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时事信息.转载世界媒体评论: 历史上的今天：1987年7月15日台湾解除戒严，民主之路曲折艰辛

来源自：凤凰网

发表于2012-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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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7月14日，台湾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发布命令，宣告台湾地区自同年7月15日零时起解除戒严，废止戒严期间依据“戒严法”制定的30项法令，从而开启了台湾走向民主化的发展道路

台湾解除“戒严”与民进党街头运动的开始

民进党人士1987年5月19日下午在国父纪念馆前游行示威，展开“五一九行动”，吸引了不少看热闹的民众。

早在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之后，蒋介石深感大陆败局已定，为防止不测，决心全力经营台湾。蒋的嫡系爱将、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根据蒋的指示，以台湾政府与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的名义，于1949年5月19日宣布了“戒严令”，在台湾全岛实施“戒严令”。

“戒严令”规定:自5月20日起，除基隆、高雄、马公三港口在本部监护下仍予开放外，“其余各港一律封锁严禁出入”。“戒严”时期规定的禁止事项是:

(1)“自同日起基隆、高雄两港市每日上午1时起至5时止为宵禁时间，非经特许一律断绝交通，其他各城市必要时，由各地“戒严”司令官依各地情形规定实行外，暂不宵禁”；

(2)“基隆高雄两市各商店及公共娱乐场所，统限于下午12时前停止营业”；

(3)“全省各地商店或流动摊贩，不得有抬高物价闭门停业囤积日用必需品扰乱市场之情事”；

(4)“无论出入境旅客均应遵照本部规定办理出入境手续，并受出入境之检查”；

(5)“严禁聚众集会罢工罢课及游行请愿等行动”；

(6)“严禁以文字标语或其他方法散布谣言”；

(7)“严禁人民携带枪弹武器或危险物品”；

(8)“居民无论家居外出皆须随身携带身份证，以备检查，否则一律拘捕”。《新编六法参照法令判解全书》第62页。

颁布“戒严令”的目的:一是防止人民解放军渡海作战，二是为镇压岛内的一切反对势力，以维持国民党在台湾的独裁统治。在军、警、宪、特铁桶式“戒严”体制的统治之下，台湾人民集会、结社、罢工等权利，统统被禁止与取缔。

自陈诚颁布“戒严令”之日起至1987年蒋经国宣布解除台湾地区“戒严”，“戒严”时间长达38年之久，这不仅在世界范围内是仅有的一例，也为陈诚所始料不及。随着整个世界局势发生急剧变化，岛内民主力量迅速发展，台湾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社会各阶层，尤其是新兴的中产阶级，不满意台湾当局的军事独裁统治，要求废除“戒严令”的呼声日益高涨。在此大趋势下，党外势力便将“解除戒严令”与开放“党禁”作为反对国民党的主要目标。

1987年5月19日傍晚，数百人支持国民党政府的民众（今天被称为“蓝营民众”），聚集在忠孝东路和民进党人士及支持者（今天被称为“绿营民众”）对峙。今天困扰台湾的族群分裂，从这一天就开始显现在政治舞台上了。

士林夜市附近交通为之瘫痪

以郑南榕、江鹏坚等党外人士借着纪念“台湾戒严日”为由，推动519绿色行动，要求国民党政府解除戒严。郑南榕以其《自由时代》杂志为519绿色行动作为宣传。1986年5月19日，郑南榕等人于万华龙山寺聚集数百名群众，被镇暴警察层层包围，以人墙围堵僵持10多个小时。

民进党成立后，国民党一党独裁的局面即将结束，台湾将会出现两党或多党竞争的局面。民进党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可能取代国民党的地位，但可对国民党起一定的制衡作用。国民党则企图通过“法律”手段来抑制民进党的发展及活动。民进党则挟其拥有一定的群众力量和美国支持与之抗衡。双方初期斗争的焦点围绕着制定“国安法”展开。

蒋经国强调，处于“非常时期”，中共“没有放弃侵犯我们并吞并我们的野心”，因此，必须在“解严”后制定、实施“国安法”，并遵守“遵宪”、“反共”和“反对分离主义”三原则。而民进党则主张“回归宪法”，取消“临时条款”，反对制定所谓的“国安法”，尤其强烈反对把上述三原则写进“该法”。双方就此问题不仅在“立法院”发生严重争执，而且在街头也出现了摩擦。

1987年3月18日，200多名“519绿色行动本部”队员及部分民众集会在“立法院”门口，要求立即解除“戒严”，但反对制定“国安法”。民进党“立委”与抗议人员进行沟通时，声称于17日晚已通过“解除戒严，恢复宪政之实施程序草案”。由于台湾当局放慢审查“国安法”，民进党决定于4月19日发动党员及群众到“总统府”示威。蒋经国对此高度重视，指令“安全局”专门设立了“思微专案”小组，负责研拟对策。“安全局”对“总统府”部署三层警、宪人员，全岛情治单位，包括“警总”、“调查局”和宪兵队等都进入戒备阶段；美国在台协会也委婉向记者表示反对4月19日示威行动。民进党本身对此行动意见也不统一，加之国民党保守派企图利用此次行动制造镇压民进党的借口。在此情形下，民进党宣布示威延期。

1987年6月12日，在“立法院”门口示威的民进党人士，与支持国民党政府的“反共爱国阵线”形成对峙

警察人员以人墙肉身阻隔愤怒的群众

5月19日，民进党组织5000多人在台北“国父纪念馆”举行示威游行，抗议“戒严”，抗议制定“国安法”。游行从下午1点开始持续12小时，民进党领导人谢长廷、尤清、朱高正、江鹏坚、周清玉等带队，提出“只要解严、不要国安法”、“解除戒严、人人有责”及“百分之百解严”等口号，延续1986年五一九绿色行动的主张，要求当局“100%解严、100%回归宪法”，因当局事先布置，未发生流血事件。

继五一九示威行动之后，民进党于6月12日又在“立法院”发起反对制定“国安法”示威活动。由于两个亲国民党的团体“反共爱国阵线”及“全民爱国会”联合参与反制行动，致使“立法院”所在地段(包括台北中山南路、济南路、青岛东西路一带)人群集聚，交通中断。由于双方从叫骂到动手，致使流血事件发生，后警察也卷进冲突之中。直至深夜，游行队伍才开始散去。

民进党两次游行事件之后，各界多有评论。台大法律系教授李鸿禧称:“五一九行动的产生，完全起源于‘国内’长期‘戒严’及‘议会’功能不彰所造成的。执政党应积极推动‘解严’工作。”“总统府顾问”陶百川也发表谈话称:鉴于民进党的活动，希望当局赶快通过“国安法”，以便解除“戒严”。

对于民进党愈演愈烈的街头示威，国民党最高当局态度较为严厉。5月27日，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讲话时，情绪比较激动。他说:

“正值‘国家’全面精进及本党推展‘革新’之际，我们深感本党责无旁贷且任重道远，更应在既有的基础上，加强团结，不让任何因素分化我们的力量，也不容任何问题破坏我们的和谐。”“上周在台北东区发生的街头活动，引起社会不安。”宣称无论民进党怎样反对，凡是当局决定要做的，“必须全力贯彻执行”。解除“戒严令”之后，必须制定“国安法”。因为此项政策“适应当前情势所需”。《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15辑第350～351页。

“五一九活动”当天破坏铁丝网的高清宏(左)、庄胜惠(右)，1987年6月6日被警方依妨害公务罪移送法办。

1987年6月23日民进党“立委”在“立法院”发言台前静坐，后来“立法院”表决通过，停止国安法草案之决议讨论。

6月13日，“行政院长”俞国华秉承蒋经国旨意称:六一二街头“动乱”将“依法”惩处，追究刑事责任。他指示“内政部”、“司法部”尽速处理此一事件，并提出4条处理原则。6月17日，“法务部长”施启扬也表示:当局将“依法”公平处理六一二事件。施还宣称:台北地检处已对六一二事件的首谋分子谢长廷、洪奇昌、江盖世、许承东发出传票，于6月20日到庭应讯。这几人的罪名是“涉有妨害公共秩序等罪嫌”。1987年7月15日《中央日报》。

针对蒋经国与当局领导人的严厉口吻与措施，党外人士立刻反击。6月15日，民进党籍“立委”尤清、黄煌雄、康宁祥、朱高正、许荣淑等在“立法院”审议“国安法”时提出抗议，会场发生混乱，费希平等人退席。18日，民进党党籍“国大代表”声称将于20日强行晋见蒋经国。蒋经国见状决定加快“国安法”的审定工作，及早解除“戒严”，以缓和同党外势力的冲突。7月8日，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常会上作报告时，态度较为和缓地说:

“现在已经决定‘解严’，解除‘戒严令’是我们‘国家’的一件大事”，“是早已决定的大方向”，“在这大转变的时代，我们不必去计较那些小地方，要从大处和远处看。诚然目前仍有许多困难，但我们要克服这些困难”。《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15辑第364页

与此同时，“立法院”根据蒋经国的一系列指示，通过了“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法(草案)”。

1987年6月20日上午，民进党的“国大代表”，企图前往“总统府”强行晋见蒋经国，冲撞警察。

民进党“国代”吴哲朗在民众协助下抢夺警方木棍

事后，蒋经国亲自召见俞国华及各“部会”有关首脑，指示两点:

(1)原在“戒严”期间施行的各种相关“法令”，尽速在短期内修正或废止“解严”后不能继续适用的“法令”；(2)各部门对“解严”后的情势要有正确的评估，定出切合实际的措施。

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蒋经国于7月14日正式宣布:台湾地区自7月15日零时起解除“戒严”。与此同时，新制定的“国安法”及施行细则也正式生效。同日晚，“行政院新闻局长”邵玉铭奉蒋经国令举行记者招待会，宣称解除“戒严”有三方面实质性的意义:

(1)军事管制范围的减缩与普通行政及“司法”机关职权的扩张；(2)人民的权利大幅增进；(3)行政必须依据“法律”。

邵玉铭还说:解除“戒严”是指解除台湾本岛及澎湖地区，并不包括金门、马祖等地。解除“戒严”是指解除“戒严令”，“戒严法”仍存在有效。他还宣称:“解严”后因“戒严令”而产生的30种行政命令也随之“永久废止”1987年7月15日《中央日报》。

与此同时，“司法院”发布减刑明朗复权案审核结果:计有许南古等237名受刑人获减刑，23人刑满开释，70人移“司法”监所继续执行；70名侦审中的被告，分别由检察处侦察和法院审判。许信良、傅朝枢等15名原被军法机关通缉的“叛乱”罪案嫌犯移由高检处下通缉令。蒋经国宣布台湾解除“戒严令”，代之以“国安法”，维持统治，这是国民党迁台40年来政治上的一件大事，对于蒋经国此举评论颇多。

台北“地检处”传讯“六一二”案被告时，两名男子在司法新厦前殴打搜证人员及新闻记者，被以现行犯逮捕收押

台北市警察局迅雷第七中队长张再铭，6月12日下午在“立法院”门口被民进党示威民众用旗杆打伤右眼下方脸颊及喉部，送往西园医院急救，他的太太在旁照顾。

台湾当局大肆宣传“解严”是台湾“民主宪政”发展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也是执政党过去数十年来不断努力奋斗的希望达成的目标”。蒋经国本人也宣称:“‘解严’将使台湾迈向一个更民主、更自由、更进步的时代。”

美国对台湾当局解除“戒严令”表示欢迎。国务院发言人称台湾解除“戒严令”后，台湾人民的政治生活会有非常重大的改变”。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则认为台湾当局“扩大公民自由的幅度太小，而且太慢”。日本舆论界称“‘解严’是迈向民主化的历史性的步骤”，它将影响亚洲的政治局势，其中包括台湾和大陆的未来关系。

“解严令”实施当日，台湾《民众日报》刊载海内外学者谈“解严”与“国安法”。美国一大学教授称此举有换汤不换药之感。谢善元先生认为用“国安法”代替“戒严令”，是多此一举。台大政治系主任蔡政文则认为“国安法”是大杂烩，其作用类似古时的尚方宝剑，以吓阻“解严”后混乱的局面。

民进党对国民党当局以“国安法”取代“戒严令”始终持坚决反对态度。他们认为“国安法”是“恶法”，与“戒严令”相较，是换汤不换药。民进党负责人康宁祥对记者称:“我们小心地观望着‘政府’的下一步，在很大程度上目前政治环境仍不明朗。”

如果将“国安法”与“戒严法”及有关“法令”作一认真比较的话，即可发现台湾由军事“戒严”体制向“法制”方向转化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例如:台澎地区的安全管理权，由过去军事机关改为行政警察机关负责；海防管制线范围大大缩小，由原海岸管制线1411公里缩短为541公里；人民也得到了比过去更多的自由与权利。再如:军事法庭权限缩小，“司法”权限扩大；对“违法”者量刑较轻。

6月23日，一辆载有陪同家属的公车，想要开入博爱路警方封锁线内，但遭检方拒绝。

一辆载有谢长廷、洪奇昌、江盖世三人及陪同家属的公车，想要开入博爱路警方封锁线内，但遭检方拒绝。

被控率众包围滋扰案的陈秀贤(左)及黄水(右)，1987年7月23日上午被宣判处缓刑，并当庭开释。

当然也应看到，“国安法”与“戒严法”在根本上有一致之处。再者，蒋经国解除“戒严”的主观意图是缓和台湾社会的矛盾，然而在事实上却为党外势力中“台独”分子提供了公然宣称“台独”主张的有利条件。

例如，1987年4月，郑楠榕在一次反对“国安法”的群众演讲会和杂志上公开称:“我主张台湾独立。”6月12日，民进党成员江盖世举着“人民有主张台湾独立的自由”的标语牌在“立法院”门前静坐抗议，反对制定“国安法”。民进党党籍“立法委员”尤清在“立法院”院会上公开呼吁台湾当局以独立身份重新参加世界组织。8月，民进党一些持“台独”观点的成员发起“海内外共同声援台湾人有主张独立的自由”签名运动。同月，台湾政治受难者联谊会在台北宣告成立，并将章程草案中的“台湾之前途应由台湾全体人民共同决定”修改为“台湾应该独立”，使台湾岛内首次出现了公开打出“主张台湾独立”旗号的第一个政治团体。从此，“台独”活动在台湾岛内日趋猖獗。

蒋经国病逝后，李登辉虽然口口声声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独”的立场，但对“台独”活动实际采取纵容政策，特别是他继任第八任“总统”以来，不但特赦了一批“台独叛乱犯”，而且还邀请海外一批著名的“台独”分子回台参加“国是”会议，让他们登堂入室，宣扬其主张。台湾当局又借口进行“政治民主化”，对“台独”的言行包庇、纵容越来越明显，致使“台独”活动更加猖獗。总之，蒋经国宣布解除“戒严”既有其积极作用，又有其消极影响。

随着蒋经国宣布解除台岛“戒严”，“党禁”也被解除。各种政治力量及代表人物乘此良机，纷纷登场，使台湾岛迅速出现了一个竞相组党的局面。

与竞相组党局面相呼应的是社会团体到处出现，据台报载，截止到1991年底，登记在册的台湾社会团体就多达137个，而不愿登记自行组织的党派和不具党名的政治团体，则也为数不少。党外势力组党从“非法”到“合法”，可以说是国民党退台近40年来政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不仅表现为民进党结束体制外抗争，走上了以“执政”为目标的发展阶段；同时也表现为国民党接纳了众多“合法”对手在“法律”基础上与之进行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