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19日星期四

雪堂:催泪弹催生的韩国民主宪法


2012年7月18日 星期三

雪堂:催泪弹催生的韩国民主宪法



69被催泪弹击中后的李韩烈这张照片成为“6月抗争”的导火索

七月九日,汉城一百万市民为李韩烈举行隆重的“民主国葬”。

n         从李承晚政府开始的民主抗争
n         军人执政与光州事件
n         6月抗争”,韩国民主运动的高潮
n         6月抗争”的影响

629,执政党民主正义党总统候选人卢泰愚发表了以“尽快举行改宪,采用总统直接选举制”为主要内容的“6?29”宣言,接受反对党提出的八项主张。这八项主张是:1、实行总统直接选举的制度;2、实施公正选举法;3、对受监禁的政治犯实行大赦;4、保证基本人权和法治;5、保证新闻自由;6、实施地方自治;7、确保政党的基本权利;8、保障社会稳定,促进公共福利。71,全斗焕宣布接受卢泰愚的方案。710,全斗焕辞去民正党总裁职务,同日,反对党领导人金大中获得特赦,从此得以自由开展政治活动。不久,国会进入新宪法的修订议程,韩国宪政史进入了新时期。

而在75日,与死神搏斗了一个月的李韩烈离开人世。79日,汉城万人空巷,约有100万市民赶来为李韩烈举行了隆重的“民主国葬”。



当年69日,为争取国内民主参加游行的韩国延世大学学生李韩烈,被警方的催泪弹击中头部而倒下。这一事件引发了韩国民主运动的高潮

  198779日,当时的韩国首都汉城万人空巷,约有100万市民赶来为一位普通的大学生举行了隆重的“民主国葬”,以悼念这位为韩国民主运动而流血牺牲的年轻人。
  当年69日,为争取国内民主参加游行的韩国延世大学学生李韩烈,被警方的催泪弹击中头部而倒下。这一事件引发了韩国民主运动的高潮,韩国全国各地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民主改宪运动发展成为全体国民参加的全民运动,史称“6月抗争”。在全社会强大的压力下,629日,执政的民正党总统候选人卢泰愚发表了“6?29”宣言,民主改宪运动在韩国取得了全面胜利。
75,李韩烈在与死神搏斗了一个月后离开人世,时年21岁。在一场隆重的“民主国葬”中,韩国社会开始走向新生。而韩国走向这次新生亦经历了漫长历史的过程和1980年代以来民众的不懈斗争。

  从李承晚政府开始的民主抗争
  近代以来朝鲜半岛的命运,正像世界上所有在地理位置上夹在大国之间的民族国家一样,在历史大势的浩荡浪潮中随波逐流。1910年,日本政府与朝鲜政府签订《日韩合并条约》,在经受长期经济、国土与资源掠夺之后,朝鲜半岛进入了“日据时代”。从1919年“三一运动”爆发始,朝鲜半岛的民族独立运动在本土与海外一直从未停止。同其他具有相同历史进程的国家相似,民族主义瑰丽但危险的花朵,日后结出了民族解放与“强人政治”专制独裁先后两种不同的果实。
  1945年,日本在“二战”中战败投降后,朝鲜国内党派林立,政局复杂纷乱。深受基督教文化影响、朝鲜民族独立运动领导人中的亲美派代表人物李承晚,在朝鲜复国问题上希望依靠美国获得民族自新。19485月,在由美方控制的制宪国会的推动下,李承晚出任新政府第一届总统。于同年8月,在朝鲜半岛南部成立大韩民国。
  李承晚当政的12年期间,国民经济和文化建设有一定发展,但李承晚政府将美国在其军政厅时期所攫取的既得利益全部予以合法化,对内实行专制统治,宣布反对党非法化,肃清左派力量。他为谋求连任,迫使国会通过宪法修改草案,连任三届总统,这也让他失去了民众的支持。
19603月,李承晚妄图再次连任时,遭到韩国民众和在野党人士的强烈反对,以大学生为代表的示威遭到镇压,伤亡极大,随之更大规模的示威席卷全国。李承晚对此仍下令镇压。419,被激怒了的市民包围了国会和电台,烧毁自由党总部,同军警发生激烈冲突。国民议会后来一致投票支持民众的要求。在舆论压力下,李承晚终于在427被迫辞职,流亡到美国夏威夷。

  军人执政与光州事件
  李承晚政府之后,韩国进入了30年的军人执政时代。当时民主党代表曾于19608月组成政府,史称“第二共和国”。但是,新政府旋即被朴正熙少将于19615月发动的政变所推翻。以朴正熙为首的“国家再建最高会议”,随后全面接管了政府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
  朴正熙本人在1963年的一次选举中当选为总统。朴正熙政府致力于快速实现工业化,促成兴建京釜高速国道,大幅改善国内的物流状况;大力推行“新村运动”改革农村等国策,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实现了被称为“汉江奇迹”的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朴正熙的统治伴随着对人民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的限制和剥夺。朴正熙本人于197910月遇刺身亡后两个月,强有力的军官集团领袖、保安司令官全斗焕又发动军事政变,时任总统的崔圭夏在军人压力下被迫下野。
  827日,全斗焕作为唯一总统候选人参加竞选,当选第11任韩国总统。全斗焕政府延续了前任政府对国民的控制和“形式宪政”的做法,实行高压统治,通过使用情报系统和警察等国家机器来镇压人民,压制不同政见和异议。全斗焕本人甚至被史家成为“韩国有史以来最野蛮的军事独裁者”。
  经济的高速增长运行,社会中的民主力量对修改宪法运动的持续推进以及在野党经济实力、政治公信力的逐渐崛起,使20世纪80年代成为韩国民主运动的全盛时期。这一时期,知识界、教育界成为反对独裁高压统治斗争的执旗者,以大学里的学生为主的民众抗议活动此起彼伏。据当事人回忆,当时有“流泪的周末”的说法,因为一到周末,学生就要离开校园,走上街头举行各种各样的抗议活动,这时军警即来到学校门口或者街头,用催泪弹驱散聚集人群。
  20077月,由韩国导演金志勋执导的长达120分钟的电影《华丽的假期》在韩国国内上映,引起深刻反响和探讨。电影里的故事和画面让许多1980年以后出生的韩国人看了之后惊讶万分:“这真的是发生在韩国的事件吗?国家的军人怎么能对自己的国民犯下这种暴行呢?”《华丽的假期》正是以韩国民主抗争运动的“光州事件”为主要叙事背景。
  19804月中旬,韩国全国爆发了工人及学生示威浪潮。到5月初,示威活动进一步扩大化,民众的诉求是马上撤销戒严令,要求全斗焕下台。17日,全斗焕政府下令严禁一切和政治有关的民众活动,封闭大学校园,限制学生活动。同时不准召开国会;严查批评国家元首的言论,其间逮捕了包括民运领袖金大中在内的部分社会民主人士和学生。18日,一向富有斗争精神的光州高校的学生,继续示威抗议。全斗焕派出特战部队空降光州市,实施镇压,数十名学生被杀。
  此时,光州市民奋起加入支持学生抗争的行列,他们夺取武器,以全罗南道道厅为中心,持续了长达10天的武装抵抗,并一度把戒严军队赶出了光州市区。527日,全斗焕政府出动数万兵力,总计150多辆坦克、装甲车、大型直升飞机等重装备,开进光州市区,野蛮枪击抗争的民众,并最终占领了全罗南道道厅。至此坚持了十天的“光州抗争”被血腥地镇压了。据当时政府公布的数据记载,该事件共造成191人死亡、122人重伤、730人轻伤。而根据后来调查的结果以及为此耗尽余生奔走维权的“光州母亲”组织申诉的资料,伤亡情况要更为严重。
光州事件发生后,举世皆惊,韩国国内一直有为其正名和要求为受害者平反的抗议活动和舆论。每年的518日学生和民众都试图举行悼念活动,遭到当局禁止。

  “6月抗争”,韩国民主运动的高潮
  19852月,韩国新民党在全韩第十二届“国会议员”席位选举中取得重大胜利,新民党从此成为韩国最大的在野党,这为韩国的民主化进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86年后的韩国,民主力量的主要政治诉求锁定在修改宪法问题。据当时宪法规定,总统由5000人组成的总统选举团间接选举产生。这意味着现届政府完全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操纵该选举团间接选举总统,选举的公正性和代表性都难以保证。
  以金大中、金泳三为代表的民主力量因此坚决要求修改宪法,实行总统直选。全斗焕政权则以“该规定是保证政权得以和平交替的最佳选择”为由,屡次拒绝修宪。
  1986212日,由新民党和以著名人士金大中、金泳三为首的在野团体“推进民主化协议会”发起“一千万人改宪签名运动”,开始了韩国新一轮的民主浪潮。在釜山等地,有数万市民在广场集会,响应修宪签名活动。在其他地区,要求修改宪法的集会规模更大,修改宪法签名声援运动很快席卷了全国。
  警方在签名运动开始的头几天里,多次软禁新民党总裁李敏雨和金大中、金泳三等人。两次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强行搜查新民党中央本部和“推进民主化协议会”办公室,没收有关签名运动的文件,大批逮捕参加签名运动的新民党成员,并且对国内129所大学进行了突击搜查。当局的暴行引起在野党和民众的强烈抗议。
  在民主力量推进修改宪法运动的同时,以大学学生为代表的韩国知识界、教育界反对独裁高压统治的抗争一直在坚持进行。他们有力地支持了修改宪法运动,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当时很多学生因参加抗议活动而被开除或除名。
  19871月,被捕的大学生朴钟哲因不明原因身亡。警方称他“坐在椅子上的他突然‘哇’地一声倒下”来,企图以此蒙混过关。115日晚,韩国国立科学搜查研究所法医1室科长黄迪骏在汉阳大学医院结束尸检后确认说:“可以肯定是水刑!”真正死因被封锁。
  413日,全斗焕发表了“4?13护宪措施”声明,以拥护明文规定的间接选举制的原有宪法。决定在1988汉城奥运会之前“停止有关修改宪法的讨论”,下届总统仍将按现行宪法由“选举人团”选举产生;并对在野党和学生进行恐吓和威胁,声称要“严惩暴力和破坏社会安定的行动”。公布的当天,韩国11所大学的4000多名学生示威抗议,要求全斗焕下台。随之各地又举行了多次集会、示威,多人被逮捕。以此为契机,由金泳三率领的统一民主党和以金大中为首的反对党势力联合起来正式展开改宪斗争。518日,朴钟哲被刑虐致死的事件被披露,警方的阴谋以及全斗焕政权的暴力性与非道德性大白于天下,引发媒体和民众的抗争热潮。
  62日,全斗焕指定他在陆军士官学校的第11期同届生卢泰愚为民政党的第13届总统候选人,“害怕得手足无措了。阁下,请你领导到底吧”(卢泰愚语)69日,当时延世大学学生李韩烈随同大批学生在校园内游行,随后同赶来的警方发生对峙和冲突。在冲突过程中,李韩烈突然被警方射出的催泪弹击中头部(据有关报道所说催泪弹是“水平射出”的)。被击中后的李韩烈,立时血流满面,失去了意识。被身旁和四处跑来蒙着面的学友抱住,很快被送去就医急救。
  李韩烈中弹时的场面被新闻照片公诸于世,引起舆论大哗。这批新闻照片成为激起“6月抗争”的导火索,也成为当年具有标志性的黑镜头。偏巧610日是民政党举行选出总统候选人的日子。这天40万学生和市民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当天有2400多人被捕。611日,《朝鲜日报》报道了“6?10民主抗争”全面打响。当天,头版《八面峰》栏目写道:“这是告知人们什么是民意的信号。”从610日起,在“撤销护宪,打倒独裁!”这个统一口号下,要求修宪的示威扩展到了全国33个城市,除了大学生和民主人士,即便是城市的代表“领带部队”的中产阶层甚至地位更高的人群,也开始走上街头,加入到民主化抗争的序列中来。
  据资料记载,从610日至26日的半个月间,韩国各地共爆发2145次示威,参加人数达830多万;警方逮捕示威群众17244人,向示威群众施放催泪弹35万发;在示威群众与警察的流血冲突中,有6000多名警察和示威群众受伤,近300个警察机构被示威群众捣毁;164辆汽车被炸毁。这是全斗焕执政以来参加人数最多、规模最大、冲突最激烈、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政治抗争,是民主力量与专制统治集团的一次最大规模的冲突,史称“六月抗争”。
  在民众持续的民主化运动影响下,当时警方和军方不可能不受舆论的压力,部分国家机器开始失灵,政府秩序紊乱,很可能短期内垮台。出于自己全球战略利益的考虑,当时的美国政府也一再向全斗焕施加压力,要求其向群众让步。
  19日上午,全斗焕把军队高层指挥官召集到青瓦台,确定了新的戒严令和部署,要求“明天凌晨4时前平息所有示威”。下午2时,当时的美国驻韩大使李洁明找到全斗焕,转达了美国总统里根的意见。美方意见认为,再行戒严和镇压,很有可能重现光州那样的惨案。下午430分,新戒严令中止了,全斗焕政府终于不得不向民众妥协。
  629日,执政党民主正义党总统候选人卢泰愚发表了以“尽快举行改宪,采用总统直接选举制”为主要内容的“6?29”宣言,接受反对党提出的八项主张。这八项主张是:1、实行总统直接选举的制度;2、实施公正选举法;3、对受监禁的政治犯实行大赦;4、保证基本人权和法治;5、保证新闻自由;6、实施地方自治;7、确保政党的基本权利;8、保障社会稳定,促进公共福利。71日,全斗焕宣布接受卢泰愚的方案。710日,全斗焕辞去民正党总裁职务,同日,反对党领导人金大中获得特赦,从此得以自由开展政治活动。不久,国会进入新宪法的修订议程,韩国宪政史进入了新时期。
而在75日,与死神搏斗了一个月的李韩烈离开人世。79日,汉城万人空巷,约有100万市民赶来为李韩烈举行了隆重的“民主国葬”。

  “6月抗争”的影响
  “6月抗争”之所以收全功,除了民主人士、学生长期付出的巨大牺牲、在野党的不懈努力与民主观念的深入人心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19889月第24届奥运会在韩国汉城(首尔)的举行。1981年,在德国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八十四次全会上,韩国汉城击败唯一的竞争对手日本名古屋,获得了1988年第24届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权。这是继日本东京之后第二个获得奥运会主办权的亚洲国家。然而这与当时韩国国内民主化的浪潮恰好狭路相逢。随后,韩国国内开始出现反对承办奥运会的声音,而且音量越来越大。
24届奥运会于1988917日在韩国汉城如期举行。此前,在“6月抗争”期间,当时的国际奥委会透过英国《每日电讯报》传递出一个讯息:如果韩国国内局势仍然持续下去的话,国际奥委会将不惜代价撤销韩国的奥运主办权。而此时,韩国稳定国内局势,也如期举办了奥运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在观看这届奥运会的时候,或许不会理解韩国人对成功举办这届奥运会的欢呼中蕴含着意义更加深远的狂喜。
  在韩国人民40年来的民主化抗争历史中,“6月抗争”是最具浓墨重彩的一笔。“6月抗争”为彻底结束韩国在冷战开始以来长期的军人独裁政权提供了可能,为32年来韩国出现第一位文人总统打下了基础。19871012日,韩国国会通过了修改后的宪法。1027日,全国就新宪法进行了全民公决,93%的公民投了赞成票。这部被称为《第六共和国宪法》的新宪法就是今天韩国的现行宪法。
  《第六共和国宪法》的意义之所以特别重大,是因为它是第一个在执政党和反对党达成协议的基础上修改的宪法。其中最深刻的变化是改行总统直接选举,任期5年,不得连任,并且取消了总统宣布紧急状态和解散国会的权力。宪法还规定了基本的人权,恢复每届任期四年的国会审查政府机构的权力,建立起一个较为独立的司法系统。
新宪法使韩国走向了独立自主的真正的宪政道路,为国家今后各项事务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公民权利、个人尊严、社会公共生活的状况得到根本的改善。1992年,民主运动活动家金泳三以执政党候选人的身份当选为总统。1997年,主要反对党“新政治国民会议”领袖金大中当选为总统。金大中政府被称为“国民政府”,是韩国现代史上第一个由执政党向反对党和平移交政权而产生的政府。

来源:法治周末|

历史上的今天:1987年7月15日台湾解除戒严,民主之路曲折艰辛


来源自:凤凰网
发表于2012-07-15邮件转发本文 字体大小:
1987年7月14日,台湾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发布命令,宣告台湾地区自同年7月15日零时起解除戒严,废止戒严期间依据“戒严法”制定的30项法令,从而开启了台湾走向民主化的发展道路
台湾解除“戒严”与民进党街头运动的开始
民进党人士1987年5月19日下午在国父纪念馆前游行示威,展开“五一九行动”,吸引了不少看热闹的民众。
早在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之后,蒋介石深感大陆败局已定,为防止不测,决心全力经营台湾。蒋的嫡系爱将、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根据蒋的指示,以台湾政府与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的名义,于1949年5月19日宣布了“戒严令”,在台湾全岛实施“戒严令”。
“戒严令”规定:自5月20日起,除基隆、高雄、马公三港口在本部监护下仍予开放外,“其余各港一律封锁严禁出入”。“戒严”时期规定的禁止事项是:
(1)“自同日起基隆、高雄两港市每日上午1时起至5时止为宵禁时间,非经特许一律断绝交通,其他各城市必要时,由各地“戒严”司令官依各地情形规定实行外,暂不宵禁”;
(2)“基隆高雄两市各商店及公共娱乐场所,统限于下午12时前停止营业”;
(3)“全省各地商店或流动摊贩,不得有抬高物价闭门停业囤积日用必需品扰乱市场之情事”;
(4)“无论出入境旅客均应遵照本部规定办理出入境手续,并受出入境之检查”;
(5)“严禁聚众集会罢工罢课及游行请愿等行动”;
(6)“严禁以文字标语或其他方法散布谣言”;
(7)“严禁人民携带枪弹武器或危险物品”;
(8)“居民无论家居外出皆须随身携带身份证,以备检查,否则一律拘捕”。《新编六法参照法令判解全书》第62页。
颁布“戒严令”的目的:一是防止人民解放军渡海作战,二是为镇压岛内的一切反对势力,以维持国民党在台湾的独裁统治。在军、警、宪、特铁桶式“戒严”体制的统治之下,台湾人民集会、结社、罢工等权利,统统被禁止与取缔。
自陈诚颁布“戒严令”之日起至1987年蒋经国宣布解除台湾地区“戒严”,“戒严”时间长达38年之久,这不仅在世界范围内是仅有的一例,也为陈诚所始料不及。随着整个世界局势发生急剧变化,岛内民主力量迅速发展,台湾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社会各阶层,尤其是新兴的中产阶级,不满意台湾当局的军事独裁统治,要求废除“戒严令”的呼声日益高涨。在此大趋势下,党外势力便将“解除戒严令”与开放“党禁”作为反对国民党的主要目标。
1987年5月19日傍晚,数百人支持国民党政府的民众(今天被称为“蓝营民众”),聚集在忠孝东路和民进党人士及支持者(今天被称为“绿营民众”)对峙。今天困扰台湾的族群分裂,从这一天就开始显现在政治舞台上了。
士林夜市附近交通为之瘫痪
以郑南榕、江鹏坚等党外人士借着纪念“台湾戒严日”为由,推动519绿色行动,要求国民党政府解除戒严。郑南榕以其《自由时代》杂志为519绿色行动作为宣传。1986年5月19日,郑南榕等人于万华龙山寺聚集数百名群众,被镇暴警察层层包围,以人墙围堵僵持10多个小时。
民进党成立后,国民党一党独裁的局面即将结束,台湾将会出现两党或多党竞争的局面。民进党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可能取代国民党的地位,但可对国民党起一定的制衡作用。国民党则企图通过“法律”手段来抑制民进党的发展及活动。民进党则挟其拥有一定的群众力量和美国支持与之抗衡。双方初期斗争的焦点围绕着制定“国安法”展开。
蒋经国强调,处于“非常时期”,中共“没有放弃侵犯我们并吞并我们的野心”,因此,必须在“解严”后制定、实施“国安法”,并遵守“遵宪”、“反共”和“反对分离主义”三原则。而民进党则主张“回归宪法”,取消“临时条款”,反对制定所谓的“国安法”,尤其强烈反对把上述三原则写进“该法”。双方就此问题不仅在“立法院”发生严重争执,而且在街头也出现了摩擦。
1987年3月18日,200多名“519绿色行动本部”队员及部分民众集会在“立法院”门口,要求立即解除“戒严”,但反对制定“国安法”。民进党“立委”与抗议人员进行沟通时,声称于17日晚已通过“解除戒严,恢复宪政之实施程序草案”。由于台湾当局放慢审查“国安法”,民进党决定于4月19日发动党员及群众到“总统府”示威。蒋经国对此高度重视,指令“安全局”专门设立了“思微专案”小组,负责研拟对策。“安全局”对“总统府”部署三层警、宪人员,全岛情治单位,包括“警总”、“调查局”和宪兵队等都进入戒备阶段;美国在台协会也委婉向记者表示反对4月19日示威行动。民进党本身对此行动意见也不统一,加之国民党保守派企图利用此次行动制造镇压民进党的借口。在此情形下,民进党宣布示威延期。
1987年6月12日,在“立法院”门口示威的民进党人士,与支持国民党政府的“反共爱国阵线”形成对峙
警察人员以人墙肉身阻隔愤怒的群众
5月19日,民进党组织5000多人在台北“国父纪念馆”举行示威游行,抗议“戒严”,抗议制定“国安法”。游行从下午1点开始持续12小时,民进党领导人谢长廷、尤清、朱高正、江鹏坚、周清玉等带队,提出“只要解严、不要国安法”、“解除戒严、人人有责”及“百分之百解严”等口号,延续1986年五一九绿色行动的主张,要求当局“100%解严、100%回归宪法”,因当局事先布置,未发生流血事件。
继五一九示威行动之后,民进党于6月12日又在“立法院”发起反对制定“国安法”示威活动。由于两个亲国民党的团体“反共爱国阵线”及“全民爱国会”联合参与反制行动,致使“立法院”所在地段(包括台北中山南路、济南路、青岛东西路一带)人群集聚,交通中断。由于双方从叫骂到动手,致使流血事件发生,后警察也卷进冲突之中。直至深夜,游行队伍才开始散去。
民进党两次游行事件之后,各界多有评论。台大法律系教授李鸿禧称:“五一九行动的产生,完全起源于‘国内’长期‘戒严’及‘议会’功能不彰所造成的。执政党应积极推动‘解严’工作。”“总统府顾问”陶百川也发表谈话称:鉴于民进党的活动,希望当局赶快通过“国安法”,以便解除“戒严”。
对于民进党愈演愈烈的街头示威,国民党最高当局态度较为严厉。5月27日,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讲话时,情绪比较激动。他说:
“正值‘国家’全面精进及本党推展‘革新’之际,我们深感本党责无旁贷且任重道远,更应在既有的基础上,加强团结,不让任何因素分化我们的力量,也不容任何问题破坏我们的和谐。”“上周在台北东区发生的街头活动,引起社会不安。”宣称无论民进党怎样反对,凡是当局决定要做的,“必须全力贯彻执行”。解除“戒严令”之后,必须制定“国安法”。因为此项政策“适应当前情势所需”。《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15辑第350~351页。
“五一九活动”当天破坏铁丝网的高清宏(左)、庄胜惠(右),1987年6月6日被警方依妨害公务罪移送法办。
1987年6月23日民进党“立委”在“立法院”发言台前静坐,后来“立法院”表决通过,停止国安法草案之决议讨论。
6月13日,“行政院长”俞国华秉承蒋经国旨意称:六一二街头“动乱”将“依法”惩处,追究刑事责任。他指示“内政部”、“司法部”尽速处理此一事件,并提出4条处理原则。6月17日,“法务部长”施启扬也表示:当局将“依法”公平处理六一二事件。施还宣称:台北地检处已对六一二事件的首谋分子谢长廷、洪奇昌、江盖世、许承东发出传票,于6月20日到庭应讯。这几人的罪名是“涉有妨害公共秩序等罪嫌”。1987年7月15日《中央日报》。
针对蒋经国与当局领导人的严厉口吻与措施,党外人士立刻反击。6月15日,民进党籍“立委”尤清、黄煌雄、康宁祥、朱高正、许荣淑等在“立法院”审议“国安法”时提出抗议,会场发生混乱,费希平等人退席。18日,民进党党籍“国大代表”声称将于20日强行晋见蒋经国。蒋经国见状决定加快“国安法”的审定工作,及早解除“戒严”,以缓和同党外势力的冲突。7月8日,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常会上作报告时,态度较为和缓地说:
“现在已经决定‘解严’,解除‘戒严令’是我们‘国家’的一件大事”,“是早已决定的大方向”,“在这大转变的时代,我们不必去计较那些小地方,要从大处和远处看。诚然目前仍有许多困难,但我们要克服这些困难”。《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15辑第364页
与此同时,“立法院”根据蒋经国的一系列指示,通过了“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法(草案)”。
1987年6月20日上午,民进党的“国大代表”,企图前往“总统府”强行晋见蒋经国,冲撞警察。
民进党“国代”吴哲朗在民众协助下抢夺警方木棍
事后,蒋经国亲自召见俞国华及各“部会”有关首脑,指示两点:
(1)原在“戒严”期间施行的各种相关“法令”,尽速在短期内修正或废止“解严”后不能继续适用的“法令”;(2)各部门对“解严”后的情势要有正确的评估,定出切合实际的措施。
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蒋经国于7月14日正式宣布:台湾地区自7月15日零时起解除“戒严”。与此同时,新制定的“国安法”及施行细则也正式生效。同日晚,“行政院新闻局长”邵玉铭奉蒋经国令举行记者招待会,宣称解除“戒严”有三方面实质性的意义:
(1)军事管制范围的减缩与普通行政及“司法”机关职权的扩张;(2)人民的权利大幅增进;(3)行政必须依据“法律”。
邵玉铭还说:解除“戒严”是指解除台湾本岛及澎湖地区,并不包括金门、马祖等地。解除“戒严”是指解除“戒严令”,“戒严法”仍存在有效。他还宣称:“解严”后因“戒严令”而产生的30种行政命令也随之“永久废止”1987年7月15日《中央日报》。
与此同时,“司法院”发布减刑明朗复权案审核结果:计有许南古等237名受刑人获减刑,23人刑满开释,70人移“司法”监所继续执行;70名侦审中的被告,分别由检察处侦察和法院审判。许信良、傅朝枢等15名原被军法机关通缉的“叛乱”罪案嫌犯移由高检处下通缉令。蒋经国宣布台湾解除“戒严令”,代之以“国安法”,维持统治,这是国民党迁台40年来政治上的一件大事,对于蒋经国此举评论颇多。
台北“地检处”传讯“六一二”案被告时,两名男子在司法新厦前殴打搜证人员及新闻记者,被以现行犯逮捕收押
台北市警察局迅雷第七中队长张再铭,6月12日下午在“立法院”门口被民进党示威民众用旗杆打伤右眼下方脸颊及喉部,送往西园医院急救,他的太太在旁照顾。
台湾当局大肆宣传“解严”是台湾“民主宪政”发展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也是执政党过去数十年来不断努力奋斗的希望达成的目标”。蒋经国本人也宣称:“‘解严’将使台湾迈向一个更民主、更自由、更进步的时代。”
美国对台湾当局解除“戒严令”表示欢迎。国务院发言人称台湾解除“戒严令”后,台湾人民的政治生活会有非常重大的改变”。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则认为台湾当局“扩大公民自由的幅度太小,而且太慢”。日本舆论界称“‘解严’是迈向民主化的历史性的步骤”,它将影响亚洲的政治局势,其中包括台湾和大陆的未来关系。
“解严令”实施当日,台湾《民众日报》刊载海内外学者谈“解严”与“国安法”。美国一大学教授称此举有换汤不换药之感。谢善元先生认为用“国安法”代替“戒严令”,是多此一举。台大政治系主任蔡政文则认为“国安法”是大杂烩,其作用类似古时的尚方宝剑,以吓阻“解严”后混乱的局面。
民进党对国民党当局以“国安法”取代“戒严令”始终持坚决反对态度。他们认为“国安法”是“恶法”,与“戒严令”相较,是换汤不换药。民进党负责人康宁祥对记者称:“我们小心地观望着‘政府’的下一步,在很大程度上目前政治环境仍不明朗。”
如果将“国安法”与“戒严法”及有关“法令”作一认真比较的话,即可发现台湾由军事“戒严”体制向“法制”方向转化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例如:台澎地区的安全管理权,由过去军事机关改为行政警察机关负责;海防管制线范围大大缩小,由原海岸管制线1411公里缩短为541公里;人民也得到了比过去更多的自由与权利。再如:军事法庭权限缩小,“司法”权限扩大;对“违法”者量刑较轻。
6月23日,一辆载有陪同家属的公车,想要开入博爱路警方封锁线内,但遭检方拒绝。
一辆载有谢长廷、洪奇昌、江盖世三人及陪同家属的公车,想要开入博爱路警方封锁线内,但遭检方拒绝。
被控率众包围滋扰案的陈秀贤(左)及黄水(右),1987年7月23日上午被宣判处缓刑,并当庭开释。
当然也应看到,“国安法”与“戒严法”在根本上有一致之处。再者,蒋经国解除“戒严”的主观意图是缓和台湾社会的矛盾,然而在事实上却为党外势力中“台独”分子提供了公然宣称“台独”主张的有利条件。
例如,1987年4月,郑楠榕在一次反对“国安法”的群众演讲会和杂志上公开称:“我主张台湾独立。”6月12日,民进党成员江盖世举着“人民有主张台湾独立的自由”的标语牌在“立法院”门前静坐抗议,反对制定“国安法”。民进党党籍“立法委员”尤清在“立法院”院会上公开呼吁台湾当局以独立身份重新参加世界组织。8月,民进党一些持“台独”观点的成员发起“海内外共同声援台湾人有主张独立的自由”签名运动。同月,台湾政治受难者联谊会在台北宣告成立,并将章程草案中的“台湾之前途应由台湾全体人民共同决定”修改为“台湾应该独立”,使台湾岛内首次出现了公开打出“主张台湾独立”旗号的第一个政治团体。从此,“台独”活动在台湾岛内日趋猖獗。
蒋经国病逝后,李登辉虽然口口声声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独”的立场,但对“台独”活动实际采取纵容政策,特别是他继任第八任“总统”以来,不但特赦了一批“台独叛乱犯”,而且还邀请海外一批著名的“台独”分子回台参加“国是”会议,让他们登堂入室,宣扬其主张。台湾当局又借口进行“政治民主化”,对“台独”的言行包庇、纵容越来越明显,致使“台独”活动更加猖獗。总之,蒋经国宣布解除“戒严”既有其积极作用,又有其消极影响。
随着蒋经国宣布解除台岛“戒严”,“党禁”也被解除。各种政治力量及代表人物乘此良机,纷纷登场,使台湾岛迅速出现了一个竞相组党的局面。
与竞相组党局面相呼应的是社会团体到处出现,据台报载,截止到1991年底,登记在册的台湾社会团体就多达137个,而不愿登记自行组织的党派和不具党名的政治团体,则也为数不少。党外势力组党从“非法”到“合法”,可以说是国民党退台近40年来政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不仅表现为民进党结束体制外抗争,走上了以“执政”为目标的发展阶段;同时也表现为国民党接纳了众多“合法”对手在“法律”基础上与之进行竞争。
台北市警局出示游行时拍摄的搜证照片等资料,称对涉嫌违法民众将依法究办
6月12日,民进党示威人士在“立法院”聚集,使得忠孝西路交通几近瘫痪状态
6月12日傍晚时分,在立法院门口的民进党示威民众,所投掷的汽水罐。
6月12日,警方以人墙保护一位支持国民党政府因而与民进党民众发生冲突的女子离开现场
6月23日,一位支持民进党的田姓妇人在博爱路不停叫喊,被女警以“妨害秩序”强制送离现场
6月23日,三位小学生中午放学时,路经博爱路管制区,警方护送学生离开现场。

2012年7月18日星期三

為民企發聲《東方早報》社長免職


2012年7月17日星期二

為民企發聲《東方早報》社長免職


《東方早報》社長陸炎已被免職。互聯網

廣東《新快報》因刊發中共「政治局委員們的知青歲月」遭當局查處事件未了,上海又發生類似事件。上海《東方早報》昨日突現人事變動,社長陸炎被免職,副總編孫鑒被停職。傳事因該報早前刊發一篇為民營企業鳴不平的文章惹怒當局,也有指該報近年鋒芒太露而遭當局秋後算賬。事件再引內地傳媒界譁然。

十八大前滬整頓媒體

內地新浪、騰訊網昨有多位經認證身份的媒體人士發貼透露,《東方早報》社長陸炎因某報道被免職,副總編孫鑒亦被停職,同時,上海文新集團已為《東方早報》任命新的黨委書記和社長。官方未宣告有關任免和原因。但網絡消息指,事因該報5月15日發表一篇「民企本就有權進入所有市場」文章,為內地民營企業發展受到不公平待遇發聲,惹怒當局。

也有消息指,該報惹禍文章雖將矛頭直指向當局濫用公權力,令公權力被既得利益集團綁架,批評官企壟斷稀缺資源,可能令當局不快,但亦與近年該報太過鋒芒畢露有關。例如前年11月上海教師公寓大火,該報報道矛頭直指當局;今年3月全國兩會溫家寶記者會,該報竟用「改革須有人民的覺醒和支持」做大題;該報還對三峽大壩作質疑報道;去年8月溫州動車事故,該報又連篇炮轟政府。

有分析人士指,隨着中共十八大臨近,當局對媒體控制將更嚴厲,汪洋管治下的廣東和俞正聲管治下的上海,傳媒相繼被整肅,或許只是中國輿論嚴冬的第一波寒潮。有傳媒從業者指,南方報業遭當局重擊後已經陽萎,現在上海也動手,下一個會是誰?「以後還有誰敢記錄真相?難道全國媒體都要歌功頌德,你們才甘心?!」

新浪網/騰訊網

香港 蘋果日報

德国《世界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坠落


发表于2012-07-18 
核心提示:经济高速增长数十年后,中国发展正在放缓。金融风险等许多此前隐藏的体制性问题暴露出来,连常年对中国持乐观看法的人也开始担心。权钱交易盛行,新政府若不能有力打击裙带关系,中国经济可能长期陷入停滞。国家大举投资基建,但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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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提要:在几十年快速增长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开始放慢。许多迄今为止被掩盖的结构问题开始显露出来。专家们提醒人们当心中国突然坠落。)
在经历30年平均10%的高增长率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开始放慢。美国和欧洲经济增长乏力,这使中国的出口失去活力,长期来,出口增长是中国创造经济奇迹的最重要动力。数个月来,中国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也在放慢。
今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可能降到8%。这也许还远远不是低点。即使借助最近宣布的降息和额外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能够推迟算账的那一天,但从总体上看,中国伟大的经济增长故事将面临一个痛苦的结局。
《野村环球经济》周刊在去年年底发表的一份题为《中国的风险》的报告中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作了预测,根据这种预测,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降至4%。
在表面上强壮的中国经济中已经可以看到首条裂缝。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中国将不会很快超过世界上最大的国民经济体美国。人们只需要思考一下25年前出现的对日本前景的狂热。后来这个国家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处于经济停滞状态。
乐观主义者也开始担心
空头大师吉姆·查诺斯是华尔街有名的对中国持怀疑态度的人。他直言不讳地说:他估计,中国将硬着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吉姆·查诺斯把不稳定的金融系统和房地产市场的崩溃视作硬着陆的起因。后者即将来临。他说,"如果我说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破裂要比迪拜的房地产泡沫破裂糟糕千倍,那么我还是保守的。"几年前,查诺斯已经在宣扬这个信息。迄今为止,他的可怕预言没有多少成为事实。
格兰瑟姆-梅奥-范奥特洛公司的全球战略家爱德华·钱塞勒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作出与查诺斯基本上相同的评价。他说:"对中国持乐观态度的人一直说,在过去20年里,中国出现过8次经济增长减速,但在每次减速之后,中国的经济又重新回到快速增长的道路上。"
尽管如此,他本人仍然是个悲观主义者。他说:"我无法确切地说,中国的经济何时开始衰落。没有人能确切地说。但中国有结局不好的典型妄想的各种标志:例如使人入迷的经济增长史,它诱使投资者进行不幸的投机。对中国政府能力盲目信任,以为他们每次都能引导经济增长。对收益不好的资本货物过度投资,这受到低息贷款的激励。
值得注意的是,对中国长期持乐观态度的人现在也开始对这个大国的未来产生忧虑。为投资银行、智库和科研机构工作的亚洲问题专家威廉·奥弗霍尔特是其中之一。目前他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从事研究工作。
与权力紧密相联
根据他的看法,中国政府的改革意愿明显减弱了。像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北方工业公司和上海宝钢集团公司这样一些国有企业控制着中国的经济。它们从寡头卖主垄断市场地位、国家担保、低息贷款、税收优惠和原料补贴中得到好处。这些大型企业集团借助这种优势将往往更具创新精神的中小私营企业挤出出口市场。
国有大企业与居统治地位的共产党在财政和家庭方面紧密相联。在中国权力和财富成为一体。如果以习近平为首的新政府不消除这种显而易见的裙带关系,那么中国有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危险。这种停滞可能比20年前在日本出现的停滞要糟糕得多。
日本在一个非常富裕的时期陷入经济死亡区。当时日本的人均年收入相当于如今中国人均年收入的8倍。日本在技术方面也很发达。奥弗霍尔特说:"中国的大部分高技术产品源自在中国生产、但不必呆在那里的外国公司。"
这位亚洲问题专家说:"我在研究报告和发表的文章中支持中国30年来经济快速增长的神话。例如我在1993年出版的《未来的巨人》一书中也维护这种神话。但我不会永远对未来持乐观态度,如果一种历史性的趋势可能发生逆转的话。"
竭力投资
中国很快就会到达许多高效的国民经济体突然被刹车或者甚至开始萎缩的时刻吗?1994年,国民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写了一篇题为《亚洲奇迹的神话》的文章。其中涉及当时经济疲软的日本和当时好像刚刚离开地球大气,开始进入太空的中国。
这位诺贝尔奖得主把不寻常的经济增长率,例如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归因于"扩大力量投入"。克鲁格曼把这理解为多余的农业劳动力向生产力更高的工业生产转移,同时对生产手段和基础设施投入大笔资金。
这种由国家或政党精心策划的扩大投入能在一段时间内起作用,带来产量的大幅提高,例如上个世界50年代在苏联或者上个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在日本。但这些国民经济体在某个时候会达到极限,它们不会向那些以自由市场原则为基础和更少受自私自利利益集团操纵的工业国家靠拢。
中国曾竭力投资于其工业生产能力和基础设施。因此中国要比亚洲其他任何一个国飞得更高、更快和更远。《野村环球经济》周刊的报告称,劳动-资本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过去10年高于40%,在过去几年甚至高于50%。日本、韩国、新加坡和泰国在其经济繁荣时期的劳动-资本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明显低于中国。它们在7-8年后达到了其投资推动的经济增长极限。
没有很好使用资源
消费为阴,投资为阳,阴阳共生。但中国的消费者为经济成就只作出了35%的贡献;在美国,私人家庭为国内生产总值作出了近70%的贡献。中国的消费为什么疲弱,这有很多原因。中国人储蓄很多,因为他们当中有很大部分人得自己支付医疗费和靠自己养老。但政府人为地使存款保持低利率,存款的利率低于实际通货膨胀率。
强大的利益集团阻止过去5年进行改革的口头表白,在这些口头表白中,始终允诺向由消费支撑的经济增长转变。受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和股份公司在向领导施加巨大影响。它们承担除农业之外的半数工作岗位和固定资产投资。
这些企业也没有很好地对待其资源。从国民经济学家所说的因素生产力(这除了劳动力和资本投资之外,也包括领导质量和技术革新)来看,国有企业的效益明显低于私营企业。尽管有像低税率、国家担保的低原料价格、优先获得水、能源和土地以及更宽松地对待环保和劳动保护准则这样一些优越性,国有企业的效益仍然明显低于私营企业。简言之:中国的国有企业在越来越糟糕地使用劳动力和生产手段。
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国经济繁荣的第二根支柱。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可能很快达到极限。格兰瑟姆-梅奥-范奥特洛公司的全球战略家爱德华·钱塞勒谈到高速公路网的利用率低,地区性机场的客运量只达到一半,迅速扩大的高速铁路网无法靠票价收入来维持运行。钱塞勒把中国的经济称作"梦场"经济。
房地产市场的生产能力过剩
还有资源在中国最近几年兴建基础设施中被错误配置的其他迹象。布鲁金斯学会政治学家、密歇根大学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指出,许多资金流入地方政府或投资公司,然后地方政府和投资公司想方设法花掉这些资金,从建造富丽堂皇的政府办公大楼、公路、桥梁到建设特别开发区和豪华的购物中心。
李侃如说,由于没有更加重要的地区规划,这些建筑有许多是多余的。大楼的建造费用大多是靠3年期银行贷款资助的,但开发商得到的收入太少,以致他们无法支付贷款的利息,更不用说偿还贷款了。这些贷款的期限不得不年复一年地延长。
大城市房地产市场上的生产能力过剩比其他任何一个产业都突出。在中国到处都可以看到成排成排闲置着的住宅楼。空头大师吉姆·查诺斯把它称作"所有泡沫的泡沫"。他和其他持怀疑态度的人喜欢报道像内蒙古鄂尔多斯这样的鬼城,在这些城市里,街道、购物中心和住宅都是按100万以上人口建造的,但这些城市实际上没有那么多居民。其他城市的卫星照片也证明了类似的情况,上海和北京的开发商通常在豪华的新建筑中挂上帘子,掩盖无人居住的空房。
所有这些都使像彼得森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拉迪这样的中国通感到忧虑。尼古拉斯·拉迪指出,去年住宅建筑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9.2%。在2006年美国房地产建筑达到高峰时,住宅建筑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在工业国家中,只有西班牙在房地产市场崩溃前不久曾达到过这个水平。
拉迪和其他专家担心,房地产行业的萧条和房价下跌可能使中国经济遭受严重损失。在70个大城市里,5月份房地产的平均价格已经连续第8次下跌。如果对钢铁、水泥和铜的需求下降,那么工厂可能大批解雇工人。拉迪估计,住宅建筑的钢材消费约占中国钢材消费的四分之一。
据拉迪说,占20%的北京居民在市区拥有两套或两套以上住宅。如果房价大幅下跌,那么私人家庭的财富会受到影响,但现在需要增强私人家庭的消费。
中国有人口发展问题
这当然也会使金融系统受到影响,即便人们已经对多数抵押贷款作出保守的评估。地方政府从出售土地中获得其30-40%的财政收入,因为从技术上看,所有的土地都归国家所有。地方政府以此来资助其开支。
许多国家投资公司为资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而向银行贷款,也把地产作为担保。国有企业和国家控制的银行业看来不可抗拒地为房地产投机所吸引。据估计,中国35%的银行贷款受到房地产市场变迁的影响。其中还不包括企业的贷款,虽然企业是以从事经营活动的理由贷的款,但它们改变贷款用途,把贷款投入到房地产开发中。
如果人口发展的预测是准确的,那么中国会遇到一个问题。在独生子女政策实行30年后,中国的人口在迅速老龄化。从2015年起,有工作能力的人数可能减少。15和24岁之间刚参加工作的重要就业人群减少得最快。人口稠密区的平均工资现在已经在以两位数的百分率上涨。仅仅在2010年,大城市的平均工资就上涨了13.3%。这是来自内地的廉价民工的补给陷入停顿的可靠信号。
男孩和女孩之间的比例失调也是个问题。去年新生儿中的男女比例是120比100。根据《野村环球经济》周刊的报告,中国不仅仅由于人口老龄化在未来5-10年内有出现经济硬着陆的危险,而且由于没有结婚希望的男性居民增加,中国的刑事犯罪率也可能提高。
如果还存在一些让人对中国的未来抱有希望的东西,那么就是所谓的金融制度的长处。银行控制着所有金融资产的90%,而这些银行大部分受国家控制--有一小部分外国投资。银行账本上的坏账数量可以忽略不计。
债务高于官方公布的数据
但即使这个国家的信贷机构在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可能陷入波浪起伏的海面,中央银行,即中国人民银行仍然存在。中央银行拥有价值3.2万亿美元的外汇,中国可以用这些外汇储备抵御银行风暴或其他紧急情况。中国的国债约占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的50%,票面上是7.3万亿美元。美国的国债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80%。
但美国西北大学的政治学家维克托·施说,表面现象容易迷惑人。他在中国政府内外有一系列信息源,他比其他多数西方观察家更加关注政府的报告、企业数据和银行文件。
维克托·施从这些调查研究中得出不同的结论。第一,如果把北京政府的债务、国有银行的债务、各个部门的债务,例如铁道部的债务,国有企业的债务和地方政府投资公司的债务算在一起,那么,中国的国债将增加两倍,增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50%,而且中国的国债在迅速增加。
第二,金融系统中的坏账数量要比官方公布的数据高得多。因为银行按照当局的指令,通过不断延长贷款期限来掩盖坏账。例如,为了方便国有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上市,当局抹掉了5000亿美元的坏账。
当局处于警觉状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的银行风险在于流动资金危机,它可能把许多坏账像搁浅的臭鲸鱼那样冲到岸边。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放慢,那么许多企业和投资者可能将其人民币存款兑换成外币转移到国外。在四月份已经出现过这样的货币外流,当时有价值110亿美元的人民币外流差。
腐败的官员和其他富裕的中国人抽逃资本可能撕破中国大肆宣扬的由3.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织成的安全网。政治学家维克托·施估计,最富有的那部分中国家庭以现金和房产的形式积聚了5万亿美元的资产。赌博圣地澳门和银行系统中的漏洞提供将这些资金转移到国外的许多机会。
也许只有严重的政治动乱才会在中国引起大规模的资本抽逃。但当局似乎处于警觉状态。在过去两年里,当局用在维护国内安全的资金多于国防。
不断拉大的收入差距、互联网的审查和对持批评态度者的残酷镇压引起人们的不满。在中国的中产阶级看来,这个体制已经为太子党控制。
山城演义 发人深思
有专家透露,中国在如何窃取外国公司知识产权\派遣商业间谍和发起网络攻击方面做的研究和取得的成果,已经大于真真正正和外国公司的合作。
中国政府将其政治合法性与能够年年确保高经济增长率的能力联系在一起。在今后几年里,这种允诺将越来越难以遵守。许多观察家认为,如果经济增长率低于7%,或者如果中国的经济不再能为每年从农村到大城市里打工的数百万中国人提供工作,那就会引起动乱。
或许今年年底即将上任的习近平和他领导的新一届政府班子能够贯彻结构改革,整治特权阶级,引导政治经济公平。
从这一点上来看,薄熙来下台事件颇为发人深思。从表面上看,他的下台是因为贪污腐败,具体来说是他的妻子涉嫌合谋杀害欧洲商业合作伙伴。 但薄下台的原因也可能归于他过分的政治野心所给人带来的不安。他已经过时的父亲薄一波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
试图将中国带回正轨,无疑是一场巨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