突。上访者朱桂芹身为残疾人，进所后一直拒绝劳动，结果遭到了长年蹲“小号”、上戒具等严厉惩罚。在女所里，她是少有的一直没有劳动过的人。
超强度劳动是马三家多年的传统。彭代铭回忆，作为分管教育的副院长，他和分管生产的副院长矛盾很大，他想保证教育时间，但课时都被干活挤占了。肖溪称，由于劳教人员干活时间长，干警也无比辛苦，加班加点盯着，“玩命干”。
马三家劳教院地处沈阳市西郊，根据《院志》记载，总面积近3万亩，在多个劳教所和监狱占地之外，还拥有1.5万多亩耕地。直到数年以前，这些耕地全部是由劳教犯耕种，栽种玉米、棉花。此外劳教人员更长年外出做劳务，挖沟修路。“在沈阳街头，那时看到一群群穿黄马甲干苦活的，就是劳教人员。”曾经在司法局处理涉及劳教工作的律师王力成说。女学员则主要做被服和手工艺品。劳教院拥有自己的被服厂、加工厂、机械化养猪场、烧结厂，还有服装公司。《上访日记》中提到的欣誉服装有限公司一分公司，业务联系地址就在马三家劳教院，员工人数标注为5人至10人，实际的工人主要是女所的劳教人员。
高峰时期，马三家的劳教人员超过5000人，无偿劳动产生出庞大的效益。彭代铭说，当时一年外出劳务的收入就过千万元，加上种地和工厂的收入，总产值一年近1亿元。
近年来，国家停止了劳教机构自筹一半经费的政策，保证了从干警到劳教人员的日常经费，干警由事业编制一律改为国家公务员，伙食费、医药费落实到学员个人。但“人头费”的保障，没有取消“劳动”的名义和消除创收动力，超强劳动并无改观。肖溪称，直到最近，废除劳教呼声高涨，上级部门加强了对超时劳动的监督，有时深夜抽查，劳教车间安装了摄像头，劳动时间才有所下降。但王振最近去探望刘玉玲，一天上工九个小时的情形并无改变。
创造了庞大产值的劳教人员，本身却没有劳动报酬，也缺乏劳保措施。彭代铭回忆，他在任时劳教人员干活没有任何报酬。近年来，劳教所开始给予学员一月10元的象征性补贴，这一区区之数仍常遭克扣。
彭代铭一直认为，劳教人员有别于罪犯，他们和普通劳动者一样有权利获得工资。国务院1982年发布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规定，劳动教养管理所应当根据劳教人员从事的生产类型、技术高低和生产的数量、质量，发给适当工资。然而在现实中，这一规定形同虚文。上世纪50年代初创时，劳教院归属民政局管理，劳教人员曾经有过工资，但很快成了明日黄花。
相比于真正的罪犯，由于没有劳教法律条款，劳教人员在劳动安全、健康上更无保障。长年的重度劳动使劳教人员普遍患上了脊椎骨质增生和椎间盘突出等疾病，却无从医治。
早年马三家劳教院发生过烧结厂工人意外身亡的事故。彭代铭透露，当时如果在劳动中产生工伤，并不存在赔付，只是提前解除劳教作为交换。现在要解决类似问题，劳教人员作为劳动者的地位仍需明确。相形之下，《监狱法》则明文规定了罪犯劳动受劳动法保护，发生工伤参照国家劳动保险法规处理。
劳教产生的庞大效益，也引发了腐败效应。劳教生产车间的效益无需上缴财政或司法厅，劳教院自身即可支配，却没有财务公开制度。“几千亩地和厂房的租金、车间加工收入，干警没得到福利。” 肖溪说。
2004年，沈阳市城郊检察院办理了马三家劳教院曾洪光贪污案，判刑12年。更受劳教院干警关注的，则是检察院对时任劳教院长张某的立案调查，这起案件以后不了了之，张某调任司法厅某企业任职。网络上马三家劳教院干警的举报材料称，劳教院家属院“河畔人家”小区工程收取干警每平方米1000元的成本费用，决算成本费用为800元／平方米，差价达2300多万元，却未退还给干警。张某即因此事下台，却免予刑责。
“包夹”、“小号”、电棍
马三家女子劳教所分为三个大队，实行分级而非分类管理，对外虽然有强戒大队的名称，实际是和普通教养人员混合居住管理。上访人员在分级中属于“严管”，甫一入院即被安排“包夹”。
“包夹”是劳教系统的一个专用名词，意谓对于“严管”的重点人员，安排可靠的人员对其监视控制。“用两个表现好的负责看护，睡觉、吃饭、干活在一起。”彭代铭说。但实际上，包夹的人数有可能远远超过两名。梅秋玉有段时间由于身上藏有物证，被重点照顾，“在车间是七个人看我，回去吃饭是四个人，走道里是四个人”。
“包夹相当于承包式的，专门管你了，一举一动，上厕所，说的话都要向上汇报。有的罢工搞横幅啊就有四个包夹。包夹没什么好处，干也要干，不干也得干。那些普教不干就要加期，他们也是无奈。”刘华回忆说。
参与管理的劳教人员还有“坐班”和“四防”。
“坐班”协助室长管理22人的大宿舍，“坐班不干活、不进车间，就是打扫卫生，组织上厕所、洗脸，每个礼拜洗一次衣服都要管。”一个被教养人员说。
“四防”的含义则更为复杂，据彭代铭介绍，原意是防逃、防火、防自残、防事故。眼下“四防”成了无所不管的警察助理，也是被“严管”的劳教人员最畏忌的人。
“四防”管理的程序之一，是每天下班后的“卡齐”。
“卡齐”属于教育内容，但在劳教人员看来，它和教育搭不上边，只是一种变相体罚。
下午5点下班后到教室，“一人一个小塑料板凳，左左右右前前后后对得整整齐齐，有时候还背三十条。这个板凳要坐一个多小时，星期天也要坐。两个小时也正常”。郝威说。这足以使本已疲劳不堪的劳教人员难以忍受。“三十条”指劳教人员行为规范，也是日常教育的主要内容。
教育内容还有学习劳教各种相关法规等。据说因为劳教人员用学到的知识写举报信要求各种权利，后来改为学小学课本，一般是由得“红旗”的先进分子把课文抄在黑板上，其他人在下面抄写。上访人员往往拒绝抄写。
刘华回忆，2010年“七一”，劳教所曾经请中央党校教授前来讲课，她提问《宪法》上是否有劳教的规定，教授无法回答，被周围包夹人员捂住嘴不让讲话，此外也有人呼喊打倒腐败，讲课草草收场。
周六本来是规定的教育时间，但实际中所有的天数都是劳动日，因此教育只好安排在收工后的晚上，成为劳教人员的又一负担。陆秀娟说，有人为了减期，晚上加班回来，还要抄作业到半夜。由于上访人员拒绝抄写作业，每到考试的时间，劳教所不得不安排别人替她们答题交卷，以应付劳教局要求。
没有教育课时的问题，彭代铭在任时就很头痛。他曾经主编了全国劳教系统专门系列教材，还试验了“走读”的方式，建立了总数达一二百人的“试工大队”，对于表现好的被劳教人员，允许他们晚上回家与家人团聚；另一方面组织干部家访，了解该人员在家中和社区表现情况， “社会反响很好”。但这种费时费力的措施，以后并没有持续下去。
教育感化必须与惩戒手段结合。如果被关进惩戒室(“小号”)，可能被要求整天“卡齐”，反复背诵“三十条”，直到精神崩溃。
惩戒室是司法部有明文规定的惩戒措施。它的使用范围和关押日期，都有严格限制，惩戒不能超过十天。但现实中的使用方式，往往远越出条文边界。
女教所的“小号”不止一种。据劳教人员说，最狭小的惩戒室宽1米多，长2米，原来只用于特定类型人员，后来却使用在普教身上。2009年6月12日，陆秀娟因为同管教队长发生争执被关进了小号。小号在四楼，是大房间中的一个小空间，据劳教人员讲述，面积约4平方米，没有光线，昼夜点灯泡，门上只有一个小气窗。由于气窗被堵上，陆秀娟进去后感到窒息，一天中多次昏迷，不得不趴在地上，把鼻子凑到门缝上呼吸喘气。管教队长通过监控看到陆的情况，批准她到走廊上换气。陆秀娟在走廊里休克，两位干警赶来做按摩人工呼吸才缓过来。此后陆秀娟被挪到稍大一些的新建小号，面积约6平方米，与梅秋玉一同关押。这间小号很潮湿，两人在其中一共被关了四个多月，后来又被移往“特管队”(对外称直属队，关押上访人员)。小号的窒息休克经历，让陆秀娟从此患上了头痛和心脏病，多次去马三家医院做心电图，在她保留的收费单据中，有多次心电图的记录。
赵敏在2008年至2009年一年的劳教期间，曾经三次被关进小号。第一次时长13天，第二次15天，期间在小号里度过春节。第三次时长近五个月，从2009年2月26日一直关押到7月7日，后期被转至“特管队”。第一二次关押期间正值严冬，不给被褥，赵敏和衣睡在地板上。不让出外上厕所，只能使用便盆，吃喝拉撒都只能在狭小空间里完成，赵敏曾经绝食。肖溪对LENS记者证实了赵敏长期关小号的经历。
由于小号地面潮湿需长时间站立，赵敏的双膝盖后面起了大包。解除教养后沈阳第五人民医院的影像报告中写着双腿静脉曲张、双侧窝囊性回声，建议手术切除囊肿。2011年11月辽宁省司法厅劳教局对赵敏的申诉出具复查意见，提及医生称“常年站立，下肢活动少，引发症状”，但认为赵敏在劳教期间的经历不是致病病因。
盖凤珍自2009年2月25日到4月被关在小号，透气窗也被钉死了，换不过气。“躺在地上，地板上都是水，大便尿全在地板上拉。等到第三天，才给一个尿盆。”盖凤珍由于此前被上过“大挂”，晚上连水带血吐，第二天又吐血，“哗哗吐的全是黑血。吐了三回”。
朱桂芹是少见的长年被关押在小号的人。2005年3月17日，她进入劳教所，4月30日因为拒绝劳动被关进惩戒室。由于呼吸困难，朱桂芹和陆秀娟一样趴在地上，鼻子凑着门下方缝隙透气。没有被褥，直接睡在地板上，朱家人送来的海绵垫子被取走。
抚顺市法律援助中心2005年12月17日的一份调查笔录显示，当年8月受命护理关在特殊小号里的朱桂芹的劳教人员林景云作证，“护理三天期间，看到朱桂芹只穿着胸罩和裤头，睡在水泥地上，只有一个草垫子和一套被服，没有床。”朱桂芹还称，当年11月来暖气时，她小号里的暖气片被拆除。
由于不让出去上厕所，有段时间又连自己的脸盆也不让用，朱桂芹大便拉在地上，又被她糊到墙上，小便尿在娃哈哈瓶子里。以后当检察院接到家属报案前来查看，劳教所不得不专门洗刷了小号。
司法部《劳动教养管理工作执法细则》第45条明文规定，对被禁闭的劳动教养人员应当实行文明管理，应按规定标准供应饭菜和饮用开水，保持室内卫生，对疾病患者应及时给予治疗；被禁闭人室外活动每日不少于一小时。
在小号里，由于不肯顺从和拿脚踢门，朱桂芹遭到了多种惩罚，其中一种是将双手扣在小号门的铁栅上，连续13天。司法部劳教执法细则明文规定，对劳动教养人员使用戒具，只限于手铐。严禁使用背铐、手脚连铐和将人固定在物体上。2005年9月，朱桂芹家人报案，律师介入，检察院前来查证，当时朱桂芹的腿已经肿得快要齐腰，脚面肿胀2寸高。
辽宁省检察院监所处2008年4月8日出具的一份复查报告(办案人刘兵、李文渤)称，经城郊检察院调查证实，2005年4月30日至5月8日期间，管教副大队长王艳萍“经请示汇报，对朱桂芹关禁闭和使用戒具措施，开始将朱的双手用手铐铐在禁闭室的活动拉门上，后改为单手铐在拉门上。”5月27日，朱桂芹被关禁闭和使用手铐五天，“此间朱桂芹双手被铐在禁闭室的铁拉门上，睡觉时打开手铐。”但代理朱桂芹申诉案的律师调查笔录却显示，负责“包夹”朱桂芹的夏宗丽作证，5月8日以后，晚上朱桂芹同样被铐着站立，无法睡觉。
7月21日，因在王艳萍的办公室发生冲突，王让两名“四防”人员将朱桂芹摁在地上，用透明胶布将朱的嘴封住。该复查报告认定王艳萍有不按规定使用戒具的行为，但以“事出有因”为由不予立案，只是向司法厅劳教局发了检察建议。马三家劳教所(以后改称院)对朱桂芹姐姐朱贵芝的信访答复意见亦承认，王艳萍“不按规定使用戒具，违反了规定”。
除了关小号和上手铐，检察院调查还认定，2005年5月8日，副大队长王艳萍等人在小号门口与朱桂芹发生冲突。王艳萍“一气之下打了朱桂芹两个耳光，经请示女所领导使用了电警棍”。
司法部《劳动教养管理工作执法细则》明文规定，使用警棍限于发生逃跑、骚乱和暴力袭警等情形。对老、弱、病、残以及未成年和女劳动教养人员，一般不得使用警棍。但朱桂芹遭到电击却并非只此一次。根据朱讲述，她在关入小号的当天已经遭到电棍捅面部、太阳穴。5月8日之后，朱再次遭到电击。直到9月29日，朱桂芝和律师一起会见朱桂芹，用手机拍下了朱桂芹的面部照片。这些照片显示，朱桂芹面部布满小红点和红斑，神情萎靡衰弱。一同前往会见的辽宁锁阳律师事务所张源律师称，“第一感是电棍捅的。”朱的手指上也有出血的伤痕。
张源和同事此后走访劳教人员进行了笔录取证，这些人先前都接受过城郊检察院的调查取证。曾被安排“包夹”朱桂芹的劳教人员李玉杰作证，队长王艳萍5月8日将朱桂芹双手铐在铁门上，用大号电棍捅朱桂芹的“脸、身上、脖子、脑袋，脸边一条条地都出血了”。电击时间“挺长，能有20分钟左右”，在场的李玉杰被吓坏了。打完之后，朱桂芹的双手仍被扣着，她正好来例假，只能由李玉杰帮忙料理。另一名“包夹”人员夏宗丽写材料证明，朱桂芹双手被向后铐在铁门上殴打，之后用两个扣子扣在铁门上，大小便由“包夹”人员轮流收拾。
另一份由抚顺市法律援助中心高洋律师取证的调查笔录显示，曾经护理朱桂芹的劳教人员丁英作证，她在6月16日前往接朱桂芹到一大队时，发现朱桂芹住的小号墙上有血迹。另外在给朱桂芹按摩头部时，发现朱的双太阳穴有瘢痕，她询问朱桂芝，朱回答是在二大队时被电棍打的。
朱桂芹不是唯一遭电棍欧打的人。上访人员曲华松2008年9月被送入马三家劳教一年，在所里被上铐电击，面部烧成红疙瘩，曲华松的亲属在接见时拍下了照片。直到今天，曲华松仍不愿让外人看到当时自己“被毁容”的惨相。电击给胡秀芬留下了至今手指尖、双腿麻木的症状。
劳教人员胡秀芬描述遭受电击的感受是“特别疼，浑身颤抖”，随即又摇头说“无法形容”。刘华也曾经被扒光衣服电击，甚至被电杵舌头。她描述说：“一凛一凛的，过电的时候心嘣嘣地跳。心不稳。电打在舌头上，跟针扎似的。站不稳，我也没硬撑。”
盖凤珍有次眼看要受电击，一个队长劝阻说“她心脏不好，上电棍会出人命”，才得以幸免。
“大挂”、“老虎凳”、“死人床”
小号、手铐、电棍是见于劳教规定的。此外马三家劳教所里尚有各种名目的发明。
“大挂”是手铐的延伸使用，但其复杂的程序和人体效果，已远远超出“将人固定在物体上”的字面意义。
根据劳教人员讲述，大挂有十字挂、斜挂、平铐几种方式。十字挂中又分为两脚悬空或落地。朱桂芹在小号里受到的，是最轻的平铐。
梅秋玉入院后不久提出要申请行政复议，被管教一再拖延过期，梅因哭喊而被上“大挂”：双臂被用手铐分开十字铐在两张床头，拉伸到臂长的极限，双脚用一块夹板固定住。管教再拿脚一踹床，“筋就一抽，感觉胸里面都碎了”。悬挂的时间不长，“因为我身体不好，一挂我没气了，又赶紧放下来，一直到晚上吃饭的时间才醒过来”。
盖凤珍在2009年6月2日被上“大挂”，“挂了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的样子。嘴也歪了脖子也歪了，出的汗不像水，像一层胶黏在脸上。”
6月19日，盖凤珍因为不答应息访，又遭到了更厉害的“斜吊”和悬空十字吊。“一个手撑在上铺的栏杆，一个手扣在下铺的栏杆……斜吊完了给我十字吊，两个腿还悬空，只有脚尖能踮着一点地。”
赵敏称她被上“大挂”的时间达到连续28小时。“先是吐水，后吐血。地下全是血。”值班队长担心出事，将赵放下来，由于赵敏不肯承诺下车间劳动，不久又再次被挂。赵敏的大小便都拉在了裤子里。吊久了之后，双臂血液不通，这时会解开手铐，让其抡一会双臂继续吊。
肖溪就劳教所内“上大挂”解释，这并非合规的处罚，是个别干警的私自创意。“人体承受能力有限，到一定时间，使你屈服、服从。好比家长体罚孩子。这和干警的个人性格有关系，有人就认为她是管理者，就一定什么都对，对被劳教者没有一种理解。”
由于上“大挂”的地点并非是在生活区或有监控设施的惩戒室，而是一间库房，因此可以任意施行。
赵敏及其家人一再就其被虐待之事申诉。沈阳市城郊地区检察院驻所检察室暨控申科进行了调查取证，负责人姚科长承认存在类似情节。他对LENS记者解释，“因为她闹，给她控制住一个地方，达不到虐待的程度。针对管理需要采取措施。和故意虐待还是有区别，是违反行政纪律和违法犯罪的区别。”姚科长说，处理违纪是司法厅劳教机关的职责，检察院可以发检察建议处理，但由于劳教机关已经介入，因此没有必要。
赵敏称，从“大挂”上下来后，她被送上了“老虎凳”。据她描述，“老虎凳”的样子是一个铁凳子，铁板有10厘米厚，两边有搭扣将手扣住，脚也上锁，扣的高度使人无法伸直只能半弓着。一按机关，手脚就扣上了。搭扣都像手铐有伸缩功能，越动越紧。时间一久，粗糙的铁板会磨坏从尾椎到肩背的皮肤，手腕脚踝更会被铐齿啮伤。5月12日赵敏在“老虎凳”上坐到半夜，原有冠心病的赵敏心脏疼痛，满脸全是汗水，身上穿的棉裤内外湿透了。赵敏的双腿脚踝上，至今留有当年口齿留下的伤痕。
辽宁省司法厅劳教局在2011年给赵敏的答复意见书中提到，赵敏申诉的“被关队长打后上大挂”和“被王艳萍等人拽坐老虎凳”问题，经劳教局组织复查，“未发现干警对赵敏采取过激行为、实施虐待和动用刑具证据”。针对赵敏提出的调阅事发时监控录像的要求，答复称生活区内安装的监控设备硬盘容量有限，仅能保留一个月左右的录像资料，已无从提取。
“死人床”用于对绝食的劳教人员灌食和控制。根据劳教人员描述，“死人床”是一张皮革面的铁床，从床头到脚有多道铁质搭扣以及带索，可严密固定束缚绝食者全身。被缚者身体赤裸，下身臀部部位有一个大小便口，绝食者可被长期绑缚不下床不能活动，灌食和大小便都在床上解决。
朱桂芹于2005年9月27日至10月6日在“死人床”上被灌食十天。她自称，马三家女所劳教人员使用“死人床”被灌食是从她开始的。10月2日，朱桂芝在接见日前往探望，朱桂芹还被绑在“死人床”上无法会见，朱桂芝报案，110出警到现场。此后朱桂芝向检察院举报，10月18日沈阳市检察院人员介入，朱桂芹得以下床，并搬往条件稍好的房间。由于身体严重虚弱，朱桂芹此时需要吸氧维持生命。朱桂芝会见时拍下的照片显示，朱桂芹居住的房间里放有一个用床单蒙住一半的氧气瓶。
在电击、小号和“死人床”多种处罚之下，朱桂芹出现精神症状，被送入精神病院。在精神病院她接受了“比电棍还厉害”的电击治疗，此后又被送回劳教所。在张源提取的律师调查笔录中，多名证人证实朱桂芹在劳教所里精神已经很不正常，“白天黑夜喊叫‘我要回小号’”，被派去护理她的劳教人员丁英也“身体受到严重影响”，“睡眠不好、心脏不好”。
2007年3月16日朱桂芹三年劳教期满解教，因其在所内受伤致病，劳教所和抚顺当地派出所担心家属不肯接收，将其带至长春街道安居社区强行丢下。不通知其家属亦不告知社区工作人员，开车跑掉，导致精神不正常的朱桂芹打砸社区电脑和玻璃门窗。安居社区为这一事件出具的证明称，社区蒙受损失7000元，在没有交接手续的情况下，出于人道被迫于第二天出资将朱桂芹送至精神病院治疗。朱桂芹住院治疗七个月，2007年6月6日，抚顺市第五人民医院对朱做出“创伤后应急障碍”的诊断书。2010年，朱桂芝因替妹妹奔走上访，又被送进了马三家女子劳教所，羁押一年半。
盖凤珍回忆，她2008年4月16日至19日被束缚在死人床上，脖子、胸部、腰部、大腿、小腿、脚脖被捆绑七道布索。梅秋玉的记忆中索扣也是七道，她说，索扣是带弹簧的，能拉伸。由于大便口是方型的，边缘铁棱粗糙，会硌烂腰部和背部，导致阴道感染。朱桂芹曾在“死人床”上被缚了十天，上身衣服露到腰，下身裤子被剪破裸露到膝盖以下，双脚八字形扣住两边床脚，每隔24小时灌食或鼻饲一次。
灌食之时，使用妇产手术用的子宫口扩张器撑开绝食者嘴巴。灌食完毕后，扩张器仍然留在口腔里。经过灌食，盖凤珍的牙齿全部松动，龇牙咧嘴，并落下了胃出血的病症，以后在小号里吐血。有两个值班队长不忍目睹，说干不了灌食的事，要求改上白班。
赵敏由于要求看病被拒绝，2008年9月2日开始绝食，到第四天被弄上“死人床”灌食。赵敏不肯张嘴， 被两男两女持扩宫器硬摁，又用抹布塞牙齿，使牙齿松动，导致灌食时门牙脱落，哽住了喉管，险些窒息。至今赵敏的门牙仍旧缺一颗，其他牙齿也整体松动，那颗被塞落的牙齿被她作为物证保留下来。
赵敏就她在“老虎凳”“死人床”上的遭遇向驻所检察室提起了申诉，城郊检察院姚科长组织了调查取证。他对LENS记者称，强行灌食导致赵敏牙齿脱落的情节确实存在，赵敏腿上也确实有伤，劳教所上级机关应当认定并作出处理决定。由于灌食的目的是维持生命，并非故意打掉门牙，检察机关也不好以虐待罪立案起诉。
对于劳教人员举报的“老虎凳”“死人床”等刑具，姚科长说相隔时间长，这些东西没有找到。监控录像只有三天到一星期，看不到当时的情形。劳教人员的说法则是，劳教所藏起了这些东西。检察院来取证时，要求提出举报的劳教人员提供这些物证。肖溪则对LENS记者证实，“老虎凳”和“死人床”都是劳教所里使用的器具，前者本是专用于特殊群体的，以后被用在普教身上。后者则是应付犯人绝食的装置。
肖溪说，近几年来，在“维稳”名义下大批上访者被送进劳教所，劳教所的压力空前增大，成为干警和劳教人员冲突的主要原因，“他们不承认罪错、不劳动，我们左右为难”。
在上访人员看来，她们的处境相比起“普教”来还好一些，院方多少会有所顾忌。普教人员除了超时劳动、“卡齐”、抄作业之外，还要承受干警和“四防”时常的体罚。在刘华和陆秀娟《上访日记》中，有多处盗窃、卖淫、传销等劳教人员因为完不成任务或生活细故被殴打的情节，其中称一个卖淫劳教人员王素芝被带班人员按头打成精神错乱，盗窃劳教人员温暖更是因劳动不合格而被打得臂青面黑。照料朱桂芹的普教人员林景云也在抚顺市148法律所的调查笔录中作证，她本人挨过两次打，“这里的管教都狠”。
在女子劳教所警卫室的墙上，端端正正张贴着《司法部劳教局关于加强劳动教养警察文明执法的若干规定》，但教养人员看不到这一纸公文。(本文全长近2万字，完整版本参见2013年4月号《LENS视觉》杂志)
名词解释
小号：惩戒室的俗称。有多种形制，最窄的面积不到4平方米，稍大的约6平方米。没有光线，日夜靠电灯照明。没有窗户，有一透气窗。如果关上，呼吸会有窒息感。另外，由于不能自由上厕所，吃喝拉撒都要在这个空间中完成。
包夹：一种劳教所内特有的监护制度。对于被严管的劳教人员，管理者安排表现好的劳教人员全时段监视控制，一同起居、劳动、休息，控制其行为并汇报其表现。包夹者也会参与对被包夹者的体罚。
卡齐：劳教所里的教育方式俗称。全体学员每天下班后到教室，在小板凳上坐齐，背诵劳教人员行为准则。时间为一到二个钟头。有时关小号者会单独被要求坐小板凳反复背诵行为准则，直到无法支持。
大挂：使用手铐将人固定在床、墙壁、门等物体上，拉伸四肢，或者将身体悬挂起来，使当事人承受超越其生理极限的重力或者张力。
老虎凳：一种用于长时间限制体位、姿式的椅子，铁制，有搭扣用于固定人的手脚，使其无法坐直亦非全然弯腰，长时间乘坐可造成肢体磨损伤害。
死人床：用于对绝食劳教人员灌食的专用床。铁制，皮革面，两侧有多道搭扣和布索，可以从头到脚控制人体，使其不能反抗。臀部有一方形铁铸口，为排泄孔。绝食者下身或全身衣服被脱，灌食与便溺均在床上，被缚时间从数小时至数日不等。
http://news.sina.com.cn/c/2013-04-07/225326754951.shtml
2013年4月1日星期一
财新新世纪 | 谢国忠：最后机会
中国经济当前情况堪忧，已经变得依靠泡沫将银行贷款和灰色收入转变成政府收入。
这是一个两难的局面：如果泡沫消失，政府就会不稳定；如果泡沫继续，社会就会不稳定。选择是艰难的，但中国必须做出选择。
泡沫是杠杆的一种形式，亦即向未来借钱来实现当前的增长。不安全的食品、受污染的水和空气都是例子，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没有为增长支付足够的成本，但这种成本终究会以某种方式表现出来的。
但是，中国正在面临劳动力短缺和通胀的问题。现行模式下的增长将会使这两个问题愈加恶化。这种增长怎么会给社会带来益处？
劳动力短缺其实不是坏事，为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提供了很好的背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仍然十分稳固。因此，任何经济结构调整造成的放缓都将是有限的，不会导致具有破坏性的高失业率水平，由此导致的低通胀也会促进社会稳定。
相反，如果中国继续通过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和信贷推动增长，在五年内将会爆发全面的银行危机。继续原有的做法对新一届政府来说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改革是自我生存的必要步骤，无可避免。
延长泡沫
内部通胀加外部货币升值，这是一个最易于导致巨大泡沫的宏观因素组合。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20世纪90年代的东南亚，以及2005年以来的中国都遇到了这种情况。
东亚发展模式的基础是制造业出口。当货币升值的压力具体化以后，就会出现针对它的政治阻力。这种阻力会导致货币供应快速增长，国内出现通胀以及国外对于本国货币大幅升值的持续期望。
然后，大环境会将货币增量中的很大一部分投入房地产市场。由于房地产等资产市场吸纳了大量资金，这在一段时间内延缓了通胀影响的出现，从而将上述组合模式合理化。
中国的货币升值压力出现于2004年。在这个问题变成一个中美政治问题之后，对人民币升值的期望便引发了大规模的热钱通胀。自那时起，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便翻了两番。货币增量大部分都流入了房地产市场，反过来又变成了政府收入。
像所有国家一样，中国的房地产泡沫也是一种货币现象。当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中国的投机热潮冷却了。美国和欧洲投机者落荒而逃，引火烧身的景象也吓退了中国的投机者。中国经济面临出口下滑和泡沫破裂的双重危险。
2008年-2009年，中国的大规模刺激政策被某些学者从支持就业的角度加以合理化。但是，它的实际结果是通过宽松的银行借贷资助并恢复了投机。
这给中国的投机者带来了足够的底气，即使全世界的泡沫都破裂了，中国也依然屹立不倒。这种心理使得政府在短期内可以绰绰有余地维持增长，但是其长远结果非常严重。
2012年，中国经济又再次重炒泡沫这盘剩饭。当市场在年中冻结的时候，国有企业用借来的钱哄抬土地价格，制造了上涨的价格曲线。其心理影响最终说服了投资者再次入场。事实上，是银行宽松的借贷标准助长了投机复兴。
中国政府也会不时地引入打击炒楼活动的紧缩政策。然而这些措施从来没有严重到可以杜绝投机，只是令投机放缓和扩展罢了。这些措施屡屡失效，让人们继续维持了这样的梦想，那就是当政府再次主动放松政策或顶不住压力的时候，价格就会再次上涨。正是这个梦想留住了大量的投机者。
最近推出的20%资本利得税措施就是最新的例子，尽管还有很多细节有待充实。
在短期内，这一税种引发了一场投机者在政策正式实施前大量交易的热潮，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
但是投机的复苏只是长期熊市的一次反弹罢了。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投机很快就会结束。但是政府的行为将会说服投机者认为市场的冷却都是政府行动的结果，而不是宏观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维持了投机者的希望。他们不会离场。一旦政府取消若干紧缩政策，投机者就会再次回来。
中国房地产市场对于将灰色收入纳入政府收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灰色收入的规模很大，很可能会达到GDP的十分之一。如果这部分资金离开中国，将会引发货币贬值。
这正是中国的泡沫与日本或东南亚的泡沫的不同之处，也是房地产调控政策总是半心半意的原因。
在150年的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中，投机和腐败是两个孪生恶魔。它们破坏了政治体系的稳定，使中国偏离了发展道路。中国人民在全球经济中具有高度的竞争力。在一个合理稳健的体系内，中国可以上升到全球经济的顶层。然而，在过去五年里，上述孪生恶魔再次出现了。
长期熊市
中国货币增长速度已经放缓了，因为全球经济疲软拉低了中国出口增长的速度。
大多数发达国家都面临着严重的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在未来的很多年里都会抑制这些国家的需求。因此，中国的货币增长率很可能会下滑。如果中国的货币增长目标实质上高于出口增长速度，将会导致货币贬值和资本外流，从而引发金融危机。
东亚模式的泡沫总是和出口繁荣一同终结。因为正如前文所述，泡沫依赖于内部通胀和外部升值。一旦出口繁荣终结，这两个条件便无法同时满足。
货币环境变化同人口老龄化和房地产需求下滑基本吻合。在快速工业化时期，由于抚养孩子的成本上涨，人口出生率会自然下滑。独生子女政策放大了这种趋势。这就是中国人口老龄化如此迅速的原因。
2012年，中国的人均收入约为6000美元，劳动适龄人口却有所减少。在世界其他地方，从来没有在如此低的收入水平上出现过这种现象。这一因素很可能使得中国的房地产熊市比日本更加严重。
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城市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尽管出现了人口老龄化，需求还是会继续增加。这种想法根本不符合实际情况。
现在很少有青壮年还留在农村。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增长阶段很可能已经结束了。大城市由于更好的就业机会吸引小城市的人口从而继续增长。但是，这只是一个再分配的故事，而不是绝对的增长。
依靠数量增长的发展战略在中国已经到达极限。从信贷、环境到资产价格，已经没有这种策略继续发展的空间了。
在过去五年间，经济增长对提高生活质量几乎没有什么影响。通胀抵消了工资的增加。如果将房地产价格考虑在内，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反而下降了。
另一方面，食品安全、水和空气污染、医疗卫生和教育成本，对于中国新兴的中产阶层来说是都是沉重的负担，在他们真正成长起来之前就会压垮他们。
控制货币供应对维持中国经济的稳定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必须相当于实际GDP的增长率与通胀目标之和。如果实际GDP增长率为7%，通胀目标为3%，货币供应就需要控制在10%的增长速度。我相信，中国的稳定在货币供应增长超过10%之后将无法持续。
增长引擎
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并没有结束。在人均收入6000美元的水平上，中国生产力增长的空间还是巨大的。可以通过更加合理的资源配置来重启增长。
跨国公司在中国和发达国家都有工厂。这些在中国工厂的生产力并不低于后者的水平。这表明中国的劳动生产力足以挣到更高水平的收入。平均生产率较低的原因是资源集中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地区。
国有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以及房地产投资，约占GDP的40％。房地产是一种非生产性资产。它之所以值钱，是因为使用它的人在其他一些活动上具有生产力。那种认为房地产由于升值而具备生产力的说法，只不过是一场庞氏骗局。
资源集中在非生产领域将会降低经济总体的效率，减缓增长速度。大规模国有部门投资的效率在过去五年里有大幅度下滑。中国国有部门的资本回报率只有6%，而标准普尔500强企业的回报率则为22％。
资本的回报率越低，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资金就越多。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经济如此需要信贷的原因。这当然是一条死胡同，结果只能是通胀、货币贬值和金融危机。
改革，而非刺激，才是增长的引擎。
首先，在经济濒临边缘之时，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不应当成为政府不作为的理由。毕竟，中国政府是公认的强势政府。
其次，存在一个有效的选择，这就是将公共支出控制在当前的水平，而不是将其进行削减。对于这种局面，既得利益集团应当能够接受。
中国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很高。这就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一直很稳固的原因。
即使是在纺织和服装等劳动力密集行业，中国仍然高居世界首位，规模是越南的十倍，尽管越南的工资水平只有中国的一半。在电子行业，没有其他国家能够拿走中国的市场份额；在机械行业，也绝对是中国称雄。
一旦国有部门控制支出，资本供应增长将会走向家庭部门和私营企业。整体资本效率将会逐步提高。中国经济将会通过生产力的提高而重获增长动力。世界上没有其他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具备勇往直前的机会。
中国经济其实还拥有巨大的未开发的劳动生产力，一旦这部分生产力释放出来，将会解决这个国家现在所面临的全部问题。所需要的就是国有部门后退一步，这执行起来应该没有那么困难。■
张千帆：从公民到宪政
张千帆：从公民到宪政 —图解《公民宪政宣言》
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再一次来到杭州，这是我第三次来到杭州。第一次是早在1981年的夏天，那时是来旅游的；第二次是30年之后，当然这当中有15年是在美国，不过这个时间也非常之长了。第三次离第二次时间只有3年，我想以后来杭州的时间会越来越频繁，因为杭州的公民团体非常活跃、非常积极，公民阅读沙龙办得有声有色。感谢卫军啊、晓光啊这样一大批非常热心积极的志愿者，我要感谢的不仅是你们组织了这场活动，不仅是你们给我颁奖，而且是你们让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因为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就是公民与宪政，宪政的希望在哪里？宪政的希望在公民！大家一定要做一个真正的公民。大家早上能够坐在这里，关心一个和大家切身利益可能没有直接关系的宪政问题，大家就已经是在做一个公民了。有的时候，我一个人也会有些悲观，我今天讲的可能大部分时间都是表现出悲观的情调，但是大家的积极的参与确实让我看到了希望。
今天也不是正式意义的讲座，就是和大家一起座谈交流。因为公民阅读沙龙在一月份就专门播放了《辛亥革命与中国宪政》的视频，那个时候我没能来杭州；视频得到的反应挺激烈的，有的认为它比较激进，有的人觉得很振奋，因为批专制批得非常给力！但这篇东西的目的其实并不是为了批判，当然用词用得比较激烈了一点，但它总的来讲有一个分析框架，是要说明过去百年中国制度和道德交替衰败的过程动力学。毕竟，中国从辛亥革命到现在一百年了，对这百年历史总归要有个坦率的交代。对这百年历史，说实话我总的评价是很悲观的。刚刚林总讲，我们中国的这种道德衰败可能不是一天两天，可能要回溯到秦皇汉武甚至更早的时候，说得很对。中华民族的道德一直是有问题、有缺陷的，但是近百年的滑坡尤其厉害。所以今天，我想是要有人给这段历史一个真实的、公正的、不夸张、不粉饰的评价。这也算是对辛亥的一种纪念吧。有的人认为它“激进”。其实激进并不是我的本意，你们也能看到我这个人是不激进的。为什么听上去激进呢？就是因为中国的现实就是非常激进的。如果你真实、你讲真话，那么你的话就会显得激进。这样也就让有关方面比较害怕。当然，他们一直都比较害怕实话、真话。但是他们为什么害怕呢？就是因为我们的现实就是比较极端、比较让人害怕的。
我的那个视频有一个文本，就是《公民宪政宣言》。我最近出了一本小书：《宪政中国的命运》，上面有两篇文章，第二篇是《宣言》，2011年12月终稿。早先在2008年马英九当选的时候，我写过一篇《从国共合作到第三共和》，因为我们有辛亥革命产生的第一共和，1949年革命产生的第二共和，但这两个都不是真正的共和，我们还应该有一个第三共和。总的基调是第一篇比较乐观，其中倒也是讲了很多困难，比如公民维权，但总的来说还是乐观的。但从2008年到2011年，我觉得中国的社会有了很大的变化。无论是社会现实还是人的观念都在往悲观的方面变化，我自己也是这样，所以我自己的《公民宪政宣言》也就比前面这篇文章悲观、激烈了许多。我今天就是想跟大家用比较直白、朴素的语言解释《宣言》。既然是宣言，有些用词有点夸张，但是今天要把一些道理讲清楚。本来一直都在思想斗争要不要做一个ppt，后来在坐飞机到杭州的路上，最后还是做了。时间比较紧，昨天晚上做到了两点半，还没做完，所以今天大家看到的是一个未完成的东西。今天主要用图来解释《宣言》所要表达的意思，请你们把摄像头主要对着图，不要像之前那个视频那样对着我。我不是美女，没什么好看的，配一些图会更加有意思。
第一张图就不好找，好不容易在网上找到一张。我觉得中国百年史有点像现在的股市，基本上是只跌不涨。当然也有反复，有时会遇到什么利好消息，涨一涨，然后又下跌了，总的趋势是在不断地下行。无论是制度还是我们的道德状况，还是我们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都是处于这个一个趋势。今天没有时间展开，我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制度在中国从来都是一个问题，两千多年来一直是一个问题，只不过1949年以后问题更加严重了多。
道德也有问题，但是因为儒家的这套东西一直在那里撑着，至少在精英阶层中有一部分还能被称得上是“君子”。但是到现在，看看中国的官场，还有几个能达到这个标准？社会的道德滑坡也是相当厉害。当然，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跌跌跌，跌到了谷底也会有一个回升。你们看这个图找得很不容易的，还要找一个回升的。回升的时间就是1978年我们搞改革开放，确实有限度地回升了，比如公民道德。在80年代的时候，像我这样年纪在国内读书的，大家都在谈论一个话题，叫“信仰危机”，大家都认为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因为正统的道德信仰已经衰落得不行了，拿什么来替代？现在，年轻人、大学生没有再关注这个问题了。这当然可能表明大家都适应了，反正滑坡就滑坡呗；不过，我们社会还是有一定程度道德的，不能一概而论。今天大家能发现那么多的义工，本身就是公民道德的反映，所以我从来不认为中国公民的道德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但是在我们这种制度环境下，它可以是很严重的问题。
自然环境不用多说了，我从北京来，在北京我是一直都戴口罩的，杭州好一点，但大家也不要被假象所迷惑，以为空气觉得还可以就没什么。其实我在北京也这样，阳光普照，空气里好象有一些灰尘，但不是很严重，但我查了美国使馆的PM2.5数据，昨天早晨5点钟的数据是373，一天当中还是会上升的，当天超过400是没什么问题的。我都戴专门的PM2.5口罩，有没有用不知道，反正有胜于无吧。
所以到了今天，我们在制度上不用多说了，道德已经被专制击破，以至于我们现在连维持一个基本的健康生存的环境都很困难。中华民族真的“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那个时候什么“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抗日战争好像要亡国了，但那都是假的；没什么了不得，中国大的很，现在还没有被一个外来民族完全征服过。真正的危险来自什么地方？真正的敌人是谁？是我们自己！你看历代杀中国人最多的是谁？那不就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嘛？到了现在经过百年的折腾，看看我们的现状，不仅是贪官污吏，据说在薄书记的家里也发现了两千多万的现金，还没有受到公审呢。我同意左派的说法，他远不是中国最贪的，比他贪得更多的多的是。在这样的一个体制环境下，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你不贪也不行；不贪的话，你会被打成“贪官”，因为你让别人贪得不自在。现在找你一点儿证据太容易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官场。
看看我们的自然环境，我们对自然资源的巨大破坏。我不知道这张图是哪个地方的，大量的死鱼；即便鱼不死，打捞上来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的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地下水也有许多问题。在北京出现沙尘、雾霾天气以后，已经成了大家关注的一个问题，但是最近又发现水也很成问题。其实这样的问题在各地农村，在山西吕梁这样的革命老区相当不发达（所以环境质量本该好一点）的地方也都出现了。为什么呢？因为炼煤啊！洗煤要耗费大量的水，还直接污染河流，所以出现了许多“癌症村”。北京大家都知道了，早已成国际新闻了，连天安门都看不清，这下问题大了。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没了，这可怎么办呢？
所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次才是真的，而且我们怨不得别人。这不是什么“美帝国主义在搞鬼”，这完全是我们自己的“中国模式”导致的后果。这发展模式是由谁来决定的？上升到我们的制度问题，这个答案很简单。当然，这篇“宣言”可能过于简单了一点，因为我把全部的罪恶都归结为专制，但我并不只是说所有的这些都是政府造成的；从我们今天的讲座中看到，我们自己在这当中承担了很大一部分责任。但是根源在哪里？根源还是我们这个专制制度。今天我们中国人处于这种不健康的人的状态，是和体制分不开的。
我的那个视频有一个文本，就是《公民宪政宣言》。我最近出了一本小书：《宪政中国的命运》，上面有两篇文章，第二篇是《宣言》，2011年12月终稿。早先在2008年马英九当选的时候，我写过一篇《从国共合作到第三共和》，因为我们有辛亥革命产生的第一共和，1949年革命产生的第二共和，但这两个都不是真正的共和，我们还应该有一个第三共和。总的基调是第一篇比较乐观，其中倒也是讲了很多困难，比如公民维权，但总的来说还是乐观的。但从2008年到2011年，我觉得中国的社会有了很大的变化。无论是社会现实还是人的观念都在往悲观的方面变化，我自己也是这样，所以我自己的《公民宪政宣言》也就比前面这篇文章悲观、激烈了许多。我今天就是想跟大家用比较直白、朴素的语言解释《宣言》。既然是宣言，有些用词有点夸张，但是今天要把一些道理讲清楚。本来一直都在思想斗争要不要做一个ppt，后来在坐飞机到杭州的路上，最后还是做了。时间比较紧，昨天晚上做到了两点半，还没做完，所以今天大家看到的是一个未完成的东西。今天主要用图来解释《宣言》所要表达的意思，请你们把摄像头主要对着图，不要像之前那个视频那样对着我。我不是美女，没什么好看的，配一些图会更加有意思。
第一张图就不好找，好不容易在网上找到一张。我觉得中国百年史有点像现在的股市，基本上是只跌不涨。当然也有反复，有时会遇到什么利好消息，涨一涨，然后又下跌了，总的趋势是在不断地下行。无论是制度还是我们的道德状况，还是我们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都是处于这个一个趋势。今天没有时间展开，我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制度在中国从来都是一个问题，两千多年来一直是一个问题，只不过1949年以后问题更加严重了多。
道德也有问题，但是因为儒家的这套东西一直在那里撑着，至少在精英阶层中有一部分还能被称得上是“君子”。但是到现在，看看中国的官场，还有几个能达到这个标准？社会的道德滑坡也是相当厉害。当然，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跌跌跌，跌到了谷底也会有一个回升。你们看这个图找得很不容易的，还要找一个回升的。回升的时间就是1978年我们搞改革开放，确实有限度地回升了，比如公民道德。在80年代的时候，像我这样年纪在国内读书的，大家都在谈论一个话题，叫“信仰危机”，大家都认为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因为正统的道德信仰已经衰落得不行了，拿什么来替代？现在，年轻人、大学生没有再关注这个问题了。这当然可能表明大家都适应了，反正滑坡就滑坡呗；不过，我们社会还是有一定程度道德的，不能一概而论。今天大家能发现那么多的义工，本身就是公民道德的反映，所以我从来不认为中国公民的道德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但是在我们这种制度环境下，它可以是很严重的问题。
自然环境不用多说了，我从北京来，在北京我是一直都戴口罩的，杭州好一点，但大家也不要被假象所迷惑，以为空气觉得还可以就没什么。其实我在北京也这样，阳光普照，空气里好象有一些灰尘，但不是很严重，但我查了美国使馆的PM2.5数据，昨天早晨5点钟的数据是373，一天当中还是会上升的，当天超过400是没什么问题的。我都戴专门的PM2.5口罩，有没有用不知道，反正有胜于无吧。
所以到了今天，我们在制度上不用多说了，道德已经被专制击破，以至于我们现在连维持一个基本的健康生存的环境都很困难。中华民族真的“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那个时候什么“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抗日战争好像要亡国了，但那都是假的；没什么了不得，中国大的很，现在还没有被一个外来民族完全征服过。真正的危险来自什么地方？真正的敌人是谁？是我们自己！你看历代杀中国人最多的是谁？那不就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嘛？到了现在经过百年的折腾，看看我们的现状，不仅是贪官污吏，据说在薄书记的家里也发现了两千多万的现金，还没有受到公审呢。我同意左派的说法，他远不是中国最贪的，比他贪得更多的多的是。在这样的一个体制环境下，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你不贪也不行；不贪的话，你会被打成“贪官”，因为你让别人贪得不自在。现在找你一点儿证据太容易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官场。
看看我们的自然环境，我们对自然资源的巨大破坏。我不知道这张图是哪个地方的，大量的死鱼；即便鱼不死，打捞上来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的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地下水也有许多问题。在北京出现沙尘、雾霾天气以后，已经成了大家关注的一个问题，但是最近又发现水也很成问题。其实这样的问题在各地农村，在山西吕梁这样的革命老区相当不发达（所以环境质量本该好一点）的地方也都出现了。为什么呢？因为炼煤啊！洗煤要耗费大量的水，还直接污染河流，所以出现了许多“癌症村”。北京大家都知道了，早已成国际新闻了，连天安门都看不清，这下问题大了。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没了，这可怎么办呢？
所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次才是真的，而且我们怨不得别人。这不是什么“美帝国主义在搞鬼”，这完全是我们自己的“中国模式”导致的后果。这发展模式是由谁来决定的？上升到我们的制度问题，这个答案很简单。当然，这篇“宣言”可能过于简单了一点，因为我把全部的罪恶都归结为专制，但我并不只是说所有的这些都是政府造成的；从我们今天的讲座中看到，我们自己在这当中承担了很大一部分责任。但是根源在哪里？根源还是我们这个专制制度。今天我们中国人处于这种不健康的人的状态，是和体制分不开的。
专制是什么？我没能找到一个恰当的图来表示这个意思。我是想找到一个巨大的怪兽，下面匍匐着一群奴隶。专制就是这个怪兽和一群奴才的一个结合体，可以说是一对共生体。一群奴隶供养着一个巨大的怪兽，甚至在国际上也显得很强大，因为它能“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个专制体制是很稳定的，因为社会上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推翻它，人民很弱。这就是专制得以持续存在的理由。它形成一个稳态，就是政府是一个庞然大物，人民是一个弱势群体，和自由民主的体制正好相悖。在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有的政府也很强大，能做很多事情，但是和专制体制相比，它的政府在人民面前弱得很多，因为它的人民很强。它有各种各样的像公民阅读沙龙这样的群体，有这么多的公民自发组织来表达他们自己的声音，所以政府做错一点点恶事，就会激起巨大的社会反响，政府想要做坏事也不行。既然是人民强，政府就强不起来，所以在宪政体制下面，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权力关系比较均衡、比较对等的。这样才有可能去约束政府的权力。这是一种稳态。在专制社会呢，它恰好是另一种稳态：政府过强，是因为人民太弱。这样的一种体制会产生种种的后果，实在太多了，《宣言》里说“罄竹难书”，可以说我们可能社会当中的每一种现象都能归结成这种体制，但是总结起来，如果模仿《独立宣言》对英王乔治三世的批判的话，可以把它归结为这么几点：
第一点罪恶是对资源的掠夺。专制无非就是由社会少部分控制政府的人来统治这个社会，但是人都是自利的，其实没有什么“好人”与“坏人”，我们在电影上老是反映一种过于简单的黑白二分法，那就太幼稚了。人其实都差不多，你把他放在哪个位置，让他处于一种情境下，他就会按照人的这种理性的自利的本性来行为。如果他的权力得不到约束，那么当然他就要用这个权力去寻租，要用这个权力去变换个人的实际利益，所有的利益都可以。政府的各种挥霍、三公经费，这些都是自然现象。不要以为这张图上是美国的白宫，这是中国的“白宫”。你们知道这是哪儿吗？对，是安徽阜阳，不是什么富裕的地方。当然，全国不止是阜阳一个白宫。我算是南京人，我在南京上次经过雨花区，看到雨花区政府的大楼就很像白宫。政府可以住进豪华办公楼，那么人民怎么样呢？下面的图是离航天城方圆十公里内的一个小学，航天城我不知道是花了多少亿打造起来的，据说这是我们国家的“核心利益”。但是它周边的小学是什么样子？这么破旧的小学能提供什么质量的教育？航天城是“核心利益”，义务教育就不是“核心利益”吗？
第一点罪恶是对资源的掠夺。专制无非就是由社会少部分控制政府的人来统治这个社会，但是人都是自利的，其实没有什么“好人”与“坏人”，我们在电影上老是反映一种过于简单的黑白二分法，那就太幼稚了。人其实都差不多，你把他放在哪个位置，让他处于一种情境下，他就会按照人的这种理性的自利的本性来行为。如果他的权力得不到约束，那么当然他就要用这个权力去寻租，要用这个权力去变换个人的实际利益，所有的利益都可以。政府的各种挥霍、三公经费，这些都是自然现象。不要以为这张图上是美国的白宫，这是中国的“白宫”。你们知道这是哪儿吗？对，是安徽阜阳，不是什么富裕的地方。当然，全国不止是阜阳一个白宫。我算是南京人，我在南京上次经过雨花区，看到雨花区政府的大楼就很像白宫。政府可以住进豪华办公楼，那么人民怎么样呢？下面的图是离航天城方圆十公里内的一个小学，航天城我不知道是花了多少亿打造起来的，据说这是我们国家的“核心利益”。但是它周边的小学是什么样子？这么破旧的小学能提供什么质量的教育？航天城是“核心利益”，义务教育就不是“核心利益”吗？
还有，为什么中国的劳动力会这么廉价？图中这位你看一眼不知道他有多大年纪，其实他才17岁，未成年人。这样繁重的体力活。一趟只有1块钱。他没机会读书，将来会长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的土地全国征收征用有多少？杭州肯定也不能幸免，杭州是全国处于前列的文明城市，但是我想这样的事情肯定也不少见。从土地、劳动力、我们的教育乃至我们的自然资源、空气、水，包括土地污染，长出的庄稼都是有毒的。这些都是为什么呀？政府为什么不能投入更多的资金去环保呢？因为它不关心这些事。
事实上，这些都是政府在掠夺资源时产生的，经济学叫“外部效应”。它通过各种方式把公共利益都拿走了。在社会主义国家，这样还特别方便，因为它可以把一切都“国有化”。我们征地为什么那么容易？因为土地作为一种极其重要的资源，统统是公有的。八二宪法一夜之间宣布城市土地都是“国有”的，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也是公有。“公有”实际上就是没人所有，然后就蜕变成管理者所有；政府就是管理者，“国有“就成了中央政府所有，集体所有就是地方政府所有，甚至村长所有。我们不搞土地私有制，但实际上公有制是很容易私人化，就是由具体掌权的人分配土地，并且从中获得寻租。所以说，专制也有不同的专制，有资本主义的专制，有社会主义的专制，社会主义的专制比资本主义更加“优越”，因为它在法理上甚至宪法上都是成立的。它首先告诉你，什么都是“国有”的，最好是你的人也是国有的；然后再告诉你，我就是国家，过去的说法是“朕即国家”。这一条在理论上不成立，宪法说“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是如果没有真正的选举，实际上不就是这样么？所以这个国家的任何资源，它想要就能拿得到。这是专制的第一个罪恶：它把所有的公共资源都当作自己在赌场上的筹码，治国就是一场豪赌。
第二点罪恶是卖国，这是第一个话题的延续。我写过一篇文章，叫“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主义”。现在倒一倒，“什么是真正的卖国主义”？这才是真正的卖国主义！这条传统自古有之。中国的皇帝对那些进贡的，只要你服服帖帖说几句好话，送几件东西表示恭敬，他就会很慷慨大方，给予你大量的赏赐，其实那都是慷国家之慨、慷国民之慨。
事实上，这些都是政府在掠夺资源时产生的，经济学叫“外部效应”。它通过各种方式把公共利益都拿走了。在社会主义国家，这样还特别方便，因为它可以把一切都“国有化”。我们征地为什么那么容易？因为土地作为一种极其重要的资源，统统是公有的。八二宪法一夜之间宣布城市土地都是“国有”的，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也是公有。“公有”实际上就是没人所有，然后就蜕变成管理者所有；政府就是管理者，“国有“就成了中央政府所有，集体所有就是地方政府所有，甚至村长所有。我们不搞土地私有制，但实际上公有制是很容易私人化，就是由具体掌权的人分配土地，并且从中获得寻租。所以说，专制也有不同的专制，有资本主义的专制，有社会主义的专制，社会主义的专制比资本主义更加“优越”，因为它在法理上甚至宪法上都是成立的。它首先告诉你，什么都是“国有”的，最好是你的人也是国有的；然后再告诉你，我就是国家，过去的说法是“朕即国家”。这一条在理论上不成立，宪法说“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是如果没有真正的选举，实际上不就是这样么？所以这个国家的任何资源，它想要就能拿得到。这是专制的第一个罪恶：它把所有的公共资源都当作自己在赌场上的筹码，治国就是一场豪赌。
第二点罪恶是卖国，这是第一个话题的延续。我写过一篇文章，叫“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主义”。现在倒一倒，“什么是真正的卖国主义”？这才是真正的卖国主义！这条传统自古有之。中国的皇帝对那些进贡的，只要你服服帖帖说几句好话，送几件东西表示恭敬，他就会很慷慨大方，给予你大量的赏赐，其实那都是慷国家之慨、慷国民之慨。
我们50年代牺牲了50多万中国将士的生命，拯救下来的一个什么政权呢？就是这样一个三世同堂的政权。这是当时的小金和老毛，现在已成老金了。现在的小金后面还有小小金，一个比一个胖。他们吃的是谁的食粮啊？这个连自己的人民都养不活的国家，每年耗巨资支持它，还动不动就闹饥荒。这就是我们的“爱国”。而且我们这么做并没有得到什么像样的回报。我们一直在抱怨朝鲜方面没有给志愿军的牺牲表现出足够的尊敬。现在叫它不要搞核试验，它非要搞核爆炸。这还不是在打我们政府的耳光吗？
右边这张图是中国的筷子，一次性筷子。我这次在日本访问一个月，平时去普通一点的餐馆吃饭，那里都是这种一次性筷子。这些筷子从哪里来？从日本来吗？当然不可能，人家的森林、环境保护得好得很。这些都是从中国大陆运过去的。别的不说，我们最近30年，尤其是最近20年的发展模式，就是靠消耗我们自己的资源，给我们留下污染，剥夺我们自己的劳动力，最后靠物美价廉的产品去挣外汇，去给别人消费；别人消费不起，还要帮它买“国债”，明知这个债是不会还的，等于白给，还要继续买。所以我们现在很牛了，是世界上“最大的债主”，中国从来没有这么牛过。
但不要忘记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虽然现在总体GDP世界第二，但是人均收入很不乐观啊！拿我们穷国的钱去“拯救”富国，你们不觉得有什么错吗？不过在我们这里，这两者对接得简直是天衣无缝，我们没有发现任何的冲突。一方面意识形态的冲突，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怎么现在搞得比资本主义还资本主义？当然，这些理论问题我们中国人从来都不懂得关心。管它呢，我只管明天的小日子怎么过。那美国、欧洲这样的宪政民主国家多帮中国呼吁呼吁法治啊、人权啊？当然，他们也在呼吁，但是力度不够，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国家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经济、金融搞不下去，还要靠中国来“拯救”他们。所以就变成了专制穷国去“拯救”民主富国，多么讽刺！这些民主国家至少是部分放弃了对中国的民主人权和法治方面的要求。
所以什么是“卖国”？我们借钱给美国，买它的国债；说实话，我们自己恐怕都知道这个债是要不回来的。美国人从来没想过还债，我看美国人从来都是借钱，还没见过他还过钱呢！除了每年的利息之外，本金怕是送给别人的。这样借的越多，我们失去的就越多。如果知道这个后果还这么做，这是一种什么行为？当然有人讲，这些钱与其留在国内乱花，一会儿4万亿，一会儿又是8万亿，还不如借给美国。但你不觉得这样的现象很奇怪么？这样一个穷国——穷国什么意思呢？不就是缺钱么？居然还觉得钱没法花，要借给别人去花，你不觉得这是很矛盾的一件怪事么？
我们国家有很多很矛盾的事情，该矛盾的地方它不发生矛盾，但是不该矛盾的地方我们却发现有这样天大的矛盾。这样的政府居然还把“爱国”喊得震天响，甚至它自己就是国家，所以爱国就等于爱党、爱政府，反正爱我就行了，我就是国家！我们的传统教育从小开始，这么多年形成一种长期的思维模式，不就是在几个不同的概念之间窜来窜去吗？
钓鱼岛说是我们的“核心利益”。它本身的价值恐怕不是某些人所说的那样，说什么控制着中国的出海口、入海口。钓鱼岛上能有多少资源啊？但是钓鱼岛绝对是个宝岛，是个大宝啊！千万不能丢，因为它也许不能给你多少资源，但是它可以帮你解决麻烦啊！不管什么事，天大的事发生，只要你报个钓鱼岛出来，全社会的视线马上180度转弯，全关心钓鱼岛去了。多灵的法宝！我前几天访问日本回来，最后一个微博写的其实和钓鱼岛没有直接关系。我说日本可以喝生水，不用处理就能喝，因为日本的自来水非常达标；最后引申来看，我们就不要那么在意这些自己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了，因为即便占领了钓鱼岛，我们也不可能全部搬去这个岛上住。我们还是多关心关心自己的空气、水、食品安全、发展模式这些直接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事儿。如果哪天空气没法呼吸了——不知道像杭州的好天气还能够维持多久，水不能喝了，钓鱼岛是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的，只能帮我们模糊视线。结果不得了，有人站出来说，你这话说的不对，你不能用“占领”两个字，钓鱼岛本来就是咱们的，怎么还能说是“占领”呢？中国网民的思维很不可思议。为什么呢？就是长期教育的结果。你还别不信，这样的教育体制还是相当管用的。
右边这张图是中国的筷子，一次性筷子。我这次在日本访问一个月，平时去普通一点的餐馆吃饭，那里都是这种一次性筷子。这些筷子从哪里来？从日本来吗？当然不可能，人家的森林、环境保护得好得很。这些都是从中国大陆运过去的。别的不说，我们最近30年，尤其是最近20年的发展模式，就是靠消耗我们自己的资源，给我们留下污染，剥夺我们自己的劳动力，最后靠物美价廉的产品去挣外汇，去给别人消费；别人消费不起，还要帮它买“国债”，明知这个债是不会还的，等于白给，还要继续买。所以我们现在很牛了，是世界上“最大的债主”，中国从来没有这么牛过。
但不要忘记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虽然现在总体GDP世界第二，但是人均收入很不乐观啊！拿我们穷国的钱去“拯救”富国，你们不觉得有什么错吗？不过在我们这里，这两者对接得简直是天衣无缝，我们没有发现任何的冲突。一方面意识形态的冲突，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怎么现在搞得比资本主义还资本主义？当然，这些理论问题我们中国人从来都不懂得关心。管它呢，我只管明天的小日子怎么过。那美国、欧洲这样的宪政民主国家多帮中国呼吁呼吁法治啊、人权啊？当然，他们也在呼吁，但是力度不够，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国家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经济、金融搞不下去，还要靠中国来“拯救”他们。所以就变成了专制穷国去“拯救”民主富国，多么讽刺！这些民主国家至少是部分放弃了对中国的民主人权和法治方面的要求。
所以什么是“卖国”？我们借钱给美国，买它的国债；说实话，我们自己恐怕都知道这个债是要不回来的。美国人从来没想过还债，我看美国人从来都是借钱，还没见过他还过钱呢！除了每年的利息之外，本金怕是送给别人的。这样借的越多，我们失去的就越多。如果知道这个后果还这么做，这是一种什么行为？当然有人讲，这些钱与其留在国内乱花，一会儿4万亿，一会儿又是8万亿，还不如借给美国。但你不觉得这样的现象很奇怪么？这样一个穷国——穷国什么意思呢？不就是缺钱么？居然还觉得钱没法花，要借给别人去花，你不觉得这是很矛盾的一件怪事么？
我们国家有很多很矛盾的事情，该矛盾的地方它不发生矛盾，但是不该矛盾的地方我们却发现有这样天大的矛盾。这样的政府居然还把“爱国”喊得震天响，甚至它自己就是国家，所以爱国就等于爱党、爱政府，反正爱我就行了，我就是国家！我们的传统教育从小开始，这么多年形成一种长期的思维模式，不就是在几个不同的概念之间窜来窜去吗？
钓鱼岛说是我们的“核心利益”。它本身的价值恐怕不是某些人所说的那样，说什么控制着中国的出海口、入海口。钓鱼岛上能有多少资源啊？但是钓鱼岛绝对是个宝岛，是个大宝啊！千万不能丢，因为它也许不能给你多少资源，但是它可以帮你解决麻烦啊！不管什么事，天大的事发生，只要你报个钓鱼岛出来，全社会的视线马上180度转弯，全关心钓鱼岛去了。多灵的法宝！我前几天访问日本回来，最后一个微博写的其实和钓鱼岛没有直接关系。我说日本可以喝生水，不用处理就能喝，因为日本的自来水非常达标；最后引申来看，我们就不要那么在意这些自己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了，因为即便占领了钓鱼岛，我们也不可能全部搬去这个岛上住。我们还是多关心关心自己的空气、水、食品安全、发展模式这些直接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事儿。如果哪天空气没法呼吸了——不知道像杭州的好天气还能够维持多久，水不能喝了，钓鱼岛是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的，只能帮我们模糊视线。结果不得了，有人站出来说，你这话说的不对，你不能用“占领”两个字，钓鱼岛本来就是咱们的，怎么还能说是“占领”呢？中国网民的思维很不可思议。为什么呢？就是长期教育的结果。你还别不信，这样的教育体制还是相当管用的。
所以一方面我们的周边国家、边缘领土，西藏啊、新疆啊，远至香港、台湾，都可以拿来说事儿。一方面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另一方面它们也能生财啊！如果西藏、新疆那么太平，你说驻扎那么多的维稳部队，茅台从哪来？闹出点儿事，才能让中央看到问题的严重性，才会投入大把大把的资金。当然，事不能闹太大，你不能让它分裂，分裂的罪责谁都担当不起，但你也不能让他过于稳定。所以维稳也是要“适度”的，维到一定程度就可以了。有人说，维稳是“越维越不稳”。我现在都不知道这究竟是一种客观状态，还是说这本来就是一种设计的结果。维稳已经成了既得利益的一部分，既得利益集团内就有一个阶层是专门吃这碗饭的；如果太稳定了，他们就会失业。
专制的另一个罪恶是不允许我们大家去讨论这个国家的真问题，不允许我们去信仰一些真正的信仰，即便自己的信仰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我总结为“大家一起死”，反正马列主义已经不灵了，但你也别想随便信别的东西；我可以不让你接触那些东西，我可以把那套东西用“邪教”、“外国势力渗透”等名目妖魔化，我可以限制你和它们接触的自由。当然，为什么我说在1978年以后我们的道德“股市”有点触底反弹，因为政府的控制毕竟放松了，尤其是在现在的互联网时代，想要控制思想是很困难的，包括宗教信仰自由。但政府对民间信仰的防范是非常严重的。其实它不在乎你信什么，怕宗教不是怕信仰。宗教本身并不是仅限于信仰，同时也是一种组织力量。他们现在害怕的就是这种组织。所以不如我们大家都不信，哪怕这意味着道德进一步滑坡，整个民族的道德和健康一起走向死亡。
其实我们大众也有这样的想法。在一二月份北京空气很糟糕的时候，好像马云说他还是很高兴的，因为这下总算是“平等”了，因为中南海也是呼吸着同样的空气。这句话严格来说并不正确，我从一些外国友人那里得知，你在自己房间里可以装上空气净化器，可以有效降低PM2.5。作为私人朋友，我建议大家买PM2.5口罩，也不是太贵。也许这类口罩和空气净化器会成为中国的新产业，都是我们的“发展”导致的，也算是“发展”的一种附带需求吧。所以领导和我们并不是严格平等的，但现在还是要平等一些的。比如我们吃的毒大米、有毒的蔬菜、地沟油，会得病，现在社会上得病的人很多，癌症村什么的已经屡见不鲜了。但中南海没事儿，他们保养得很好。千万别想通过这些来达到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这是不可能的；他们吃的都是无污染的特供的蔬菜，各种补药保养得好着呢。水污染也没事儿，他们肯定有特供的水，国内甚至世界上最好的水。长白山的水如果没有被朝鲜核爆污染的话，会直供到他们那里。但空气这个东西“特供”困难一些，他们没法完全做到。在卧室里面，在中南海的会议室里面，肯定有高级净化器。但是在外出期间，领导总是要露露面的，出去视察时，他们总不能像我们一样戴上一个PM2.5口罩吧，那样公共形象不太好，所以他也会忍不住呼吸几口我们大家呼吸的空气。
但是我不是太喜欢这种心态，这种心态不是我们现在有，两千多年前就有了。如果我们读《诗经》的话，里面就有。桀被儒家认为是一个暴君，所以《诗经》里面就说“我巴不得太阳消失，我们大家一起死”。这表明什么？表明生活在一个专制社会下的无奈。我没有办法反抗你，或者我们只有等“明君”，等待“汤武革命”，等待陈胜、吴广来帮我解决这个深重的苦难，不然咱们就只有一块死……这种态度理性吗？刚才那个说法体现的心态听上去很像《诗经》里的那一段。而且现实也确实很无奈，譬如我一直反对中国目前的这种“发展”模式，因为这样“发展”下去不仅是让我们“亡党亡国”，而且是要亡我们整个民族的基本生存条件。如果这个都不能维持的话，将来我们就不是谈什么制度改革、道德振兴。也许十年之后，这些问题都成了多余，因为太晚了。所有人都面临同一个问题：怎么逃出去？怎么活下去？一个民族“发展”到这个地步，不是太无能、太可悲了吗？我们的领导人将来怎么去见马克思？我们自己都没法面对列祖列宗。
所以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心灵上，专制统治会让这个社会绝望，让所有人都失去信仰，变成一个自利的、冷漠的、不折不扣的理性动物。右边这张图大家也都知道，小悦悦被撞了，18个路人看了就当没事儿一样。其实没有让你搭手相救，你只要打一个110，就可以走人的。连这一点点事情都不愿意做，让一个两岁孩子躺在那里自生自灭，说明什么？这还是发生在广东佛山，相对来说是一个改革开放走在前面的地方。但是人民的道德素质也只不过如此。其实小悦悦事件也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昨天我在网上就看到，浙江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我们公民的道德状况已经在这种专制体制下发展到一个相当触目惊心的地步，每个人都变成很冷漠、很冷酷的动物。
专制不仅剥夺我们的信仰，还通过各种方式剥夺我们的言论，一遇到“敏感”问题，马上就把帖子全删了。刚才说到“国有”，除了土地之外最大的国有就是媒体的“国有”。这个情况以前是很不一样的，1949年以前不是这样啊！你这个政府可以很厉害，可你再厉害，媒体是我私人的，大不了播了、登了出点儿事情嘛，但是我自己还是有一定的独立性。但1949年以后，这个独立性一点都没有了，因为执政党很清楚掌握政权靠的是什么，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靠“宣传”。现在它只能控制部分它想要控制的言论，它认为绝对不能允许流失到公民社会的言论，但是我们人耐不住寂寞，还想去看、去听，但你看什么？听什么？它可以通过很多的方面来误导你。很多该管的事情它不管，比如像这样的虚假广告，名人做的虚假广告它不管，网上的色情他不管。比如说我的电脑接到网上，经常突然跳出一个东西，一个半裸美女躺在那儿。我无所谓，成年人都是见怪不怪。不过如果操作电脑的是个孩子，是个未成年人，会对他产生什么影响呢？政府不在乎这些，它巴不得你们最好就去搞这些乱七八糟的，就别来关注它就对了。你们自娱自乐，业余活动搞的丰富一点，就别来管政治了。就是这个逻辑。
我们这套教育体制不仅是培养顺民，也是培养暴民。尤其在网络上，语言暴力是一个很严重的现象。中国的很多人，尤其是很多网民——你见不着的那些人——是不讲理的，他们对于不讲理的的人很崇拜。这张图显示的是北大著名的“三妈教授”，我很幸运没碰上过他，但他在网上很走红啊，他对记者“三妈”之后，挺他的人还是相当多呢。这就是我们的言论环境，也是政府喜闻乐见的。直接的意识形态塑造、灌输已经不管用了，只能引起反感，效率很低。但通过这些歪打正着的方面就塑造出很多“愤青”。当然，它也完全有能力花钱买“五毛”，很多人是被它利诱，作为它的炮灰和子弹。
最后的一个罪恶——当然远不止这些——。在我们这个国家，好人很难做，好事很难做。即便你是好人也做不了什么好事儿。温家宝总理已经三鞠躬向我们告别了，还让我们要“忘记”他；如果说做了有什么事情不如大家的意，大家也不要太在意。政府做起坏事儿来效率非常高，朱总理在任期间就出台过不少坏政策——当然不是说他的人不好，他应该是个好人；我们几乎每个总理都是好人，尤其是接下来要上任的李总理，肯定是好人，我们的北大校友怎么可能不好呢？但是在坏体制下，好人也会做坏事。现在看到的种种坏事，征地拆迁啊、土地财政啊、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权分税制啊，都是在朱总理的那个时候大笔一挥通过的——他有“经济沙皇”之称。当然，我不是把所有的坏政策都归结到他身上。前些年他出版了书，也在为自己辩解，说分税制没什么做错。他是很强势的总理。老百姓大多数对他还是感恩的，或者说他给我们的形象是好的，好像我们需要这样的强人才能整治这些贪官们。可实际上他做了什么呢？我不想怪任何人，他的性格比较强悍，温总理的性格比较柔弱，但是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来体现这个共同的主题：在中国，好人是没用的，良法是没用的。我们的多数法律都很好，但是你会发现这些法律很难落实下去。恶法可能不多，但恶法落实下去非常高效。譬如82宪法总的来说是好的，正文当中有很多都没用，但很多规定得很好，譬如第34条的选举权、第35条的言论自由，只是这些都没什么用。其中有一条是恶的，就是第十条规定的土地公有制，而恰恰是这一条在中国被利用得淋漓尽致。城市拆迁条例、农村的土地管理，总体思维都是从那儿继承过来的。这些都是恶法，但落实得非常高效。
专制不仅是政府对我们做了这些事，更加致命的是它对我们人民做了什么？它塑造了一个病态的国民。我想分析一下我们的政治体制和国民道德人格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专制体制每天都在不断培养着、维持着生活在这个体制下的人民。在这样的体制下，人民的第一个性格就是无耻，没有耻感！那个大裤衩子屹立在那里巍然不倒，已经能够说明一切。每晚七点就“当当当当”开始。他知道是谎言，但还是要继续说；你也知道是谎言，但是还坐在那儿听；他知道你知道那是谎言，但还是照播不误；你也知道他知道你知道那是谎言还照常播，但还是照样坐那里听，是不是？这样的体制能给这个国家的国民性格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是高校的入党宣誓。你们说进北大、进浙大的这些学生，虽然他们年轻一点，阅历少一点，经验少一点，但全国各个大学的高材生们能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自己想要什么。但是每年发展党员的时候是没有任何障碍的吧，不会说找不到愿意入党的人。现在某个组织在宣传退党，我也会偶尔接到一个电话，说已经有多少人退党。我一听这肯定是谎言，不可能的。哪会有那么多人退党？为什么要退？首先，为什么要入党？难道这些人真的相信他们握着拳头发誓说的那些话？可别太低估这些人的智商。相反，你要重视他们的“情商”。入党都是有理由的。明明不信这套东西，但还是信誓旦旦的握拳宣誓。为了一点斤斤小利，就可以公然说谎。我们不用上纲上线，说你背叛了自己的信仰、失去了做人的底线云云。首先，说谎这个问题在中国是不太当回事儿的。这当然不是近五六十年来的问题，自古以来一直都是这样，只是这五六十年来恶化了。黑格尔瞧不起中国人，就是因为他从西洋传教士等人的传记中了解到中国人动不动就撒谎。
近五六十年来，这种现象正在加剧。国民人格的无耻是和政府集权的程度成正比的。在一个越是集权的国家，国民越容易丧失耻感。这很自然，因为在这样的国家，权力就等于一切，一切都是权力说了算。你想得到什么东西，你必须要巴结权力。一方面，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受着某种意义上的体制性羞辱。在很多情况下，我们还得为了追逐利益而主动放弃自己的尊严。当然，也有顽固不化的、“死不改悔”的。那也容易，就从肉体上消灭！剩下的都是一群乖乖听话的动物，这就是我为什么说五六十年来这个问题一直在加剧。中国传统就像儒家所说的，“君子”是少数，小人是多数，但是不难发现还是有一群人是有风骨的。别的不说，随便看看一些纪实小说，比如《明朝那些事儿》，就会发现那个时候的官员和现在是不能比的。明朝也不是什么开明盛世，但是那个时代的官员对待皇帝的态度在我们今天简直不可想象。皇帝要下扬州考察，地方官居然表示不欢迎。在现在官员看来，这不是脑子坏了？所以大家不要被我们现在的宣传机器洗脑，以为以前的就是那套“封建”的、落后的，我们现在这样是自古有之，甚至是进步了。不是这样的，当代极权体制对于我们国民人格的杀伤力是巨大的。
专制对国民造成的第二个后果是懦弱的个性，一种不会坚持己见的性格。在中国，对于坚持己见的性格，别人会给你扣个帽子，叫“偏激”。为什么那些老上访户常常被送到精神病院？因为他不理性嘛！在我们官员看来，精神有问题。当然，地方官员巴不得他早点消失。以前可以劳教，今后劳教会被废除。不过劳教废除了，整治这些老上访户手段还多得很。黑监狱啊、精神病院啊，多得很呢，千万别以为废了劳教就万事大吉。难免我们这辈子在和政府接触的过程中，那难免会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情。多数人忍气吞声，少数有个性的人会站起来。这些人被排除出去以后，剩下来的就是乖乖听话的顺民。我们从小的教育也恰恰是这样。比如说小学生从幼儿园培养起，家长讲的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小孩要听话，不听话的孩子不是好孩子。我忘记这是在哪里，应该是西安，给那些不听话的孩子戴上“绿领巾”。这就是一种制度性羞辱。别人都戴红领巾，我儿子也戴，他们每周一都要参加学校的升旗仪式，那天一定要戴红领巾。有时候一大早找不到，很着急，我说你对那玩儿意没必要那么积极，但是不积极不行啊，忘带了还要回家取，或者去小店花一块钱买一条。我说花钱买那一块破布干什么？但是不买不行，因为他觉得压力大。即便老师不批评你，心里也老觉得不舒服，觉得自己那么特立独行。像这样把这些孩子单独拎出来戴上绿领巾，等于给他们穿上“黄马甲”一样，这会给这些孩子心里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这是在我的学校。当然浙大或任何一所大学肯定也是一样。学者们、干部们都在认真学习“科学发展观”。中国的学者都是酒囊饭袋啊！你说学者应该产生思想，结果让领导给你产生思想，你只能在那里乖乖学，你说多没成就？不光是“科学发展观”，早先的“和谐社会”，更早的“三个代表”、“三讲”，一直到马列毛这套东西都是这样走过来的，统统都要学。高校老师稍微自由一点，开会可以带一个电脑啦，iPad啦。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的洋玩意儿，多少能帮你在那种环境下有点独立空间，玩点自己的东西，千万不要盯着这些千篇一律的无聊文件。我与其被迫在那种环境下，还不如把自己关在某个地方清静清静，至少可以好好睡上一觉。台上说的那些无聊话，不想听也得听，这还和眼睛不一样，不是你能“眼不见为净”；它会借着声波会传到你的耳朵里、大脑里，骚扰你的神经。
但越是这样的国家越是激进，因为这样的国家有大量的社会问题解决不了，你跟它讲道理也没用。很多原因造成了这个民族的激进，中国的激进不是现在才有，也不是“文化大革命”才有。1949年中国之所以选择了现在的执政体制，就表明我们民族个性当中有激进的因素。它不仅仅是一场军事胜利。当然，很大程度上它是，而不是宪法前言或者党的文件里所说的那么辉煌，那么得民心，但是这也是一个不能忽略的一个因素。我们手上确实没有选票，但还是我们选择了它，就和当年我们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一样。美国也有马克思主义，它可以自由传播。当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还受打压，尤其是受到国民党迫害，信共产主义的话是要杀头的。但是这种信仰不仅在我们这里生根发芽，而且星火燎原。为什么？我们要在自己的国民性上找原因。马克思不就是一个“愤青”嘛！当然，是一个能写厚部头的愤青，和鲁迅一样。鲁迅很受欢迎，当然和毛泽东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因为毛泽东而喜欢鲁迅，就和我们因为周恩来而喜欢茅台一样。这表明什么？表明我们国民性的懦弱。这个问题其实是很根本的，而且确实不是我们近年来才有，而是由来已久。早在战国时期就有“齐王好衣紫，齐人皆好紫”；“楚王好细腰，国人多饿死”。国王喜欢什么，大家就都喜欢什么。
我们这个民族好像是不太容易有自己坚守的一套东西，有时候还可能会走火入魔。例如喜欢什么妇女小脚，那么丑居然能成为一国风尚。我的老外婆（外婆的妈妈）就是裹小脚的，本来我外婆也要裹的，但她没有；她可能是中国第一批“农民工”，年轻时跑到城里来，于是没有裹脚。我看我老外婆那个脚，真的是惨不忍睹！走路都是踉踉跄跄。这有什么好、什么美的呀！这是对肢体和人性的扭曲！但在我们这儿，你说它美，他也说美，慢慢的好像是挺美的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种国民性在理智方面是有很大欠缺的，他不会独立的理性思辨。在我们看来，ABC这套基本的逻辑程序是不走的。他相信哪套东西，就死盯着那套，死不改悔。在这方面，似乎还显得很有信仰。我在北大给大学生上宪法课，有时会有一些社会上的人士来“蹭课”，上个学期有一位农民跑来听我的课，她说张老师你其它地方讲得都挺好，就是不能同意您对毛主席的评价。当然，农民对毛泽东的崇拜和我们的宣传、我们的教科书、我们的太多这个那个造成的，但是社会上反毛的声音不少啊！在网上你就能看到许多不同的观点，你为什么不能够心平气和地去阅读一些东西，阅读一些资料，阅读真正的历史，看看真实的毛泽东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这是为什么阅读沙龙这么重要。没有任何独立理性的阅读思考，毛泽东在我们这里一直都是一个不灭的神话，真成了永不陨落的“红太阳”。
专制的另一个罪恶是不允许我们大家去讨论这个国家的真问题，不允许我们去信仰一些真正的信仰，即便自己的信仰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我总结为“大家一起死”，反正马列主义已经不灵了，但你也别想随便信别的东西；我可以不让你接触那些东西，我可以把那套东西用“邪教”、“外国势力渗透”等名目妖魔化，我可以限制你和它们接触的自由。当然，为什么我说在1978年以后我们的道德“股市”有点触底反弹，因为政府的控制毕竟放松了，尤其是在现在的互联网时代，想要控制思想是很困难的，包括宗教信仰自由。但政府对民间信仰的防范是非常严重的。其实它不在乎你信什么，怕宗教不是怕信仰。宗教本身并不是仅限于信仰，同时也是一种组织力量。他们现在害怕的就是这种组织。所以不如我们大家都不信，哪怕这意味着道德进一步滑坡，整个民族的道德和健康一起走向死亡。
其实我们大众也有这样的想法。在一二月份北京空气很糟糕的时候，好像马云说他还是很高兴的，因为这下总算是“平等”了，因为中南海也是呼吸着同样的空气。这句话严格来说并不正确，我从一些外国友人那里得知，你在自己房间里可以装上空气净化器，可以有效降低PM2.5。作为私人朋友，我建议大家买PM2.5口罩，也不是太贵。也许这类口罩和空气净化器会成为中国的新产业，都是我们的“发展”导致的，也算是“发展”的一种附带需求吧。所以领导和我们并不是严格平等的，但现在还是要平等一些的。比如我们吃的毒大米、有毒的蔬菜、地沟油，会得病，现在社会上得病的人很多，癌症村什么的已经屡见不鲜了。但中南海没事儿，他们保养得很好。千万别想通过这些来达到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这是不可能的；他们吃的都是无污染的特供的蔬菜，各种补药保养得好着呢。水污染也没事儿，他们肯定有特供的水，国内甚至世界上最好的水。长白山的水如果没有被朝鲜核爆污染的话，会直供到他们那里。但空气这个东西“特供”困难一些，他们没法完全做到。在卧室里面，在中南海的会议室里面，肯定有高级净化器。但是在外出期间，领导总是要露露面的，出去视察时，他们总不能像我们一样戴上一个PM2.5口罩吧，那样公共形象不太好，所以他也会忍不住呼吸几口我们大家呼吸的空气。
但是我不是太喜欢这种心态，这种心态不是我们现在有，两千多年前就有了。如果我们读《诗经》的话，里面就有。桀被儒家认为是一个暴君，所以《诗经》里面就说“我巴不得太阳消失，我们大家一起死”。这表明什么？表明生活在一个专制社会下的无奈。我没有办法反抗你，或者我们只有等“明君”，等待“汤武革命”，等待陈胜、吴广来帮我解决这个深重的苦难，不然咱们就只有一块死……这种态度理性吗？刚才那个说法体现的心态听上去很像《诗经》里的那一段。而且现实也确实很无奈，譬如我一直反对中国目前的这种“发展”模式，因为这样“发展”下去不仅是让我们“亡党亡国”，而且是要亡我们整个民族的基本生存条件。如果这个都不能维持的话，将来我们就不是谈什么制度改革、道德振兴。也许十年之后，这些问题都成了多余，因为太晚了。所有人都面临同一个问题：怎么逃出去？怎么活下去？一个民族“发展”到这个地步，不是太无能、太可悲了吗？我们的领导人将来怎么去见马克思？我们自己都没法面对列祖列宗。
所以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心灵上，专制统治会让这个社会绝望，让所有人都失去信仰，变成一个自利的、冷漠的、不折不扣的理性动物。右边这张图大家也都知道，小悦悦被撞了，18个路人看了就当没事儿一样。其实没有让你搭手相救，你只要打一个110，就可以走人的。连这一点点事情都不愿意做，让一个两岁孩子躺在那里自生自灭，说明什么？这还是发生在广东佛山，相对来说是一个改革开放走在前面的地方。但是人民的道德素质也只不过如此。其实小悦悦事件也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昨天我在网上就看到，浙江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我们公民的道德状况已经在这种专制体制下发展到一个相当触目惊心的地步，每个人都变成很冷漠、很冷酷的动物。
专制不仅剥夺我们的信仰，还通过各种方式剥夺我们的言论，一遇到“敏感”问题，马上就把帖子全删了。刚才说到“国有”，除了土地之外最大的国有就是媒体的“国有”。这个情况以前是很不一样的，1949年以前不是这样啊！你这个政府可以很厉害，可你再厉害，媒体是我私人的，大不了播了、登了出点儿事情嘛，但是我自己还是有一定的独立性。但1949年以后，这个独立性一点都没有了，因为执政党很清楚掌握政权靠的是什么，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靠“宣传”。现在它只能控制部分它想要控制的言论，它认为绝对不能允许流失到公民社会的言论，但是我们人耐不住寂寞，还想去看、去听，但你看什么？听什么？它可以通过很多的方面来误导你。很多该管的事情它不管，比如像这样的虚假广告，名人做的虚假广告它不管，网上的色情他不管。比如说我的电脑接到网上，经常突然跳出一个东西，一个半裸美女躺在那儿。我无所谓，成年人都是见怪不怪。不过如果操作电脑的是个孩子，是个未成年人，会对他产生什么影响呢？政府不在乎这些，它巴不得你们最好就去搞这些乱七八糟的，就别来关注它就对了。你们自娱自乐，业余活动搞的丰富一点，就别来管政治了。就是这个逻辑。
我们这套教育体制不仅是培养顺民，也是培养暴民。尤其在网络上，语言暴力是一个很严重的现象。中国的很多人，尤其是很多网民——你见不着的那些人——是不讲理的，他们对于不讲理的的人很崇拜。这张图显示的是北大著名的“三妈教授”，我很幸运没碰上过他，但他在网上很走红啊，他对记者“三妈”之后，挺他的人还是相当多呢。这就是我们的言论环境，也是政府喜闻乐见的。直接的意识形态塑造、灌输已经不管用了，只能引起反感，效率很低。但通过这些歪打正着的方面就塑造出很多“愤青”。当然，它也完全有能力花钱买“五毛”，很多人是被它利诱，作为它的炮灰和子弹。
最后的一个罪恶——当然远不止这些——。在我们这个国家，好人很难做，好事很难做。即便你是好人也做不了什么好事儿。温家宝总理已经三鞠躬向我们告别了，还让我们要“忘记”他；如果说做了有什么事情不如大家的意，大家也不要太在意。政府做起坏事儿来效率非常高，朱总理在任期间就出台过不少坏政策——当然不是说他的人不好，他应该是个好人；我们几乎每个总理都是好人，尤其是接下来要上任的李总理，肯定是好人，我们的北大校友怎么可能不好呢？但是在坏体制下，好人也会做坏事。现在看到的种种坏事，征地拆迁啊、土地财政啊、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权分税制啊，都是在朱总理的那个时候大笔一挥通过的——他有“经济沙皇”之称。当然，我不是把所有的坏政策都归结到他身上。前些年他出版了书，也在为自己辩解，说分税制没什么做错。他是很强势的总理。老百姓大多数对他还是感恩的，或者说他给我们的形象是好的，好像我们需要这样的强人才能整治这些贪官们。可实际上他做了什么呢？我不想怪任何人，他的性格比较强悍，温总理的性格比较柔弱，但是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来体现这个共同的主题：在中国，好人是没用的，良法是没用的。我们的多数法律都很好，但是你会发现这些法律很难落实下去。恶法可能不多，但恶法落实下去非常高效。譬如82宪法总的来说是好的，正文当中有很多都没用，但很多规定得很好，譬如第34条的选举权、第35条的言论自由，只是这些都没什么用。其中有一条是恶的，就是第十条规定的土地公有制，而恰恰是这一条在中国被利用得淋漓尽致。城市拆迁条例、农村的土地管理，总体思维都是从那儿继承过来的。这些都是恶法，但落实得非常高效。
专制不仅是政府对我们做了这些事，更加致命的是它对我们人民做了什么？它塑造了一个病态的国民。我想分析一下我们的政治体制和国民道德人格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专制体制每天都在不断培养着、维持着生活在这个体制下的人民。在这样的体制下，人民的第一个性格就是无耻，没有耻感！那个大裤衩子屹立在那里巍然不倒，已经能够说明一切。每晚七点就“当当当当”开始。他知道是谎言，但还是要继续说；你也知道是谎言，但是还坐在那儿听；他知道你知道那是谎言，但还是照播不误；你也知道他知道你知道那是谎言还照常播，但还是照样坐那里听，是不是？这样的体制能给这个国家的国民性格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是高校的入党宣誓。你们说进北大、进浙大的这些学生，虽然他们年轻一点，阅历少一点，经验少一点，但全国各个大学的高材生们能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自己想要什么。但是每年发展党员的时候是没有任何障碍的吧，不会说找不到愿意入党的人。现在某个组织在宣传退党，我也会偶尔接到一个电话，说已经有多少人退党。我一听这肯定是谎言，不可能的。哪会有那么多人退党？为什么要退？首先，为什么要入党？难道这些人真的相信他们握着拳头发誓说的那些话？可别太低估这些人的智商。相反，你要重视他们的“情商”。入党都是有理由的。明明不信这套东西，但还是信誓旦旦的握拳宣誓。为了一点斤斤小利，就可以公然说谎。我们不用上纲上线，说你背叛了自己的信仰、失去了做人的底线云云。首先，说谎这个问题在中国是不太当回事儿的。这当然不是近五六十年来的问题，自古以来一直都是这样，只是这五六十年来恶化了。黑格尔瞧不起中国人，就是因为他从西洋传教士等人的传记中了解到中国人动不动就撒谎。
近五六十年来，这种现象正在加剧。国民人格的无耻是和政府集权的程度成正比的。在一个越是集权的国家，国民越容易丧失耻感。这很自然，因为在这样的国家，权力就等于一切，一切都是权力说了算。你想得到什么东西，你必须要巴结权力。一方面，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受着某种意义上的体制性羞辱。在很多情况下，我们还得为了追逐利益而主动放弃自己的尊严。当然，也有顽固不化的、“死不改悔”的。那也容易，就从肉体上消灭！剩下的都是一群乖乖听话的动物，这就是我为什么说五六十年来这个问题一直在加剧。中国传统就像儒家所说的，“君子”是少数，小人是多数，但是不难发现还是有一群人是有风骨的。别的不说，随便看看一些纪实小说，比如《明朝那些事儿》，就会发现那个时候的官员和现在是不能比的。明朝也不是什么开明盛世，但是那个时代的官员对待皇帝的态度在我们今天简直不可想象。皇帝要下扬州考察，地方官居然表示不欢迎。在现在官员看来，这不是脑子坏了？所以大家不要被我们现在的宣传机器洗脑，以为以前的就是那套“封建”的、落后的，我们现在这样是自古有之，甚至是进步了。不是这样的，当代极权体制对于我们国民人格的杀伤力是巨大的。
专制对国民造成的第二个后果是懦弱的个性，一种不会坚持己见的性格。在中国，对于坚持己见的性格，别人会给你扣个帽子，叫“偏激”。为什么那些老上访户常常被送到精神病院？因为他不理性嘛！在我们官员看来，精神有问题。当然，地方官员巴不得他早点消失。以前可以劳教，今后劳教会被废除。不过劳教废除了，整治这些老上访户手段还多得很。黑监狱啊、精神病院啊，多得很呢，千万别以为废了劳教就万事大吉。难免我们这辈子在和政府接触的过程中，那难免会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情。多数人忍气吞声，少数有个性的人会站起来。这些人被排除出去以后，剩下来的就是乖乖听话的顺民。我们从小的教育也恰恰是这样。比如说小学生从幼儿园培养起，家长讲的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小孩要听话，不听话的孩子不是好孩子。我忘记这是在哪里，应该是西安，给那些不听话的孩子戴上“绿领巾”。这就是一种制度性羞辱。别人都戴红领巾，我儿子也戴，他们每周一都要参加学校的升旗仪式，那天一定要戴红领巾。有时候一大早找不到，很着急，我说你对那玩儿意没必要那么积极，但是不积极不行啊，忘带了还要回家取，或者去小店花一块钱买一条。我说花钱买那一块破布干什么？但是不买不行，因为他觉得压力大。即便老师不批评你，心里也老觉得不舒服，觉得自己那么特立独行。像这样把这些孩子单独拎出来戴上绿领巾，等于给他们穿上“黄马甲”一样，这会给这些孩子心里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这是在我的学校。当然浙大或任何一所大学肯定也是一样。学者们、干部们都在认真学习“科学发展观”。中国的学者都是酒囊饭袋啊！你说学者应该产生思想，结果让领导给你产生思想，你只能在那里乖乖学，你说多没成就？不光是“科学发展观”，早先的“和谐社会”，更早的“三个代表”、“三讲”，一直到马列毛这套东西都是这样走过来的，统统都要学。高校老师稍微自由一点，开会可以带一个电脑啦，iPad啦。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的洋玩意儿，多少能帮你在那种环境下有点独立空间，玩点自己的东西，千万不要盯着这些千篇一律的无聊文件。我与其被迫在那种环境下，还不如把自己关在某个地方清静清静，至少可以好好睡上一觉。台上说的那些无聊话，不想听也得听，这还和眼睛不一样，不是你能“眼不见为净”；它会借着声波会传到你的耳朵里、大脑里，骚扰你的神经。
但越是这样的国家越是激进，因为这样的国家有大量的社会问题解决不了，你跟它讲道理也没用。很多原因造成了这个民族的激进，中国的激进不是现在才有，也不是“文化大革命”才有。1949年中国之所以选择了现在的执政体制，就表明我们民族个性当中有激进的因素。它不仅仅是一场军事胜利。当然，很大程度上它是，而不是宪法前言或者党的文件里所说的那么辉煌，那么得民心，但是这也是一个不能忽略的一个因素。我们手上确实没有选票，但还是我们选择了它，就和当年我们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一样。美国也有马克思主义，它可以自由传播。当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还受打压，尤其是受到国民党迫害，信共产主义的话是要杀头的。但是这种信仰不仅在我们这里生根发芽，而且星火燎原。为什么？我们要在自己的国民性上找原因。马克思不就是一个“愤青”嘛！当然，是一个能写厚部头的愤青，和鲁迅一样。鲁迅很受欢迎，当然和毛泽东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因为毛泽东而喜欢鲁迅，就和我们因为周恩来而喜欢茅台一样。这表明什么？表明我们国民性的懦弱。这个问题其实是很根本的，而且确实不是我们近年来才有，而是由来已久。早在战国时期就有“齐王好衣紫，齐人皆好紫”；“楚王好细腰，国人多饿死”。国王喜欢什么，大家就都喜欢什么。
我们这个民族好像是不太容易有自己坚守的一套东西，有时候还可能会走火入魔。例如喜欢什么妇女小脚，那么丑居然能成为一国风尚。我的老外婆（外婆的妈妈）就是裹小脚的，本来我外婆也要裹的，但她没有；她可能是中国第一批“农民工”，年轻时跑到城里来，于是没有裹脚。我看我老外婆那个脚，真的是惨不忍睹！走路都是踉踉跄跄。这有什么好、什么美的呀！这是对肢体和人性的扭曲！但在我们这儿，你说它美，他也说美，慢慢的好像是挺美的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种国民性在理智方面是有很大欠缺的，他不会独立的理性思辨。在我们看来，ABC这套基本的逻辑程序是不走的。他相信哪套东西，就死盯着那套，死不改悔。在这方面，似乎还显得很有信仰。我在北大给大学生上宪法课，有时会有一些社会上的人士来“蹭课”，上个学期有一位农民跑来听我的课，她说张老师你其它地方讲得都挺好，就是不能同意您对毛主席的评价。当然，农民对毛泽东的崇拜和我们的宣传、我们的教科书、我们的太多这个那个造成的，但是社会上反毛的声音不少啊！在网上你就能看到许多不同的观点，你为什么不能够心平气和地去阅读一些东西，阅读一些资料，阅读真正的历史，看看真实的毛泽东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这是为什么阅读沙龙这么重要。没有任何独立理性的阅读思考，毛泽东在我们这里一直都是一个不灭的神话，真成了永不陨落的“红太阳”。
专制的第五个后果是这样的民族很懦弱，但他很好战，至少表面上如此。当然，这两方面不一定冲突。好战也很自然，我们的国民教育从小就灌输了这一套东西，说实话就是军国主义价值观。你看军人在我们社会的地位就知道。美国的军人是绝对没有这个地位的，美国的军人是绝对得不到这种殊荣的。在央视上，在党报上，在官媒，甚至在我们的门户网站，在我们的大众传媒，都是一种绝对正确甚至可以说是伟大的形象。他可以通过一些赤裸裸的宣传，还有一些潜移默化的东西。我送孩子上学坐地铁，地铁上有一个小电视，演的是一个军人和美女之间的爱情，这个军人可能是因为舍己救人牺牲了，这个美女就怎么样克服巨大的悲痛……当然很老调，但是他体现了什么？体现我们普通人民心目中军人的地位和形象。我看没有什么人对这样的电影有什么异议的，因为实在太多了，顶多你就是觉得没什么意思，不太喜欢。这样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于我们民族的心理来说是很危险的。当然，更不用说国家制度层面上，军人是占有很高地位的。比如刚刚新任的军委主席也是国家最高领导人。最高领导人到底是穿军装还是穿西装？这个问题可是很关键啊！任何文明国家都有一条基本原则，那就是文官治国。如果你由军委主席或者总司令来治国，那你是一个什么国家？不就成了军国主义国家吗？这样的国家难道不危险吗？从毛泽东开始，所有的军委主席都是这样。比如邓小平什么职位都没有，就是军委主席，但这就保证了他在中国的最高地位。后来所有的军委主席也是一样，在适当的场合就会穿上军装露面。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西方文明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是以这种形象展示自己。当然，这种展示会非常不明智，他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因为他们的国民是不赞成军国主义立场的。
军人在我们政府中的作用也是举足轻重的。全国人大正在开会，如果大家能够看到直播镜头的话，大家就会看见黄压压的一片。因为军人在全国人大的比例非常之高。当然，比例最高的是官员这个群体，但官员可以是各行各业，在做各种不同的工作，而军人是高度单一的。在3000名人大代表当中，有300多名是军人。这个比例非常之高。别的不用说，这种形象表明我们国家对这样的问题是没有任何意识的，国民的军国主义思维已经根深蒂固。每次遇到任何问题，尤其领土问题、主权问题、边疆问题，动不动就是一个“打”字，用暴力、用武力解决问题。钓鱼岛、台独、疆独，统统都是用同样的方式。我是觉得中国“崛起”有危险，中国能否保证和平崛起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我看我们的人民是保证不了的，现在谈钓鱼岛，弄得大家都不敢说日本一句好话。一喊“抵制日货”，大家拼命鼓掌，不得了。但是发表一点客观的评论——毕竟日本是一个文明国家，立刻招来骂声一片。
所以我认为维持世界和平的主要责任，中国人民目前承担不起来，主要是靠中国政府，因为我们的政府是很大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在海外有很多的银行账户，它的子女亲属都在海外留学工作，他们不敢得罪西方国家。回到我说的专制之恶，第二个就是说专制政府首先是一个卖国政府，这是日常交易的一部分。他们并不是故意要卖谁，但是从每一笔交易中都能够得益。你就可以发现，所有的专制政府，只要有机会就会已各种方式卖国。北朝鲜是没有机会，没能和美国梳理好关系，它现在买不了，但是如果他说哪天能和美国搭上线，恐怕第一个就先把中国给卖了，然后把它的国民给卖了，什么交易都可以做的。以前的卡扎菲、穆巴拉克都和西方关系好得很。西方指责它他们的人权法治，没事儿，因为最后决定性的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利益。所以我们现在怎么保证我们和其它国家不会发生战争这种极端的冲突呢？那就要靠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官员。一方面，他们自己有利益；另一方面，他们有风险。如果要打仗，哪能保证你能打胜？打败怎么办？打败可就是灭顶之灾。现在不像珍宝岛时代，媒体怎么报都行，打败了你也可以说打胜了，这个不可能。我认为中国应该不会发生战争，但是我的信心不是在于我们的人民，因为长期受专制统治的人民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是走上了一条邪路，不知道还有没有救。现在唯一能依靠的就是我们的政府，真是非常讽刺！
最后一个病症就是这个民族会是一个极其自私、极其犬儒的民族。它不仅自私，还有一套理论为自己辩护。你做了错，就承认吧，道歉吧，至少心里面感到过意不去吧。
军人在我们政府中的作用也是举足轻重的。全国人大正在开会，如果大家能够看到直播镜头的话，大家就会看见黄压压的一片。因为军人在全国人大的比例非常之高。当然，比例最高的是官员这个群体，但官员可以是各行各业，在做各种不同的工作，而军人是高度单一的。在3000名人大代表当中，有300多名是军人。这个比例非常之高。别的不用说，这种形象表明我们国家对这样的问题是没有任何意识的，国民的军国主义思维已经根深蒂固。每次遇到任何问题，尤其领土问题、主权问题、边疆问题，动不动就是一个“打”字，用暴力、用武力解决问题。钓鱼岛、台独、疆独，统统都是用同样的方式。我是觉得中国“崛起”有危险，中国能否保证和平崛起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我看我们的人民是保证不了的，现在谈钓鱼岛，弄得大家都不敢说日本一句好话。一喊“抵制日货”，大家拼命鼓掌，不得了。但是发表一点客观的评论——毕竟日本是一个文明国家，立刻招来骂声一片。
所以我认为维持世界和平的主要责任，中国人民目前承担不起来，主要是靠中国政府，因为我们的政府是很大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在海外有很多的银行账户，它的子女亲属都在海外留学工作，他们不敢得罪西方国家。回到我说的专制之恶，第二个就是说专制政府首先是一个卖国政府，这是日常交易的一部分。他们并不是故意要卖谁，但是从每一笔交易中都能够得益。你就可以发现，所有的专制政府，只要有机会就会已各种方式卖国。北朝鲜是没有机会，没能和美国梳理好关系，它现在买不了，但是如果他说哪天能和美国搭上线，恐怕第一个就先把中国给卖了，然后把它的国民给卖了，什么交易都可以做的。以前的卡扎菲、穆巴拉克都和西方关系好得很。西方指责它他们的人权法治，没事儿，因为最后决定性的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利益。所以我们现在怎么保证我们和其它国家不会发生战争这种极端的冲突呢？那就要靠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官员。一方面，他们自己有利益；另一方面，他们有风险。如果要打仗，哪能保证你能打胜？打败怎么办？打败可就是灭顶之灾。现在不像珍宝岛时代，媒体怎么报都行，打败了你也可以说打胜了，这个不可能。我认为中国应该不会发生战争，但是我的信心不是在于我们的人民，因为长期受专制统治的人民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是走上了一条邪路，不知道还有没有救。现在唯一能依靠的就是我们的政府，真是非常讽刺！
最后一个病症就是这个民族会是一个极其自私、极其犬儒的民族。它不仅自私，还有一套理论为自己辩护。你做了错，就承认吧，道歉吧，至少心里面感到过意不去吧。
不！这些事跟我没关系，这辈子难免做些亏心事儿。我就生活在这个体制当中，我也是没办法，上面让我做，我就做。这和纳粹当时送这些犹太人去毒气室有什么差别呢？那些战士也会说，我只是在执行命令嘛！也不是我要他们去死，有人要他们去死，我只是执行而已，我有什么责任呢？所以道德上没任何自责，他还可以照样怡然自得地生活下去。我们的人格分裂造成这种犬儒心态，而且他也不觉得这是什么分裂。清华有个学生刚刚批完了克林顿，就跟美国人结婚了，最近又被美国人甩了，抱着孩子到处发表言论和报道，好像都是挺理所当然的，没任何矛盾。很多骂西方、骂日本、骂帝国主义的都是嘴上说一套，实际做一套或心里想一套。很多人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没机会出国享受；有的吃上了葡萄闭口了，有的一边吃还一边骂，也不觉得这么做有什么不对或羞耻。
所有这一切最后造就了一个失败民族。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但是很多人或多或少都染上了这种病症。他们总是怨天尤人，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自己在做着无耻的事情，却没有任何耻感。抵制日货，说实话，可以是很理性的。为什么要抵制日货呢？谁知道他们游行过后又干嘛去了？说不定自己就去买一个日货什么的，谁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反美”、“抗日”呢？因为他们远啊，管不着我。这些人现在可以抵制日货，但是把他们放到抗日战争，说不定会伪军。我真正尊敬的是能够秉持自己信仰做事，而不是按照自己的利益来做事的人。比如你能够游行去批评政府做错了什么，那我是会心怀敬意，因为后果是很显然的，而你顶着这个后果还是去做，这表明你真的是相信你做的这件事。现在你去“反美”、“抗日”，但是日本在哪儿啊？美国在哪儿啊？八竿子打不着，骂完了你还可以和美国人结婚啊。所以这样的行为是很理性的，用不着一点担当和勇气。相反，我现在要为日本说话是很要勇气的，非常得不偿失的。我上次发表了一个言论，是说宪政民主才能拯救中国的环境，说到日本空气很好，把它和日本政治体制联系起来，大致是这个意思。我父母网上说，我的这种言论在中国是“找骂”。但是找骂也得说，这说明我说的是真心话，因为我没有必要说假话，而且去找骂。国内跟着起哄的人太多了，不用大脑思考的人太多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视线那么容易被转移。不管国内发生什么人命关天的事儿，钓鱼岛一来，黄岩岛一来，台湾一有什么动向，我们一下全都忘了自己的问题，最后全都是美国鬼子搞的鬼，连自己得癌症（指查韦斯）都说是美国鬼子搞的鬼。这太不可思议了，这是为什么我说这是一个失败的民族。因为一个成功的民族，自己的事情一定要自己做。不知道自己的缺点，不知道反思和纠正，永远不反思自己的弱点，你说这个民族怎么能强大呢？怎么能成功呢？怎么能不失败呢？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从我们这个底线状态回升，回升到我们的传统，也许还能进一步让我们大多数人真正的承担起公民的责任，这是超越我们的传统的。在儒家传统中，大多数人确实是“小人”，都是自私的、短视的，可以说也是没有多少廉耻的，只有少数“君子”才有廉耻。在这个新的时代，也许儒家的这套道德学说还有新的机会，君子应该不仅是局限于少数几个人。如果儒家真的相信自己所说的那套教义，他们应该尽可能地让我们大家、让我们大多数人都能够提升到“君子”的水平。也许在那个年代，经济和教育很落后，大多数孩子就像我刚才给大家显示的很不幸的男孩一样，从小就要劳动，没有机会得到教育，现在不同了。我们从一岁到18岁这个阶段怎么度过？这么长时间的教育，如果是比较成功的、比较健康的话，难道不能塑造一个健康的人格吗？所以，儒家不能再坚持他以前的那种认识，我想这也不是儒家学说固有的一部分，那是会随着时代变化而改变的。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矣。”我们作为人首先是一个有能力的人，不仅有自然的能力，不仅有理智的能力，而且有道德上的能力。要重建这个民族的道德人格，我不认为只能依靠儒家。这不是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它既然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它在我们看来自然就比较亲切。既然儒家传统当中，还有一些非常闪光的、对我们今天非常有价值的东西，我们没有必要埋没自己。最重要的一点，从孔子、孟子以来一直强调的，就是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为什么要做一个好人？就是为了“大公无私”么？为什么要大公无私呢？儒家的一个核心思想是：做一个好人，首先是对我自己好，所以是我自己的事情。
最后谈谈中国宪政。对于宪政，大家都很有激情。一听到宪政这两个字，我们就心潮澎湃。在我看来，这种激情验证了孔孟的学说。它表明我们人确实不仅仅是一个理性动物，还是一个有尊严、有价值的主体，而尊严和价值需要宪政来维护和体现。所以说一讲起宪政，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心灵上的感应。这不是偶然的，我想这是发自我们的内心，出自于我们的本性。所以孟子讲，我们什么都有了，老天没有亏待过我们，哪怕你是个残疾人。老天也不亏待。有一个很著名的天体物理学家，叫霍金。他在轮椅上话不能说，身体也不能动，只能转动转动眼睛，用中国骂人的话说是“一级残废”了。但是中国有一句古话说，老天剥夺了你的某个方面，就会在另一个方面补偿你。他的脑子非常好用，特别聪明，智商特别高。如果你给他机会、给他条件的话，即便到他这种状态，可以说特别绝望了，但他还是发挥自己的价值，甚至是我们常人达不到的高度。老天把什么都给了我们，把各种能力、各种秉赋给了我们，能不能充分利用它们、发挥它们，要看我们自己了。这个不能怪美帝国主义，不能怪日本鬼子。你自己的生活没过好，是你自己的事儿。所以孟子讲，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做人一定有要对得起我们自己。就是要充分发挥我们做人的秉赋，真正活得像一个人，有人的尊严，这才叫不要太亏待自己。这是我们的一句俗话，通常会用到比较庸俗的场合，比如吃得好一点儿啦，不要太累啊——不要太亏待你自己。当然，这也是题中之义。但如果你这一辈子过着碌碌无为、游手好闲甚至害人害己的生活，这是不是另一种“亏待”自己的方式呢？
那么传统的儒家道德有什么问题？这儿没法展开，只能是一个简单的提醒：一定要防范儒家教育中的国家主义，但儒家不是天生国家主义的。孔子虽然人格当中也有和领导套近乎的因素：三月不见国君，就惶惶不可终日，活着很不自在。但也许是一种不幸，也许是一种幸运，他一生就那么郁郁不得志。他就永远只能做一条所谓的“丧家犬”，而不是看门犬。这里看门犬不是我们今天讲的监督政府的watch dog，他是帮政府看门的。我们传统的官员不用说，连学者都是发挥这样的一个角色。但孔子进不了政府的大门，只能做一个丧家犬，只能建立一套道德学说，并以此来评判政府。这是他对后人的最大贡献。到了汉代以后，独尊儒术，儒家就过得很滋润了，变成“看门狗”了，但这不是一件好事情。我想对一个人也是这样，当人活得太滋润的时候，也不是一件好事。整天靠皇帝护着，最后我们会发现，你这个学说是要垮掉的。就和中国的马列一样，中国的马列为什么没生命力呢？因为我们整天护着它，不许任何人去质疑，和西方的“后马”很不一样。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是一套“异端邪说”，但这个异端很有生命力，挑战主流，有很多的粉丝，因为它在这种逆境下不能不发奋，不能不把马克思当中最有价值的东西挖掘出来。整天供着宠着，不就成了八旗子弟了吗？儒家学说也是这样，所以常年的养尊处优、固步自封、僵化停滞，到了近代它就抵挡不住批判。1911年，皇帝倒台了，这表明儒家学说迟早是要衰亡的，因为它以前不就是靠皇帝帮它撑着吗？现在它的庇护人没了，自己立不起来了。到了五四的时候，儒家的这一套所谓“正统”就衰落消亡，但这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个巨大的损失。
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1949年以前，虽然它没有了正统的地位，但它还是在发挥了社会作用，延续了两千多年的这种学说，不可能一下子退出了历史舞台。我们会发现，包括支持执政党的很多文人学者，本身也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受它的熏陶成长起来的，还是带着中国儒家的个性和精神。再经过几次运动之后，这种东西基本上被清除得一干二净。这是一个悲剧，此后是一发不可收拾的道德沦落。我就从这个角度来和大家解释一下。大家看到，1894年甲午战败之后发生了什么？假使今天和日本打仗，有同事跟我说，打赢了、打败了都是坏事。不管怎么说，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打败了也不可能完败，所以说打败了还要再打，会极大的激发国内的军国主义疯狂，打赢了更是疯狂。但在1894年发生什么呢？当然说，签约《马关条约》是屈辱的，但是1894年的甲午战争直接触发了宪政改良。中国宪政尝试始于光绪的戊戌变法，后来被老佛爷镇压了，但是到后来她自己也不得不改革，还是因为仗打败了。所以说，中国宪政的启动就是起因于甲午战败。我觉得那时候的中国文人还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们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所以，康有为、梁启超在这个时候说什么？他们没有责骂日本军国主义，而非反思为什么一个小小的日本能打败一个庞大的大清帝国？结果发现是因为日本有宪法，中国没有，所以中国也要立宪。他们把眼睛看在我们自己身上，所以才有改良。
我觉得这在今天是非常不可思议的。1894年，我们能够走上宪政，至少是仿行宪政吧。派出国留洋考察的这些官员，当然没有带回来一部好宪法，但毕竟是中国走出国门的第一步。中国虽然战败了，但是不仅没有产生狭隘的仇恨，而且主动向战胜国的学习、借鉴，派学生去日本留学。这种心态是很有自信的，甚至可以说是非常伟大的。放在中国今天，可能吗？今天会发生什么？不要说今天，到五四的时候，一丁点儿大的事就闹出火烧赵家楼来。《凡尔赛条约》，当然对中国人不公平，但是这种不公也通过国民政府交涉逐渐消解了，而不是像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在不断宣染的，帝国主义一直图谋瓜分中国。国民政府的外交上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但是这些在大陆一概不提，而这么一点小事就激起了五四这些热血青年的激情，把中国从那个时候一直带到今天。这和儒家文化的衰弱是有着很直接的关系。
此后，中国就陷入了不断革命的泥潭。1911年是如此，1949年更是如此，以后又经过历次运动。革命成功以后，还要再发动二次革命——文化大革命。我们今天可以有自信地讲，这条路完全走错了。因为正如毛泽东所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什么？革命是要砍脑袋的，革命是要掉脑袋的。为了什么不是很重要。孙中山是为了宪政而革命，毛泽东是为了“共产主义”而革命。总之，都是为了一个远大的目标。正是为了这个远大的目标，你什么都能做；如果说这个人被你认定为是你的绊脚石——我们以前所说的“反革命”，你可以把他从肉体上消灭掉。
相反，儒家是爱惜生命的。我早先曾经说过，儒家严格来讲应该是反死刑的。当然，儒家在历史上其实不是。它的学说当中有那么一点点成份是支持不择手段这种倾向的，但这不是儒家的主流。从总体上说，儒家强调每个人都是有价值有尊严的实体。每个人都不能被作为实现任何目标的手段这确实是儒家学说的核心部分。孟子和荀子都说过，治理一个国家不能做不义之事；如果你做了不义的事情，那么你这个目标就是不义的。不要老是指望不正当的手段来实现正当的目标，不可能的。一旦迈出这一步之后，意味着我们以后的治国是不择手段的治国。我们的治国是依靠暴力的治国。它不跟你讲道理，不跟你讲人性，因为最后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在谁手里，谁就说了算，整个这套“学说”都是漠视人的价值和尊严的。
当然，这套东西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本身就固有的。我没有过多批马克思，也没有必要。我认为他的学说就是一套政治经济学，你不能把它上升为一套哲学、道德、伦理，这些他根本没有。其实，马克思作为经济学说完全破产了，没有哪个经济学院还在学习或者只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我们这儿，他基本已变成了哲学、法学或思想政治教育，但这是荒唐的，因为马克思本人不是哲学家。他如果是一个哲学家的话，也是一个犬儒主义哲学家。换句话说，哲学本身是要探讨人的价值，而马克思恰恰认为人没有价值，人的价值从属于物，我们作为主体的价值从属我们人作为客观的价值——如果这种价值有意义的话。经济学可能会比较庸俗、不太友好地解释这类学说：人最终是一只耗子，也许是一只“高级耗子”，是一只智商很高甚至有情商的的耗子，但它终究是一个耗子。这就是你的本质，因为我们人最终会像耗子那样选择。这是一颗花生，那是一颗瓜子，那儿什么都没有那它会怎么选择呢？我们人选择的时候，就像耗子一样，只关心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这就是“理性选择”理论，这种经济主义学说给我们带来了经济主义发展思维，可惜最后的结果既不经济也不理性。尤其是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经济发展至上，但是到了今天，我们在表面上经济确实得到高度发展，但是这种发展相当不“经济”的，成本非常之高。它让我们在某些方面得到，但在很多方面失去了很多很多。
集权体制加剧了人的物化，把人变成不折不扣的理性自私的动物。人不是人，人性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人性的根本就是它的动物性。在这个意义上，人性归根结底就是一个有机物而已。现代的“五毛”现象看上去很不理性，其实很理性啊。“五毛”嘛，人家绝不会白干的。包括那个北航教授，游行队伍里的老人说老毛的不是，他就打人。是他真的把老毛当回事吗？为老毛动感情吗？未必。我不知道，我不认识他，为了其它目的也完全有可能的。能做到北航教授，应该有这么点智商吧。
所以再回到人性的原点，我们想要做一个怎样的人？这是儒家给我们提出的一个严肃问题。这个问题在我们这个体制下显得尤其难以回答，因为在我们这个体制下，好人是要倒霉的。刚才说过，在我们这儿好事很难做，坏事很容易；你做了好事，可能反而没有好下场。一个榜样，就在天安门广场上放着。它对毒化整个中国社会的空气比什么都更有效。毛泽东用自己的遗体向全世界尤其向中国人宣告：哥们！你们瞧，我混得多好！我对这个国家做了多少坏事，做了多少恶事，他们屁也不敢放一个；我把共产党折腾得差点亡党，他们还是照样把我当做神一样供着，批判我的言论一概不得出版发表。我死后照样前无古人（希望后无来者），把我尸体放在这儿，供你们万人瞻仰。这才叫做人的成功！我害了你，你还不敢说，甚至让你感恩戴德，让你对我有那么一种情结，发自内心的热爱我。这能说不是一种成功吗？！
反过来，说毛坏话的人有什么好下场？这一位大家应该也认识的，是我南京大学的老校友高华教授。他写过一本书影响很大：《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揭露了他在延安整风时期的所做所为。所以我说你要发现历史真相不难呢，高华的书就摆在这儿。当然，大陆书店里没有，港台能买到，但网上翻墙也很容易得到啊。高华教授最后不是很顺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本书，也可能是因为生活在一种压抑、不得志的状态。写了这本书后，就不可能在大陆“得志”了，这是注定的结果。最后他英年早逝，50多岁去世了。
但是儒家仍然会问，这两种人生你选择哪一种？一种是作恶，但他仍然高官任做，骏马任骑，而且还有人为你立牌坊。这个牌坊可能是一时的，不可能永远糟践中华民族的历史。但这些不管，反正这一辈子荣华富贵享尽了。这还不像薄熙来，薄熙来是最后自己搞砸了，这里就不评论了，他失败了，当然不可取。但很成功的那位躺在那儿，至少在他活着的一辈子没有敢在他面前一“不”字。这种人生让我们来选择，你选不选？13亿人民有多少会选择高华？中国多的是历史学者，有的朋友告诉我，高华写的东西对别人来说是新闻，对我们来说是常识。问题是，常识怎么没听你们说过啊？你们平时在写些什么呀？你们写的东西不能说不重要，小学课本不就是按照你们写的东西编出来的吗？对我们的子孙后代产生了什么影响啊！所以做人，像高华那样做出了贡献，做了一个历史学家所应该做的事情，但是最后呢，没有得到我们常人想得到的那些东西：房子啊，车子啊，位子啊……毛泽东坏事做尽，但是要什么有什么。你到底想做高华，还是做毛泽东？儒家给我们每个人都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当然，我们不可能每个人都做到毛泽东那个份上，所以就别整天琢磨这个事了，不然过得太郁闷了。但是这个问题是存在的。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对于我们该做的事情，对于我们要发挥的角色，在面临选择的时候，我们该怎样选择？这种选择可能每天都有。我来杭州的路上，去机场打不上车，只好坐地铁，我卡上的钱不够，要充值，碰巧两个充值机器都坏了，排长队，怕赶不上飞机，只好厚厚脸皮和前面的人说：“得赶飞机，买一张票就走。”但我心里一直在想我要不要做这个事情，要不要是插这个队，还是面临误机的风险？这也是一个选择，一个很小的选择，但不要太不把它当回事。到底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你是一个官员，该怎么做官？我是一个学者，该怎么说话？你可能是一个媒体记者，是一个出版人，是一个法官，是一个律师，在做某些事情时会给你带来利益，但是你知道那是错的，你该怎么选择？这是儒家抛给我们每个人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我们这种体制下尤其会经常遇到。
中国有句话：“人不为已，天诛地灭。”听起来好像极端功利，极端自私。其实呢，这句话也没说错，儒家哲学基本上就归结为这句话，做人要为自己，要对自己负责任。人不为已，真的要天诛地灭，问题就在于如何“为已”？什么是真正的自己？怎么做才是对自己真正的“好”？现在的官场、社会很庸俗，到了不理智的地步。我们的房叔多少套房子？！你需要这么多房子干什么？孟子有句名言“岂爱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桐梓是一种植物，你知道要浇水；自己心灵坏了，却不知道去滋润一下，这是不是很不理性啊？挣钱买房子、买车子、买表……看这个表叔，多少块表，你说他戴这么多表干吗？戴（带）到坟墓去呀！只怕坟墓没带去，先带到监狱去了。这很不理性，即便今天你不谈什么道德境界，至少把肚子弄小一点、健康一点啊！戴这么多表干什么？你看我们的官员活到多不理智的地步。为了一些身外之物，把自己的身体都伤了。这是为自己好吗？到底什么是自我？我们有身体，需要健康；作为人，我们还有灵魂，还有一些内在的东西，不要总是为了满足欲望自我糟践、自我否定，不把自己当人，和一头牲口没什么区别。人的一生是没有必要这样的。
我是认为，无论老百姓还是官员都要反思自己这一辈子。因为这就是你的全部，它只属于你，你也只有这一辈子，所以不能不认真对待的。为非作歹不仅有法律风险，即使没有风险又如何？那些潜藏在“我党”内部的大量的贪官污吏，还有成功潜逃出国的，即便他成功了，即便他没有被抓获并遣送回国，这一辈子在异国它乡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难道这就是我们作为人想要过的生活吗？就像刚才林总讲的，在中国走向宪政的时代，你在干什么？是积极帮助中国推动宪政民主，还是在异国他乡“捡狗屎”？
我们都认为，宪政的最大阻力在官。清朝出国考察的官员载泽早就说过：“宪政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宪政要限权，官没有权了，怎么得利呀？问题是，什么是“利”？这个“利”可以稍微看得长远一点。我们的刘（少奇）主席都知道，“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急得跟老毛跳脚：
“这可是要上书的”——上史书的。历史会把他们钉在耻辱柱上，现在没有，将来一定会。无论做了什么官，级别多么高，暴君也好，奸相也好，他们的所做所为一定会有一个公允的历史评判。
所以赵紫阳在89年的关键时刻决定：我不能跟你们站在一边。他才是聪明人，他们知道他们是想让他来承担历史的罪责，不值得啊！继续做他的总书记，又能如何？总不能一辈子做下去吧？不也得退休，不也得死吗？和他们同流合污，做了历史的罪人，千秋万代遭人唾骂，值得吗？我相信，以后历史是会给他一个公正的历史地位的。虽然中国没有那么多“高华”，但这是没有悬念的。他和胡耀邦一样，是中国历史的伟人。为了换得这个历史地位，他也不过是失去人身自由而已，还好嘛！我们很客观地替他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如果我是他，我也走这条路。这才是真正的理性。你能继续做总书记又怎么了，长生不老了？长命百岁了？不就是这么回事嘛？干吗要遗臭万年呢？所以说做官，尤其是做最高领导人，要把这个基本问题想清楚。你到底要做尧舜，还是要做桀纣？这个选择是你自己做的，没人能替你做这个选择。
最后我想讲，当然我们不能寄希望于个别领导人。宪政只能靠我们公民来推动，而推动宪政是有点风险的。像举办这样温和理性的活动，也不是没有风险的，心里也会掂量掂量，是否值得冒这个风险。这个我想大家都已经有答案了。今天我们坐在这儿，聚在一起谈论这些看上去跟我们的利益不着边界的话题，本身就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宪政也是我们人格当中的一部分，我们人活得要有人的样子。用古代儒家的话讲，活得要像个“君子”，别像个“小人”，别活得像个耗子、过街老鼠，人没有必要活得那么悲惨。宪政呢，用我们现代的话讲，就是要我们活得像一个公民。我觉得，“公民”跟“君子”这两个概念非常相近的，可能儒家把“君子”概念拔高了，但也没有必要拔得那么高，它基本就相当于现代的公民概念，君子也是要参政议政的。你把什么都交给领导，上面做错，一句话都不敢说，这并不是儒家意义上的君子。现在都有了选票，你还不出来投票，连这点义务都做不到，这是什么“君子”？所以我们今天要做一个公民，不是为了这个国家，不是为了这个民族，而是为了我们自己。这是我们做人的一部分。“万物皆备于我矣”，这个“我”当中就包含着公民。所以我相信，把这个道理说透了以后，大家都能够明白，无论是我们老百姓还是官员都能够接受，我们为什么要推动宪政。大家今天上午就是用实际行动表明这一点。
我们每个人都做一个合格的公民，中国宪政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谢谢大家！
所有这一切最后造就了一个失败民族。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但是很多人或多或少都染上了这种病症。他们总是怨天尤人，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自己在做着无耻的事情，却没有任何耻感。抵制日货，说实话，可以是很理性的。为什么要抵制日货呢？谁知道他们游行过后又干嘛去了？说不定自己就去买一个日货什么的，谁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反美”、“抗日”呢？因为他们远啊，管不着我。这些人现在可以抵制日货，但是把他们放到抗日战争，说不定会伪军。我真正尊敬的是能够秉持自己信仰做事，而不是按照自己的利益来做事的人。比如你能够游行去批评政府做错了什么，那我是会心怀敬意，因为后果是很显然的，而你顶着这个后果还是去做，这表明你真的是相信你做的这件事。现在你去“反美”、“抗日”，但是日本在哪儿啊？美国在哪儿啊？八竿子打不着，骂完了你还可以和美国人结婚啊。所以这样的行为是很理性的，用不着一点担当和勇气。相反，我现在要为日本说话是很要勇气的，非常得不偿失的。我上次发表了一个言论，是说宪政民主才能拯救中国的环境，说到日本空气很好，把它和日本政治体制联系起来，大致是这个意思。我父母网上说，我的这种言论在中国是“找骂”。但是找骂也得说，这说明我说的是真心话，因为我没有必要说假话，而且去找骂。国内跟着起哄的人太多了，不用大脑思考的人太多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视线那么容易被转移。不管国内发生什么人命关天的事儿，钓鱼岛一来，黄岩岛一来，台湾一有什么动向，我们一下全都忘了自己的问题，最后全都是美国鬼子搞的鬼，连自己得癌症（指查韦斯）都说是美国鬼子搞的鬼。这太不可思议了，这是为什么我说这是一个失败的民族。因为一个成功的民族，自己的事情一定要自己做。不知道自己的缺点，不知道反思和纠正，永远不反思自己的弱点，你说这个民族怎么能强大呢？怎么能成功呢？怎么能不失败呢？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从我们这个底线状态回升，回升到我们的传统，也许还能进一步让我们大多数人真正的承担起公民的责任，这是超越我们的传统的。在儒家传统中，大多数人确实是“小人”，都是自私的、短视的，可以说也是没有多少廉耻的，只有少数“君子”才有廉耻。在这个新的时代，也许儒家的这套道德学说还有新的机会，君子应该不仅是局限于少数几个人。如果儒家真的相信自己所说的那套教义，他们应该尽可能地让我们大家、让我们大多数人都能够提升到“君子”的水平。也许在那个年代，经济和教育很落后，大多数孩子就像我刚才给大家显示的很不幸的男孩一样，从小就要劳动，没有机会得到教育，现在不同了。我们从一岁到18岁这个阶段怎么度过？这么长时间的教育，如果是比较成功的、比较健康的话，难道不能塑造一个健康的人格吗？所以，儒家不能再坚持他以前的那种认识，我想这也不是儒家学说固有的一部分，那是会随着时代变化而改变的。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矣。”我们作为人首先是一个有能力的人，不仅有自然的能力，不仅有理智的能力，而且有道德上的能力。要重建这个民族的道德人格，我不认为只能依靠儒家。这不是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它既然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它在我们看来自然就比较亲切。既然儒家传统当中，还有一些非常闪光的、对我们今天非常有价值的东西，我们没有必要埋没自己。最重要的一点，从孔子、孟子以来一直强调的，就是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为什么要做一个好人？就是为了“大公无私”么？为什么要大公无私呢？儒家的一个核心思想是：做一个好人，首先是对我自己好，所以是我自己的事情。
最后谈谈中国宪政。对于宪政，大家都很有激情。一听到宪政这两个字，我们就心潮澎湃。在我看来，这种激情验证了孔孟的学说。它表明我们人确实不仅仅是一个理性动物，还是一个有尊严、有价值的主体，而尊严和价值需要宪政来维护和体现。所以说一讲起宪政，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心灵上的感应。这不是偶然的，我想这是发自我们的内心，出自于我们的本性。所以孟子讲，我们什么都有了，老天没有亏待过我们，哪怕你是个残疾人。老天也不亏待。有一个很著名的天体物理学家，叫霍金。他在轮椅上话不能说，身体也不能动，只能转动转动眼睛，用中国骂人的话说是“一级残废”了。但是中国有一句古话说，老天剥夺了你的某个方面，就会在另一个方面补偿你。他的脑子非常好用，特别聪明，智商特别高。如果你给他机会、给他条件的话，即便到他这种状态，可以说特别绝望了，但他还是发挥自己的价值，甚至是我们常人达不到的高度。老天把什么都给了我们，把各种能力、各种秉赋给了我们，能不能充分利用它们、发挥它们，要看我们自己了。这个不能怪美帝国主义，不能怪日本鬼子。你自己的生活没过好，是你自己的事儿。所以孟子讲，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做人一定有要对得起我们自己。就是要充分发挥我们做人的秉赋，真正活得像一个人，有人的尊严，这才叫不要太亏待自己。这是我们的一句俗话，通常会用到比较庸俗的场合，比如吃得好一点儿啦，不要太累啊——不要太亏待你自己。当然，这也是题中之义。但如果你这一辈子过着碌碌无为、游手好闲甚至害人害己的生活，这是不是另一种“亏待”自己的方式呢？
那么传统的儒家道德有什么问题？这儿没法展开，只能是一个简单的提醒：一定要防范儒家教育中的国家主义，但儒家不是天生国家主义的。孔子虽然人格当中也有和领导套近乎的因素：三月不见国君，就惶惶不可终日，活着很不自在。但也许是一种不幸，也许是一种幸运，他一生就那么郁郁不得志。他就永远只能做一条所谓的“丧家犬”，而不是看门犬。这里看门犬不是我们今天讲的监督政府的watch dog，他是帮政府看门的。我们传统的官员不用说，连学者都是发挥这样的一个角色。但孔子进不了政府的大门，只能做一个丧家犬，只能建立一套道德学说，并以此来评判政府。这是他对后人的最大贡献。到了汉代以后，独尊儒术，儒家就过得很滋润了，变成“看门狗”了，但这不是一件好事情。我想对一个人也是这样，当人活得太滋润的时候，也不是一件好事。整天靠皇帝护着，最后我们会发现，你这个学说是要垮掉的。就和中国的马列一样，中国的马列为什么没生命力呢？因为我们整天护着它，不许任何人去质疑，和西方的“后马”很不一样。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是一套“异端邪说”，但这个异端很有生命力，挑战主流，有很多的粉丝，因为它在这种逆境下不能不发奋，不能不把马克思当中最有价值的东西挖掘出来。整天供着宠着，不就成了八旗子弟了吗？儒家学说也是这样，所以常年的养尊处优、固步自封、僵化停滞，到了近代它就抵挡不住批判。1911年，皇帝倒台了，这表明儒家学说迟早是要衰亡的，因为它以前不就是靠皇帝帮它撑着吗？现在它的庇护人没了，自己立不起来了。到了五四的时候，儒家的这一套所谓“正统”就衰落消亡，但这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个巨大的损失。
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1949年以前，虽然它没有了正统的地位，但它还是在发挥了社会作用，延续了两千多年的这种学说，不可能一下子退出了历史舞台。我们会发现，包括支持执政党的很多文人学者，本身也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受它的熏陶成长起来的，还是带着中国儒家的个性和精神。再经过几次运动之后，这种东西基本上被清除得一干二净。这是一个悲剧，此后是一发不可收拾的道德沦落。我就从这个角度来和大家解释一下。大家看到，1894年甲午战败之后发生了什么？假使今天和日本打仗，有同事跟我说，打赢了、打败了都是坏事。不管怎么说，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打败了也不可能完败，所以说打败了还要再打，会极大的激发国内的军国主义疯狂，打赢了更是疯狂。但在1894年发生什么呢？当然说，签约《马关条约》是屈辱的，但是1894年的甲午战争直接触发了宪政改良。中国宪政尝试始于光绪的戊戌变法，后来被老佛爷镇压了，但是到后来她自己也不得不改革，还是因为仗打败了。所以说，中国宪政的启动就是起因于甲午战败。我觉得那时候的中国文人还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们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所以，康有为、梁启超在这个时候说什么？他们没有责骂日本军国主义，而非反思为什么一个小小的日本能打败一个庞大的大清帝国？结果发现是因为日本有宪法，中国没有，所以中国也要立宪。他们把眼睛看在我们自己身上，所以才有改良。
我觉得这在今天是非常不可思议的。1894年，我们能够走上宪政，至少是仿行宪政吧。派出国留洋考察的这些官员，当然没有带回来一部好宪法，但毕竟是中国走出国门的第一步。中国虽然战败了，但是不仅没有产生狭隘的仇恨，而且主动向战胜国的学习、借鉴，派学生去日本留学。这种心态是很有自信的，甚至可以说是非常伟大的。放在中国今天，可能吗？今天会发生什么？不要说今天，到五四的时候，一丁点儿大的事就闹出火烧赵家楼来。《凡尔赛条约》，当然对中国人不公平，但是这种不公也通过国民政府交涉逐渐消解了，而不是像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在不断宣染的，帝国主义一直图谋瓜分中国。国民政府的外交上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但是这些在大陆一概不提，而这么一点小事就激起了五四这些热血青年的激情，把中国从那个时候一直带到今天。这和儒家文化的衰弱是有着很直接的关系。
此后，中国就陷入了不断革命的泥潭。1911年是如此，1949年更是如此，以后又经过历次运动。革命成功以后，还要再发动二次革命——文化大革命。我们今天可以有自信地讲，这条路完全走错了。因为正如毛泽东所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什么？革命是要砍脑袋的，革命是要掉脑袋的。为了什么不是很重要。孙中山是为了宪政而革命，毛泽东是为了“共产主义”而革命。总之，都是为了一个远大的目标。正是为了这个远大的目标，你什么都能做；如果说这个人被你认定为是你的绊脚石——我们以前所说的“反革命”，你可以把他从肉体上消灭掉。
相反，儒家是爱惜生命的。我早先曾经说过，儒家严格来讲应该是反死刑的。当然，儒家在历史上其实不是。它的学说当中有那么一点点成份是支持不择手段这种倾向的，但这不是儒家的主流。从总体上说，儒家强调每个人都是有价值有尊严的实体。每个人都不能被作为实现任何目标的手段这确实是儒家学说的核心部分。孟子和荀子都说过，治理一个国家不能做不义之事；如果你做了不义的事情，那么你这个目标就是不义的。不要老是指望不正当的手段来实现正当的目标，不可能的。一旦迈出这一步之后，意味着我们以后的治国是不择手段的治国。我们的治国是依靠暴力的治国。它不跟你讲道理，不跟你讲人性，因为最后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在谁手里，谁就说了算，整个这套“学说”都是漠视人的价值和尊严的。
当然，这套东西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本身就固有的。我没有过多批马克思，也没有必要。我认为他的学说就是一套政治经济学，你不能把它上升为一套哲学、道德、伦理，这些他根本没有。其实，马克思作为经济学说完全破产了，没有哪个经济学院还在学习或者只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我们这儿，他基本已变成了哲学、法学或思想政治教育，但这是荒唐的，因为马克思本人不是哲学家。他如果是一个哲学家的话，也是一个犬儒主义哲学家。换句话说，哲学本身是要探讨人的价值，而马克思恰恰认为人没有价值，人的价值从属于物，我们作为主体的价值从属我们人作为客观的价值——如果这种价值有意义的话。经济学可能会比较庸俗、不太友好地解释这类学说：人最终是一只耗子，也许是一只“高级耗子”，是一只智商很高甚至有情商的的耗子，但它终究是一个耗子。这就是你的本质，因为我们人最终会像耗子那样选择。这是一颗花生，那是一颗瓜子，那儿什么都没有那它会怎么选择呢？我们人选择的时候，就像耗子一样，只关心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这就是“理性选择”理论，这种经济主义学说给我们带来了经济主义发展思维，可惜最后的结果既不经济也不理性。尤其是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经济发展至上，但是到了今天，我们在表面上经济确实得到高度发展，但是这种发展相当不“经济”的，成本非常之高。它让我们在某些方面得到，但在很多方面失去了很多很多。
集权体制加剧了人的物化，把人变成不折不扣的理性自私的动物。人不是人，人性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人性的根本就是它的动物性。在这个意义上，人性归根结底就是一个有机物而已。现代的“五毛”现象看上去很不理性，其实很理性啊。“五毛”嘛，人家绝不会白干的。包括那个北航教授，游行队伍里的老人说老毛的不是，他就打人。是他真的把老毛当回事吗？为老毛动感情吗？未必。我不知道，我不认识他，为了其它目的也完全有可能的。能做到北航教授，应该有这么点智商吧。
所以再回到人性的原点，我们想要做一个怎样的人？这是儒家给我们提出的一个严肃问题。这个问题在我们这个体制下显得尤其难以回答，因为在我们这个体制下，好人是要倒霉的。刚才说过，在我们这儿好事很难做，坏事很容易；你做了好事，可能反而没有好下场。一个榜样，就在天安门广场上放着。它对毒化整个中国社会的空气比什么都更有效。毛泽东用自己的遗体向全世界尤其向中国人宣告：哥们！你们瞧，我混得多好！我对这个国家做了多少坏事，做了多少恶事，他们屁也不敢放一个；我把共产党折腾得差点亡党，他们还是照样把我当做神一样供着，批判我的言论一概不得出版发表。我死后照样前无古人（希望后无来者），把我尸体放在这儿，供你们万人瞻仰。这才叫做人的成功！我害了你，你还不敢说，甚至让你感恩戴德，让你对我有那么一种情结，发自内心的热爱我。这能说不是一种成功吗？！
反过来，说毛坏话的人有什么好下场？这一位大家应该也认识的，是我南京大学的老校友高华教授。他写过一本书影响很大：《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揭露了他在延安整风时期的所做所为。所以我说你要发现历史真相不难呢，高华的书就摆在这儿。当然，大陆书店里没有，港台能买到，但网上翻墙也很容易得到啊。高华教授最后不是很顺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本书，也可能是因为生活在一种压抑、不得志的状态。写了这本书后，就不可能在大陆“得志”了，这是注定的结果。最后他英年早逝，50多岁去世了。
但是儒家仍然会问，这两种人生你选择哪一种？一种是作恶，但他仍然高官任做，骏马任骑，而且还有人为你立牌坊。这个牌坊可能是一时的，不可能永远糟践中华民族的历史。但这些不管，反正这一辈子荣华富贵享尽了。这还不像薄熙来，薄熙来是最后自己搞砸了，这里就不评论了，他失败了，当然不可取。但很成功的那位躺在那儿，至少在他活着的一辈子没有敢在他面前一“不”字。这种人生让我们来选择，你选不选？13亿人民有多少会选择高华？中国多的是历史学者，有的朋友告诉我，高华写的东西对别人来说是新闻，对我们来说是常识。问题是，常识怎么没听你们说过啊？你们平时在写些什么呀？你们写的东西不能说不重要，小学课本不就是按照你们写的东西编出来的吗？对我们的子孙后代产生了什么影响啊！所以做人，像高华那样做出了贡献，做了一个历史学家所应该做的事情，但是最后呢，没有得到我们常人想得到的那些东西：房子啊，车子啊，位子啊……毛泽东坏事做尽，但是要什么有什么。你到底想做高华，还是做毛泽东？儒家给我们每个人都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当然，我们不可能每个人都做到毛泽东那个份上，所以就别整天琢磨这个事了，不然过得太郁闷了。但是这个问题是存在的。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对于我们该做的事情，对于我们要发挥的角色，在面临选择的时候，我们该怎样选择？这种选择可能每天都有。我来杭州的路上，去机场打不上车，只好坐地铁，我卡上的钱不够，要充值，碰巧两个充值机器都坏了，排长队，怕赶不上飞机，只好厚厚脸皮和前面的人说：“得赶飞机，买一张票就走。”但我心里一直在想我要不要做这个事情，要不要是插这个队，还是面临误机的风险？这也是一个选择，一个很小的选择，但不要太不把它当回事。到底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你是一个官员，该怎么做官？我是一个学者，该怎么说话？你可能是一个媒体记者，是一个出版人，是一个法官，是一个律师，在做某些事情时会给你带来利益，但是你知道那是错的，你该怎么选择？这是儒家抛给我们每个人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我们这种体制下尤其会经常遇到。
中国有句话：“人不为已，天诛地灭。”听起来好像极端功利，极端自私。其实呢，这句话也没说错，儒家哲学基本上就归结为这句话，做人要为自己，要对自己负责任。人不为已，真的要天诛地灭，问题就在于如何“为已”？什么是真正的自己？怎么做才是对自己真正的“好”？现在的官场、社会很庸俗，到了不理智的地步。我们的房叔多少套房子？！你需要这么多房子干什么？孟子有句名言“岂爱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桐梓是一种植物，你知道要浇水；自己心灵坏了，却不知道去滋润一下，这是不是很不理性啊？挣钱买房子、买车子、买表……看这个表叔，多少块表，你说他戴这么多表干吗？戴（带）到坟墓去呀！只怕坟墓没带去，先带到监狱去了。这很不理性，即便今天你不谈什么道德境界，至少把肚子弄小一点、健康一点啊！戴这么多表干什么？你看我们的官员活到多不理智的地步。为了一些身外之物，把自己的身体都伤了。这是为自己好吗？到底什么是自我？我们有身体，需要健康；作为人，我们还有灵魂，还有一些内在的东西，不要总是为了满足欲望自我糟践、自我否定，不把自己当人，和一头牲口没什么区别。人的一生是没有必要这样的。
我是认为，无论老百姓还是官员都要反思自己这一辈子。因为这就是你的全部，它只属于你，你也只有这一辈子，所以不能不认真对待的。为非作歹不仅有法律风险，即使没有风险又如何？那些潜藏在“我党”内部的大量的贪官污吏，还有成功潜逃出国的，即便他成功了，即便他没有被抓获并遣送回国，这一辈子在异国它乡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难道这就是我们作为人想要过的生活吗？就像刚才林总讲的，在中国走向宪政的时代，你在干什么？是积极帮助中国推动宪政民主，还是在异国他乡“捡狗屎”？
我们都认为，宪政的最大阻力在官。清朝出国考察的官员载泽早就说过：“宪政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宪政要限权，官没有权了，怎么得利呀？问题是，什么是“利”？这个“利”可以稍微看得长远一点。我们的刘（少奇）主席都知道，“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急得跟老毛跳脚：
“这可是要上书的”——上史书的。历史会把他们钉在耻辱柱上，现在没有，将来一定会。无论做了什么官，级别多么高，暴君也好，奸相也好，他们的所做所为一定会有一个公允的历史评判。
所以赵紫阳在89年的关键时刻决定：我不能跟你们站在一边。他才是聪明人，他们知道他们是想让他来承担历史的罪责，不值得啊！继续做他的总书记，又能如何？总不能一辈子做下去吧？不也得退休，不也得死吗？和他们同流合污，做了历史的罪人，千秋万代遭人唾骂，值得吗？我相信，以后历史是会给他一个公正的历史地位的。虽然中国没有那么多“高华”，但这是没有悬念的。他和胡耀邦一样，是中国历史的伟人。为了换得这个历史地位，他也不过是失去人身自由而已，还好嘛！我们很客观地替他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如果我是他，我也走这条路。这才是真正的理性。你能继续做总书记又怎么了，长生不老了？长命百岁了？不就是这么回事嘛？干吗要遗臭万年呢？所以说做官，尤其是做最高领导人，要把这个基本问题想清楚。你到底要做尧舜，还是要做桀纣？这个选择是你自己做的，没人能替你做这个选择。
最后我想讲，当然我们不能寄希望于个别领导人。宪政只能靠我们公民来推动，而推动宪政是有点风险的。像举办这样温和理性的活动，也不是没有风险的，心里也会掂量掂量，是否值得冒这个风险。这个我想大家都已经有答案了。今天我们坐在这儿，聚在一起谈论这些看上去跟我们的利益不着边界的话题，本身就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宪政也是我们人格当中的一部分，我们人活得要有人的样子。用古代儒家的话讲，活得要像个“君子”，别像个“小人”，别活得像个耗子、过街老鼠，人没有必要活得那么悲惨。宪政呢，用我们现代的话讲，就是要我们活得像一个公民。我觉得，“公民”跟“君子”这两个概念非常相近的，可能儒家把“君子”概念拔高了，但也没有必要拔得那么高，它基本就相当于现代的公民概念，君子也是要参政议政的。你把什么都交给领导，上面做错，一句话都不敢说，这并不是儒家意义上的君子。现在都有了选票，你还不出来投票，连这点义务都做不到，这是什么“君子”？所以我们今天要做一个公民，不是为了这个国家，不是为了这个民族，而是为了我们自己。这是我们做人的一部分。“万物皆备于我矣”，这个“我”当中就包含着公民。所以我相信，把这个道理说透了以后，大家都能够明白，无论是我们老百姓还是官员都能够接受，我们为什么要推动宪政。大家今天上午就是用实际行动表明这一点。
我们每个人都做一个合格的公民，中国宪政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谢谢大家！
张千帆，1964年1月生于上海。1984年7月南京大学固体物理学士，1989年12月卡内基-梅隆大学生物物理学博士，1999年8月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政府学博士。南京大学经济行政法专业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政府管理学院双聘教授，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
订阅：
评论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