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于财经天下2013年5月 本刊记者 谢梦遥
赫赫有名的投资人王功权，决定退出商界。
“我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但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不再经商。”他告诉《财经天下》周刊。
其实，过去的一年半，他已经停止了所有工作。整个2012年，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研究方向是公民社会。这听起来已经不像是一个在商界浸泡了多年的人的兴趣所在——尽管在访问开始前，对方给他设定的方向是中美金融体系比较研究。
在他决定退出之前，他用了20余年的时光取得了他在商界的江湖地位。
他是万通六君子之一，1991年与冯仑、潘石屹、易小迪、王启富、刘军在海南创立万通。万通分家后，他先后进入IDG与鼎晖投资，主导投资了奇虎360、学大教育、框架传媒、易趣网、3721、弘成科技、金融界、创联万网、汉庭连锁、展讯、亚信等项目。在风险极高的创投领域，这些项目取得了成功，从而为他带来盛誉与财富。
“投资来说，你一般会希望是投资性格很稳健的人。但周鸿祎是个特例，因为他创新能力太强了，非常敏锐，我认为他是一个个案。另外，坚韧是很重要的品质，你回过头看，不管周鸿祎情绪怎么波动，但他在创业的路上是够坚韧的，对不对？”他轻描淡写地谈起他曾经投资过的周鸿祎。
过去的痕迹总在不经意间流露。他是从海南全身而退的淘金者，雄霸一方的地产大亨们的老大哥，运筹帷幄的风险投资界大鳄。他曾站在众人难以企及的高处，与最优秀的商业精英并肩而立。以至于他谈起到让媒体兴奋不已的名字时，竟然多少有些俯视的味道。
今年年初，他结束了哥大的访问。回国几天后的一个中午，他和阳光壹佰置业集团董事长易小迪吃饭，提到了不再回商界。“挺可惜的。”易小迪表示。但随后，易小迪又不停地聊起了他的地产业务。“大概他内心里还是觉得我是个商人。”王功权说。
这种尴尬一直存在着，每当王功权跟周边的商人朋友说起他的打算，别人的第一反应是，“你真的要退出吗？不可能。”
商业之外
其实一切早有预兆。在他还在鼎晖投资的日子里，就曾多次向董事长吴尚志表达希望退出。“功权你别吓我。我先走了，我还有事。”吴尚志每次反应是一样的，都会笑着避开这个话题。王功权的角色至关重要，他是这个管理着超过70亿美元基金的公司的三位高级合伙人之一、鼎晖创投的创始人。
“周而复始的生活，让我觉得有点单调，我希望换一种方式活着。”尽管王功权已经安排了另一位合伙人黄炎全面主持工作，但他没有办法安排自己退出的时间表，直至一个突发事件启动了加速按钮。
2011年5月16日夜，王功权在微博上发出那条后来搅起轩然大波的私奔宣言，“我放弃一切，和王琴私奔了。”然后，他消失了。这条微博被转发了7万余次，也正是这个事件，王功权的名字被八卦式的流言包裹，为更多人知道。
如你所知，这件事像场闹剧般收场，一个多月后，王功权回家了，他与妻子的婚姻并没有结束。而在此前，鼎晖已经宣布了他的辞职。这是王功权的决定。在他私奔归来之前，吴尚志和他在上海的一个宾馆房间里有过一次秘密讨论，即便在那时，吴仍然表达了挽留的意愿，但王还是辞职。
在此后的日子里，他开始为了自己的冲动还债，安抚妻子，带着全家去旅游，再往后，他去了美国，妻子与孩子随行，住在新泽西的公寓。但他与中国企业界的大腕们的联系并没有中断，“上次俞敏洪、冯仑、王石、郭广昌他们好多人过来，坐在一起漫谈。我也礼貌性参与了。”人们以为他不过是进入一段蛰伏期，他已经决定不再回来。
另一个面目的王功权，在过往的岁月中浮现，并逐渐清晰：公民行动的参与者。
他是民间组织“公盟”的理事；他热衷参与公共知识分子聚会或者文化沙龙；他经常在网上讨论公共事件，言论尺度颇大。
但这些未必为人所知，在商言商，他懂得在不同的身份之间转换。“我小时候看电影特别佩服间谍，在这个屋子跳舞，出门之后卸妆以另外一个形象出现了，准备激烈打斗。”他很少和商界的朋友谈他以“公民”身份做的事情。“省的解释半天，他们还担心我。”
2004年，他的老朋友冯仑、刘晓光等人筹备组建阿拉善SEE基金会，也邀请了王功权。但他没有加入。“我认为他们做的事情是重要的，但我不想把我的精力放到环保上。”他更关心的是与环境权并行的另一种权利，公民权。在冯仑等人为解决西部荒漠化问题，开会讨论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他与另一个群体走的很近——公盟。
公盟的负责人许志永，是孙志刚事件中，上书人大废除收容遣送制度的北大三博士之一。这个昔日名声大噪的民权英雄，如今在某些特殊时期，会变成敏感的符号。“我的手机是被监听的。”他承认公盟是个不受政府欢迎的民间团体。
公盟的运营资金部分来自于民间捐赠，王功权是重要的捐助者之一。在许志永为数不多的几个商人朋友中，王功权是自始至终不忌惮公开身份的。
两人的友谊始于10年前。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后，王功权想结交这几位推动者，就请法律界的朋友牵头约见。地点约在了一个高尔夫球场，当其他人去打球时，他与许志永在一旁喝茶聊天。认识之后，接触很快就多起来。“我认同他们所倡导的。”
公盟于2005年成立，许志永、滕彪、黎雄兵等几位律师是创始人。这是个松散的组织，核心人员不过十几人，但与公益界、法律界、知识界有广泛交集。王功权在那时加入公盟，成为理事。与一般的慈善或者维权机构不同，公盟扮演的角色更像一个以小搏大的挑战者，它的目标是针对一些普遍性的社会不公，尝试做出改变。不同的人对公盟有着不同的甚至彼此矛盾的观感，但无论是用激进或者温和来评价它，都不可否认，参与其中的人，需要有着强烈的批判精神。显然，王功权并不缺少这种精神。
王功权钟爱格律诗，2007年他曾受邀参加一个讽刺诗创作的经验讲座。这个讲座最初的环节，有人全文宣读了某位国家级领导在全国作协大会上的讲话内容。他看着大家认真地听完，感到有点悲哀。回家后，他在博客写下这样的话：“你很难想象美国一帮诗人会坐在一起认真学习和领会他们总统布什的什么讲话全文。”
总体说来，王功权是个脾气极度温和的人，但在有些情况下，他内心的抗拒会爆发出来。他曾在一个有官员参加的会议当场离席而去，因为某个负责人在汇报工作时说“我们协会就是政府的喉舌，”他听不下去了。
对于王功权告别商界，许志永认为不是意外。“他以前一直在说不想干了。商业也能推动社会进步，但无法直接推动制度变革。角色还是有差异的。”
懦弱与勇敢
在许志永看来，王功权对民主宪政问题有着浓厚兴趣。“商业圈里也许也有人关心，但不敢关心。王功权更勇敢。”
王功权对公盟工作的投入时间也越来越多，从2009年开始，公盟每周日的例会，他几乎都参加了，到了饭点，则跟着大家一起吃盒饭。
回头看起来，很难说清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也许，与公盟的日渐频繁的互动影响了王功权，激发了他内心中的热忱；抑或，那团火本就燃烧在他心中，驱动他更主动以许志永等人为友。
公盟在2009年7月遭遇了最艰难的时光，有关部门指称其偷税，许志永和出纳庄璐被刑事拘留。王功权动员了很多人，尝试营救。“事后想起来，其实挺危险的。”这期间，冯仑从台湾飞回来，很晚还约见他，告诉他拿护照马上出境。“没那么严重程度吧。”他对冯仑说。
他没有走，他认为自己是安全的。“我们不是地下党搞秘密革命，我们没有阴谋。我们讨论的所有事情公安都可以在场。”当需要补缴税款和滞纳金时，他捐了一百多万元，补上了漏洞。公盟税案在罚款缴清后被淡化处理。许志永在一个月后被释放。“如果我被审判，企工商界会有人站出来。”他知道王功权会跟他站在一起。
许志永认为，王功权对于公盟团队的帮助，不仅仅体现在出钱出力上，还有独到的判断力，他的意见往往能跳脱公益人固有的窠臼。比如对于拆迁维权，王功权不支持介入，他觉得涉及金钱利益太大，很难团结。这个项目最终还是推行了，果不其然很难达到预期效果。
在王功权还在鼎晖当合伙人的日子里，他最忙的时候一天要看七八个项目。“按他平时的工作强度，如果一一致电取消商务会议的话，估计得要半年时间。”一位同行曾有些夸张地说。他对公共事件的关注，只能忙里偷闲完成。但即便如此，他的敏锐也让人叹服。
2010年12月25日，乐清村民钱云会遭遇离奇车祸死亡，因为他又是一名土地维权者，死因很快引发了网上诸多猜想。3天之后，许志永接到了王功权的电话，俩人都怀疑是谋杀，但王提议公盟介入做独立调查，第二天，许志永就带队抵达现场。随后，王功权保持着密切关注，他还在12月31日的中午与许志永通了一个小时的电话。
“王功权看到了很多网友的论证，提了很多疑点，我根据我的调查，给他一一做解释。”许志永排除了谋杀的可能，当晚即发布了报告，在结论上，与其他若干独立调查团队后来发布的报告是一致的。
这份报告遭受了许多细节上的诟病。许志永承认，操作有不周密之处。事实上，不论乐清事件，还是公盟税案，许志永的言行都不缺少批评者。“志永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是性情中人。他始终是在一线的。我不一样，我对苦难的感受没有那么深。”当问及对许志永的过度悲情化的看法时，王功权为他辩解道。
因为时间有限，王功权只能在公盟的决策层面提供支持，但也有一次，他偶然进入到了冲突的现场。那是2011年的元旦，许志永刚从乐清回来，即和十几个网友去围观“黑监狱”（非法的截访机构）。当晚，王功权本来需要和他商量些事情，就和妻子开车去了现场，加入其中。经过一番对垒，两个访民被救了出来，均是六七十岁的老太太，她们上了王功权的车。
这并非王功权第一次近距离与访民接触。他以前好奇，会开车去信访局看。“我把车停旁边，进去走一圈，看那些人喊什么，看工作人员怎么对付他们，那些访民很好玩，在门口支锅做饭，真是长期斗争。”
“你们住在哪里？送你们过去。”在车上，王功权问。两位老人告诉他,住在右安门的桥洞下面，被褥还在那里。
许志永掏出一百块钱给了老人。王功权表示让她们回自己家住，但老人很客气。“你救不过来的，还是送去桥洞吧。”他的妻子说。
路上，一位老人讲起她的案子。她曾是一个中学老师，她的儿子被指控为故意杀人，她认为是无辜的，这些年就一直上访。许志永注意到，王功权陷入了沉默，“我知道他很难过。”
“这种上访案件是很难处理的。你把她们拉回家去，你解决一天，也解决不了永远，你帮不了她们太多。你会觉得无助。”王功权说。
两位老人最终还是回到了桥洞。
第二天正是公盟的年会，王功权在演讲中又提到了那两位访民，“如果这样冷的天气送到桥洞下，我的良心怎么办？我很挣扎，说心里话，我很挣扎。”他反复提到他内心的煎熬。“我们常常是这样的懦弱，但是没有办法。”
在这个名为《我们不能放弃》的演讲最后，这个自认懦弱的人却表现出了足够的勇气。“如果出现一些影响会议进行的突发事件，请所有的人头冲侧面，马上离开，我留在这里跟他们交涉。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就这样，大家不要慌，责任在我这里。”他对大家说。
这场年会，是在警察的眼皮底下进行的。在税案之后，公盟成了重点防范对象。许志永、黎雄兵等人因为某些原因缺席，王功权成了年会的主持人。
成为王功权
王功权长期关注社会转型问题，采访中当谈起制度积弊和解决之道时，他侃侃而谈，很容易让人忘记他曾经的商人身份。商业逻辑与社会关怀，似乎是他脑子里并行不悖的两辆火车。
但撞车也曾发生。几年前，当王功权还是鼎晖投资人的时候，他拒绝投资一个其他合伙人都很看好的项目。那个项目占用20平方公里的土地，可解决400人的就业，风险评估很低，但会令2万多农民失去耕地。
王功权要求项目方给农民提供再就业培训，但对方拒绝支持这每年需几千万元的支出。鼎晖的团队开会时，大家也觉得这个条件并非必要，认为王功权把“自己的社会责任强加到项目中，来影响决策”。但他的坚持之下，投资最终没谈拢。“我认为征用农民的土地，存在隐性的利益剥夺，而给他们培训是一种补偿。”他认为涉及的不是商业道德问题，而是公平问题。
在2005年进入鼎晖时，王功权即告诉其他合伙人：“我可以不介意利益和待遇，但推动制度前进的事情我会做，你们要想好。”
这种开诚布公，让王功权此后的一些行为，有了被容忍的空间，尽管发生在鼎晖的这种容忍，在一般人看来可能是难以理解的。比如他会穿着印有某位身份敏感的盲人头像的T恤去单位。公盟制作了一批公民徽章后，他也会佩戴在身上。
鼎晖董事长吴尚志是海归派，他未曾对王功权的这类行为做出过直接评价。有些合伙人提及这些事时，吴尚志会说：“既然他进来时都把丑话说前面了，所以还是算了吧。”但吴尚志也会告诉王功权，要注意保护好自己。
吴尚志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一些蹊跷的事情总会发生。王功权注册了一家小公司，没有业务，全部用来做公益。2011年上半年被抽样审计，追溯到2005年的账目，下半年又被审计了，这次则从2008年审起。他认为是官方向他释放某种信号：“像这个小公司都被审计多少次了？每年常规年审，我都是通过的，有什么好审的？”
主持人曹启泰回顾他采访过的企业家时，曾说过：“大陆现在的成功企业家，基本都是企业创始人。这一代企业家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在他们的成功经历中，会有一段经历是很难说明白的。”
许志永认为王功权是商业界里极其罕见的干净人。这个评价或许有些拔高，但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独特的存在。“我没有把柄，要有把柄早收拾我了。”他把这个结论归因为多种偶然促成的。
回到20年前，海南兴起炒房大潮的那个时代，他与他的万通兄弟们赚到第一桶金。那时的海南，楼花生意是暴利，一夜发达的故事并不鲜见，让人难免感觉，一些不可言说的交易会掺杂其中。王功权却说，他并没有留下污点。
“当年在海南我们干的不是开发，是炒房。”彼时的万通，像个空手套白狼的倒卖者，向开发者买下期房，再转手找人卖出。但是两次交易并非先后进行，而是在两个协议同时签订后，再促成上下家见面，重新签约，造成实质上只发生一个交易，省下一笔交易税，万通的盈利则来自于中介费。“这种事情在海南，大家都知道。”
万通的这种位置，决定了它不用买地盖房子，不需要拿任何政府批文。“说我做过房地产，实际上我没有开发过一次房地产。但如果我们当时是开发商，可能就会有问题，或者我坚持不住，或者我做不起来了。”他认为那是非常时期的特殊经历。
等几千万元的原始积累到手之后，当万通开始走出海南，拓展多元化版图，王功权已经是集团总裁。“再开会，我已经跟公司讲，任何违法事情，不管给企业带来任何好处，一旦发现严惩不贷。”
他的这种要求，让有一些事情变得很难办，“公司经理们在我的办公室外面打转”，让他很为难。另外，集团发展很快，分公司与总部在分权与管理上出现摩擦。他决定不做总裁，去美国负责万通的投资业务，“也想过一种不同的生活”。原来的财务主任潘石屹坐上了总裁的位置，名义上，王功权需要向他汇报工作（一年后潘石屹离开，王功权回国接任了8个月的总裁）。离开时，他做了全面的离任审计，为了避免出现问题，还请了公证处公证。
在美国时，王功权掌管国际基金，这为他日后进入IDG和鼎晖这些投资公司，埋下了伏笔。自此，他与那些潜规则愈行愈远，“投资一个公司，要求法务税务讲清楚，因为要上市嘛。”
王功权爱好格律诗词，他的诗中偶然会流露出悔商恨商的情绪，“商场涉及利益的较量，我在心里不愿做。”为此，潘石屹等人也说过他，不像个老板，“心肠软、窝囊。”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94年万通根据考评表现，一次性裁掉20几个人，作为总裁的王功权流着眼泪签下了字，“因为我平时接触过他们。”
但从另外一些事情看起来，他又并非优柔寡断。他曾驱车用了一个月，在全国各省环游，行至四川，在当地投资的台湾朋友因为公司有了麻烦，向他求助。王功权让朋友给他全权委托，停下来用一周时间介入这个陌生的公司，召开董事会解决危机，然后继续旅行。冯仑评价他，“擅于危机处理。”
在IDG的时期里，有一年半他只领取半薪，这样他工作时间也可以减半（事实上多半时间还是在工作），以便有空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他对金钱的态度是，“够花就行了。我不研究穿什么名牌，生活要求不高。”
财富不能抵达之处
王功权不缺钱花。财富，让他可以实现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大女儿曾在美国留学，打越洋电话过来时，听起来情绪不好。王功权放下电话，就直奔机场，“边走边订票，你知道这种临时订的票都是很贵的。”一天之后，他出现在女儿面前。女儿很惊讶：“爸爸你怎么来了？”“不学习了，跟爸爸出去玩两天。”
因为他喜欢诗词，他成立中华诗词研究院，累计花了1000多万元，组织了30多位诗人收集编辑整理出版格律诗词。
但作为一个有钱人，也会有问题是他难以解决的。比如，那些他请到来北京工作的诗人，很多拖家带口，很快就面临外地户籍的孩子上学难这个问题。他认为这是由于制度上缺失，导致了权利不平等。当他开始审视这个问题时，他发现这不是个案。“我是个企业家，好像有些资源，总会遇到同学亲友，遇上这些事情托我帮忙。随便数，我都能想起二三十个人。”但他也没有办法，连他妹妹的孩子，都是由于户口解决不了，只能去燕郊落在河北户口。
事实上，他最小的孩子因为是三亚户口，也面临着中小学的学籍上差别待遇和异地高考的问题。“我可以送出国，因为我有钱，但这不具有典型意义。”
基于这些感同身受的遭遇，在2009年底公盟的一次例会上，王功权提出了教育平权的议题。这个议题当场就通过了，后来被制定为长期的倡导项目，招了专职工作人员，通过召开座谈会、召集签名、撰写调查报告、投递请愿书等方式运作下去。
2010年5月，北京废止了旧的《中小学学生学籍管理办法》等5项规章，这意味着在免费和就近入学方面，京籍和非京籍中小学生的差别待遇在制度层面不复存在。“但回到那个起点，教育平权并没有什么新闻由头，在公共领域也没人注意。”许志永认为是公盟推进，导致了政策的转向。
但王功权在谈及他与公盟所做出的努力时，用了另外的一种表述方式。“我知道我说这些事情，政府有些人会不高兴，朋友们会替我担心，甚至我知道，效果可能会很小。我是做投资的，对投入和产出这些东西都清楚。但这是一种坚守，我宁愿相信宪法给予我们的权利是真的。”
新浪微博曾是王功权重要的演讲场。他很喜欢在上面谈论时事的看法，但是去年9月，他发现，他有着156万的粉丝的微博被销号了。那段时间，他和笑蜀在微博讨论公民组织化的观点。笑蜀也在同一天被销号。
在此之前，他也曾经被新浪禁言过，都会有专门和他联络的客户经理，提前告诉他，因为他享受是名人，新浪微博的贵宾服务。这次的不同之处在于，没有任何告知。他主动去问，“他们告诉我，是上面的事情，他们控制不了。”
王功权不甘心，又注册了几次，但不论他是实名还是非实名，他的微博都活不了太久。最新一次注销是在3月份。他明白了，就是不让他说话了，他决定放弃微博。“感到解脱了，好像是从一个舞台上，转到另一个舞台上。”
另一个舞台在缓缓展开，王功权也知道在其上起舞的风险。“公盟的这些朋友，除了我，都被喝过茶。”家人知道他做的事情，但不问细节。大女儿会跟他说：“爸爸不要这样，大家会有压力”。父亲则有时与他争辩：“不良现象总是个别的，整个趋势还是好的，一个国家还是不容易的。”
公盟税案救许志永的时候，王功权的妻子一直陪同着他，她了解那些危险。有次妻子开车载王功权回家，他在车上接到许志永妻子崔筝打来的电话，说许志永又被带走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放下电话后，他沉默不语。然后他发现车慢了下来，停在了路边，驾驶座上的妻子已满脸是泪。王功权说不要哭，但她无法自控，抽泣着哭出了声：“这些人都是好人，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王功权在采访时，几乎保持着微笑状态，即使谈到遭遇的危险与面见的苦难。但当他讲到这一段时，他的眼眶红了。“因为她们都是家属，只有她们真心感觉到这种压力。”
当然，悲情时刻只是偶然出现，王功权目前的生活，总体说来还是充满着明亮的色彩。年初回国到目前的几个月里，除了公盟的工作，他全国到处游走，结识志同道合的公民志愿者，参与一些慈善与扶贫。最近几天，他在读《民主的细节》和《甘地自传》。找他复出商界的人源源不断，但他兴趣已经不在了。
投资人的职业标签在他身上淡去。当他还在投资界时，面对着眼花缭乱的项目，取舍决断之间，王功权向来看重创业人的性格，“要敢于斩断过去，迅速结束手头没有希望的事情。没有这个劲头，瞻前顾后很难创业。”以这个标准来看，他所描述的，也是镜中的自己。
他从不缺少和过去告别的勇气。1988年，时任宣传干部的王功权，成了整个省委机关的第一名辞职者(之前的人是停薪留职)，原因是，“当时正干着的事情对我来说没有前途，或者说那个前途不是我所需要的。”而这个职位，是17岁时顶着烈日劳作的农村少年王功权无法想象的，“望着一望无际的农田，你感觉到世世代代无法摆脱这种命运的绝望。”
那时的他，不会知道日后遇上潘石屹、冯仑等人，更不会知道自己竟一发不可收拾，在商业江湖里翻滚二十年。他只是想去海南，买了火车票就走。也是从那时开始，他像块能量渐增的磁石，财富和名望慢慢向他聚拢。
多年之后，在新的转折发生之前，王功权的故事，已经符合一部优秀传记作品的叙事逻辑：一个农村少年，挤入仕途又逃离，几番沉浮后，成为了一线投资人。但他终于还是选择了把书的尾页撕掉，再次将结局开放。无论旁人把这个过程看成自然而然地发生，抑或一个急倏的转折，他留给商界的，都已是背影。
配文
王功权谈爱情
要了解一个人的全部，他对爱情的态度是不能回避的。私奔事件近两年之后，曾饱受争议的王功权，坐下来与《财经天下》周刊谈论爱情。
这个事件对你有影响吗？
私奔这个事情过去了，对我的家庭肯定有影响。我们现在过着很正常的生活。
我一直说，我不知道什么是爱情，因为我觉得，社会对爱情的定义也是模糊的，一个是社会学层面对爱情的定义，有忠贞和责任，另一个是不受这些影响，完全是人和人之间的情感。
讨论到这个问题，我能回答的是，我认为我对爱情的理解可能会挑战这个社会常规理念，我没有勇气挑战这些。在事实上，爱情和道德有关的。
那个事件是突发的，我没有太多的回想，如果有的话，我会对我伤害的所有人深深地歉疚，包括前妻、现妻和王琴。
许志永说公益人应该拿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
我觉得拿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是应该的。我希望我自己是高标准要求的，但我没有做到，我也觉得很遗憾，有时候也挺惭愧。
但是，民主不是塑造道德标杆，它是一种规则，一种程序正义，它不应更多介入道德问题。我的意思不是民主不讲道德，个人的道德是另外一回事。想在道德上把人打垮，然后回过头来进一步剥夺你追求自由民主的权利，这是错误的。我不是开脱我自己，但这和我追求自由民主无关。即便是犯人，只要在没有剥夺政治权利的情况下，他有追求民主的权利。
大家对王石的爱情的评价是不是不公平的？
不管你是什么原因获得社会广泛关注，大家希望你有更多的社会担当，或者道德更加完善，这是很正常的心理。至于社会对于富人的成见，也不奇怪，确实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在这个群体中发生。
可能涉及情感问题，就不是简单用道德来衡量的，我不认为道德有权利来衡量感情，我也不是说感情可以不考虑社会道德。
这个社会往往认为有钱人好像没什么爱情，好多就是用钱忽悠别人，我不认为这样。有的是有爱情的。
我觉得世上最难谈的就是情感问题。正因为此，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大家从社会规则的角度予以谴责，是应该的。但是从对情感的理解角度来说，应该更多体谅和包容，因为人生不易，而且感情不是完全能用理性定义的。王石的事情我不多讲了。因为他也是我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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