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在中环
记者/谢梦遥 江雁南 朱永潇 刊于亚洲周刊7月2日
微信公号：特稿痴迷者
总有一些东西，在香港这座城市中是恒久不变的，比如拼命三郎式的加班文化、实用主义至上的中环价值、嫁入豪门的传说，以及，人们对民主的渴望。
“民主”是这座城市的公共讨论中出现的高频词，然而不同的人对民主有着不同的理解。一个叫做“占领中环”的组织正在以它所理解的方式推进香港民主，这个运动自诞生之初就伴随巨大的争议，目前行进到关键节点——号召全体香港人加入到关于特首普选方案的电子投票中。
来自北京的声音表达了占中运动演进至今最为强硬的反对态度。国务院港澳办和中联办均强调，任何形式的“公投”均没有宪制性法律依据，是非法也是无效的，“香港某些人为一己私利，非法策动所谓‘全民投票’，是为其发动非法的‘占领中环’活动造势。”《环球时报》发出《香港非法公投人再多，也没13亿人多》为题的社评，指即使有全港一半以上人口投票，政改也不能背弃基本法。
不带情绪地看，这不是民主与专制、正义与邪恶之争——当然沿用这样的说法更具鼓动性，而是一场关于普选的游戏规则之争。全国人大常委会2007年通过决定，2017年香港特首由普选产生，但有关这场普选的程序细节并不明确，需要由香港政府经民间谘询后推出方案（预计时间在今年7月），再经立法会通过才生效。根据香港基本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特首候选人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提名产生。争议正是围绕这一点展开，有人认为严格沿用提名委员会的字面解释，在这个框架下设计更民主的细则，有人则认为扩大解释甚至跳出这个框架，采用公民推荐、政党提名或者公民提名的方式，以避免北京不喜欢的候选人被筛选掉。而“占领中环”主张，如果符合国际标准的真普选的愿景落空，将发动民众占领香港的核心金融区：中环。
占领中环是一种手段而非追求的结果。在占领发生前，“占领中环”希望用民意推动改革，火热进行的全民投票这种推动的一部分。香港政府并没有阻挠这场投票，但表明不认同其效力。三个备选方案里都有公民提名（即达到一定比例的选民提名，即可成为特首候选人）——法律界的主流意见是，这违反了香港基本法。投票面临着一种悖论，对“占领中环”的质疑者不会参与这场投票，或者说，他们已经用脚投了票。
但另一方面，这场投票似乎又彰显了强大的民意，截至6月25日下午已经有74万香港人完成投票。除了“占领中环”组织，泛民派政党、香港的学生组织均加入了这场投票动员，他们出现在地铁站、十字路口、大学校园，宣讲投票理念。然而大量投票仍是超乎组织者预测的。
很大的原因是某种情绪的反弹。此前国务院发布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意欲为“一国两制”定调（有人认为是摊牌），但过于直白的语言刺激了香港人原本敏感的神经。而在投票启动前后，投票网络平台持续遭受黑客攻击，这激起了更多人的同仇敌忾，他们未必支持占中，未必支持公民提名方案，但视投票是对破坏的反击，而就算对现有三个方案均不认同，也可以投票——弃权票。
电子投票由“港大民意研究计划”主持，投票系统自6月14日起——即投票启动近一周前，受到黑客大量攻击而暂停服务。当投票启动后，网络攻击由最初每秒75Gb增强到每秒300Gb，系统并没有再次出现瘫痪。供应商CloudFlare将保安升至最高级，通宵应战调动人手及专属伺服器化解了黑客攻势。为了网络安全考虑，“占领中环”将原本3日的投票延长至10日。许多人认为北京主导了这场破坏。另一些人则认为，占领中环内部的人自导自演了苦肉计，就像2004年台湾总统选举前发生的枪击案。两种观点均没有足够证据支持。
全民投票的非官方性，决定了某些瑕疵不可避免。尽管18岁以上的香港永久居民才有投票资格，但因为组织者无法获得官方身份证数据库信息，只要拥有香港身份证的人事实都可以投票。电子投票系统也存在漏洞，冒用他人身份证以及以自动生成的身份证号码也可以投票（只需通过手机号码验证）。由于绝大部分的投票（实体票只有4.9万张）是通过网络完成，一些人质疑，票数被夸大了。
在回归之后香港发生的诸多社会大事件如“23条立法”、“反国民教育”，香港的民意总能形成多数的一致，但这一次，香港社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分野。
这种分野似乎与信息结构有关——活在互联网世界的80后年轻人多支持占中。在占中问题上，不同立场的报纸通过不同的报道手法，同样的事件会呈现多棱镜效果，但传统的新闻操作规范多少影响着报道本身。而这种束缚在社交网站完全被解放了。网络生产的内容更容易演变得情绪化与片面化，而那里恰恰是年轻人的天下，他们很少看报纸。
这种分野也似乎与既得利益有关——专业人士多反对占中。与初入社会的年轻人以及再无可失的基层贫困者不同，他们有着稳定的生活，香港社会经济层面的核心矛盾如地产霸权、贫富悬殊，并不会困扰他们。他们并不是反对民主，只是在风险与收获的评估上，他们保持了谨慎态度。
但以上归类恐怕又未免简单。个人的性格、成长经历、对共产党的好恶、所处的舆论场等诸多细分的因素，似乎都成影响对阵营的选择。哪怕一个家族聚会的饭桌，也会为占中化作辩论台，争论的双方可能是每天读同一份报纸、收入相仿的同代人。
一些危险的信号已经出现。几天前，一百多位新界东北发展计划的反对者，意图攻入立法大楼未遂。那场进攻是突然触发的，民众原本只是在大楼外示威区的和平静坐。这个事件与占领中环无关，却带来一丝阴霾，组织者如何控制民众的狂热，让人忧虑。
中环依旧太平，占领尚未发生。作为一场社会运动的“占领中环”，从无到有，已经历了许多故事。
（一）缘起
后来发生的这一切，相当偶然地开始于那篇专栏。
2013年1月16日，信报刊登了一篇名为《公民抗命的最大杀伤力武器》的文章，其中粗略地论述了“占领中环”的原则、目标与方法。作者是香港大学法律学者戴耀廷，当时他完全没有想到这篇文章后所引发的连锁反应。
他从2006年即在信报开设专栏。多数情况下，他不会收到关于他文章的任何反馈，那些文字迅速地淹没在过期报纸中。他从来不是一个有着生动有趣文笔的专栏作家，他的写法和语感都充满学术味道——换言之近乎乏味，他更习惯从法律学者的视角，写对香港社会的观察。哪怕是《公民抗命的最大杀伤力武器》这个轰动的标题之下（他承认，这个标题是编辑改过的，原标题并未强调“最大”二字），内容延续了他既往沈闷艰深的风格。
“一，人数。参与人数必须超过一个关键数目，若人数太少，警方可轻易抬走示威者”。他写道，“只要人数超过关键数目，在香港，有一万人以上应可以达到效果，警方除非出动催泪弹和防暴队，否则不能驱散示威者.......”像在写一本产品说明书，由一到八，他逐条写下操作指南。
2011年，香港曾有过一次同名为“占领中环”的示威，为回应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几十名反对者在中环的汇丰银行底座的公共空间里占领了11个月。但那次占领，规模极小，既不影响公共安全，也不影响汇丰员工的出入，和戴耀廷的“占领中环”截然不同。
事实上，这不是戴耀廷首次论述“占领中环”。2010年同样在信报专栏，他分析香港如何争取普选时，提过类似的建议。那篇文章没有激起任何反响。
站在故事的起点看，《公民抗命的最大杀伤力武器》一文，命运将如他刊发于报纸的过往专栏一样，很快被人们抛在脑后了。在发表后第一个星期里，这篇文章并无引起太多公众关注，直到一个叫陈玉峰的独立记者（她的本职是见习律师）向他发出采访邀约。采访初衷仅仅是一个法律人对另一个法律人产生了某种好奇，“为什么法律教授要大家犯法？”
“占领中环”，从一篇被冷落的不足2000字的小文，到一项为舆论所热议的雄心勃勃的庞大计划，转变是这样发生的——陈玉峰很快写出了一篇对谈式文章，发表在“香港独立媒体”的网站上。这篇阅读门槛颇低充满港式口语用词的文章，真正开启了传播按钮。传媒约访接踵而来。其中，明报副刊版刊发了最多“占领中环”相关的重磅文章，先是戴耀廷专访，继而又发展为每周一篇他与不同政治人物（几乎都是泛民主派）的对谈，接连刊载了12周。在这些碰撞中，关于一场全港动员公民抗命的理论脉络逐渐清晰起来——“商讨日”(即按阶段设定议程，让各界别展开讨论)的概念出现了，而一些最初的设想得到了调整，比如放宽条件，不再限定参与者必须事后自首。
当然，这一切也不能全部归于传播上的偶然。占领中环的口号，确实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在许多反对者看来，过往抗议行动——游行、变相公投、小范围堵路、绝食乃至光怪陆离的各种行为艺术，均效果有限，香港亟需一种更有效的抗争方式。把目标瞄准香港的金融命脉中环，用占领的方式将其瘫痪，无疑是当下最具爆炸力的手段。
这种玉石俱焚的威胁，过往未曾出现。多年以来，香港抗争文化温和，香港人向来为自己优雅的教养、文明的秩序引以为傲。但现在，一些人想往枪筒里，加入更猛烈的火药。
这是回归中国17年之后的香港，愈发严重的焦虑感与不信任感却在人们心中蔓延。焦虑感源于香港人的自身生活，地产霸权、贫富悬殊、年轻人上升通道受阻、陆港矛盾、经济发展停滞，种种问题没有因为回归而消失，似乎变得更加严重了。而不信任感指向对岸，北京始终是一个遥远却近在咫尺的威权符号，而一切内地被封杀的负面新闻可以在香港通畅无阻，以至于被部分地放大了，“一国两制”的承诺似乎岌岌可危。在这种情绪下，一些事件被赋予了公开事实之外的更多意义，比如许多人坚信，明报前总编辑刘进图的被刺（发生于2014年2月26日），既是结果又是证据，与共产党对新闻自由的威胁有关，尽管两者之间可能缺少逻辑的桥梁。
戴耀廷不是一个“突然民主人士”，早在80年代他尚在香港大学法学院就读时，他就曾作为学生代表，参与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但当他毕业后，他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学术中——他甚至从没想过要当执业律师。虽然他也是“民主发展网络”（一个2002年成立的推动民主的政治组织）的成员，但始终保持着学界身份的距离，所做的事情无非撰文、联署签名，从未成为社运的领导者。一个极为低调的人，却提出了那些最高调最激进的人都未曾喊出的话，占领中环。
“占中是策略，要产生一种政治压力。”他声称并不希望占领中环这件事真正发生，早在他那篇起到檄文效果的专栏中，他写道，“绝不可以随便使用，必须到了最后时刻，也是到了港人追求真普选的梦想彻底幻灭时才可使用”。
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并不是所有人——包括站在他一方的人，都能理解他的话。
（二）占中三子
电话是从地球的另一面打来的。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副教授陈健民接到牧师朱耀明的越洋电话时，他正在法国巴黎开会。“我们被点名了。”牧师告诉他，“戴耀廷公开说，有两个人能带领占中运动，一个就是你，一个是我。”
此时是2013年2月中旬。陈建民与戴耀廷相识十几年，但直到此刻，他也没有得到任何先前的知会。他从没看过戴耀廷在信报的专栏，他的生活被大量的学术与社会工作占据，他是中大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任，也是民主发展网络学者组召集人、终极普选联盟（2010年成立由多个泛民团体组成的推动普选的联盟，后因政治分歧停止运作）的核心成员。很难将他定义为一个反对派，他的研究重点是内地公民社会，经常往返陆港之间，也曾多次参与中联办就政改问题的协商。
此前，当戴耀廷的文章在坊间传播时，有记者请陈健民从同样的学者身份解读，他尚未预见一场浩浩荡荡的运动将会发生，他只是诚实地说出了自己的心态，“学者就是这样，很忧郁，充满无力感，觉得没什么事情可以做。”在过去十年作为学界代表与中央对话，陈健民感到了失望。“你觉得学者写一个好的方案，人家就会接受吗？这个想法太天真。”
在接到朱耀明的电话时，身在巴黎的他刚刚与另一位积极的社会活动家，香港城市大学教授郑宇硕吃了一顿跨时很长的午饭。郑宇硕表示，他正在与几个泛民大党派筹备成立一个能将所有泛民议员统和到一起的联盟（即真普选联盟。一年后，真普联交出它的答卷，融合各泛民党派共识的普选方案）。这是次前所未有的联合，但两人均感到，争取真普选，单靠泛民众党派已经非常困难。党派间缺少互信，“整个民主运动已经是分裂了，温和派不愿再去和中央谈判了，激进派边缘化，没有影响。”
在过往，激进的政党如人民力量、社民连也多次发动过短期的堵路与占领行为，但由于人少，很快即被驱散，效果式微。作为一个更大规模的占领，戴耀廷认为需要找到“过去不曾违法，或不属激进的政治领袖参与”，以增加感召力，而且这个领袖应该是真诚的，有能力缩窄泛民分歧。他不认为自己是合适的领袖，接受明报专访时，他公开推荐了陈健民、朱耀明。
与陈健民不同，白发苍苍的牧师朱耀明更像一个街头战士，最有说服力的一段履历是，他曾负责拯救六四事件通缉者的黄雀行动。从1980年代起，他即参与民主运动，是高山大会、民促会、支联会的筹建者。他的过往生活经验里，也充斥着艰难与惊险，他是孤儿，童年曾流浪街头。五年前，他肠穿孔，医生预测只有五成活命机会，但他仍顽强地活了下来。如今，年届70岁的他，在香港民主派中享有广泛的尊重，司徒华病逝时，他是治丧委员会的召集人。
“你做不做？”电话中，朱耀明问陈健民。陈健民没有直接回答，但以他对这位年长他近20岁的老朋友的了解，他知道牧师的意思是，“你不做，我也不做，你要做，我就做”。他也知道，如果他一旦说不，戴耀廷独力很难撑起占中运动。虽然仅仅是被隔空点名，但他却似乎被放置到了一个无法拒绝的境地。
戴耀廷缺少应对媒体和领导社运的经验，他一再强调并不想担任占中运动的领袖，但随着舆论持续发酵，在面对各路人马的对谈中，他不断论述并完善“占中”的理念，俨然已是众望所归的扛旗者。他也承认，作为“占中”概念的提出者，他负有参与的道义责任。希望与忧虑同时存于他心中，“如果有人领头继续下去，可能影响整个香港的发展，但要是没有人带领，（占中）就慢慢没了。”
很快，他们都做了决定。
2013年3月27日，在九龙的一间教堂里，占领中环行动召开记者会宣布启动。戴耀廷、陈健民与朱耀明成为发起人。在未来十数个月里，两位大学教授与一个基督教浸信会的牧师，将领导一场让香港与北京震荡的运动。
运动的全称为“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这个颇有宗教意味的名字，来自“占中三子”唯一不是教徒的陈健民，他否定了一些更具冲击力的名称备选。而运动的徽标，是一只鸟立于圆圈上。“我觉得这个运动的最大力量不在占领，而在于自我牺牲。‘中环’不是中环，是你的心，你想用什么占领？爱与和平。”陈健民强调道德的力量。当然，在反对者看来，这不过像是用塑料彩纸包装一枚炸弹，没有改变内核。
“占领中环”的秘书处，由十几个工作人员组成，只有三个全职，其他是兼职。这些人多是陈健民的学生、研究机构的下属。陈健民主要负责筹款、文宣，朱耀明统领行动组，准备占领中环的落地行动。
2个月后的6月初，“占领中环”进行了首轮“商讨日”，约700名获邀者参加，分组讨论占中未来需要解决的问题。但组织者似乎过于执着程序与民主，“下一场商讨应该讨论什么”，都成为了讨论的重点。后来的一年里，这样商讨开展了多次，最多时曾有超过2000人参加，成果也逐渐展现出来。“公民提名”变成了占中支持者们的主流意见。最初，香港人追求的是没有筛选的符合国际标准的普选，到后来，博弈的坐标轴产生了偏移，候选人门槛降到最低的“公民提名”，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泛民阵营里的“政治正确”。
如第一次商讨一样，后来所有的商讨，都没有涉及占中的具体战术、执行方式。占领运动似乎成为一个议事平台，不同光谱的彼此敌对的泛民政治力量先后参与了进来，不同界别的公民团体亦参与其中。这和“占中三子”的理念密不可分，他们希望在香港推进一场商讨文化。他们严格遵守着运动成立第一天起就订立的步骤：签署誓约、商讨日、公民授权，经过前三步后，会向香港政府提出2017年特首普选的具体方案，如果真普选的希望破灭，作为公民抗命的“占领中环”，是最后一步。
这注定是一场艰难的运动，“占中三子”都付出了代价。在投入占中工作后仅仅第3个月，因为忙碌和缺少睡眠，戴耀廷就瘦了10磅。陈健民辞去了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主任职务，中心需要经常与大陆打交道，他担心他的身份敏感招惹麻烦。而作为一名为浸信会忠心服务了40年的牧师，朱耀明成为尴尬的逆行者，他的教会向来保守，不支持占中。
戴耀廷是个过于乐观的人，在“占领中环”发起之初，他预测将来，“1万人签下誓约，10万人参与占领，40岁以上的人走在前面去自首”。但一切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按照香港大学民意计划从2013年4月到2014年5月间所进行的5次调查中，对占中持反对态度的香港人始终占据了大多数，而支持者百分比徘徊在25%上下[1]。占中意向书，至今也只有2000余人签署。
戴耀廷最初想限制捐款数额，提议很快被否决了。“他严格（设限）到一个地步，让我觉得是荒谬的。”陈健民回忆说，“封顶没意义。人家可以捐五次、十次，可以用不同名字给你钱。最重要的是，捐款不能带有任何附带条件，这样就够了。”他向亚洲周刊否认有外国政治势力的捐款，“（否则）国安那么厉害，总能查到一点点吧？没有，一块都没有。”
截至2014年2月，“占领中环”共募得款项530万元（支出230万元）。陈健民说，单笔最大的捐款，是来自几位专业人士的几十万元。虽然民意调查结果并不出色，但“占领中环”在街头募款的能力，却远远领先香港其他组织，只有反国教运动中一战成名的学生组织“学民思潮”能与之匹敌，去年七一游行的几个小时内，“占领中环”就募得了80万元。
不过筹款事项上，“占中三子”也设置了额外的原则。6月4日维园集会，并没有“占领中环”的捐款箱。他们的理由是，这是支联会纪念六四事件的主场，况且朱耀明是支联会的常委，“不要分支联会的钱”。“我们要是筹，一定可以筹到三四十万的。”陈健民说，“所以说我们是很笨的学者。”
除了较为常规的筹款晚宴与沙龙，陈健民还与支持者推动各色颇具特色的活动。比如旺角的一家咖啡店，会把“Cappuccino”更名为“Occupyccino”卖，香港理工大学的小卖部推出“普选碱”的肥皂（“碱”的香港话发音同“选”，意为“普选有的选”）与“民主糯米糍”的小吃（意为“民主不要太迟来了”）。这些活动带来的收入可能只有几百元，但陈健民视筹款过程为推广理念的一种方式。
一些时事的发生，也会引来捐款。港府宣布不给香港电视网络发免费电视牌照的那天，“占领中环”的银行小额捐款帐户里，收到了前所未有的总计10万元。
确切说，捐款是由“民主发展网络”银行帐户代收，“占领中环”并无机构帐户。其秘书处曾以“OCLP Limited”为名向公司注册处申请私人担保公司（香港很多NGO均以公司形式注册，程序相对容易），但未获批准。政府的拒绝理由是，“占领中环”涉及违法行为。
陈健民曾研究过社团登记问题，他发现不成功的案例只占1.5%，一般都是黑社会性质。“绿色和平、人民力量、社民连都登记了，绿色和平是全球最有名的用和平方法去进行公民抗命的。难道我们是黑社会吗？”他认为政府应该从成立宗旨考虑批准与否。
无法登记注册所带来的另一个困扰是，“占领中环”无法以单独机构名义借场地办活动，需要每次找到合作伙伴来承办（这也是出于省钱考虑，第一场商讨日以个人名义向港大申请，场地费高达20万元），最近的一场在2014年5月6日的商讨，即是通过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基督教循道卫理公会等才获得场地（朱耀明所在的浸信会并未提供场地支援）。
在“占领中环”的工作团队中，基本上没有激进派，除了一个人，朱耀明所统领行动组中的黄浩铭。这位25岁的年轻人是社民连副主席，因为被警察抓捕经验丰富，特地被招募进来。
这种人员结构，是“占中三子”刻意为之的，以避免被激进势力绑架。“把社民连和人民力量加起来，只有一个人进到我们的团队里头。”陈健民说，“我们一定要把整个运动拉到中间去。”
（三）反攻
以反对者姿态出现的“占领中环”，亦不缺少反对者。在过往，与泛民派唱对台戏的往往是香港建制派，但这一次，一些昔日不涉政治的中产阶级，也加入了“中环保卫战”。
在过去的一年里，周融领导的“帮港出声”，是“占领中环”最尖锐的民间反对者，该组织在2013年8月成立，与其他活跃的反占中的团体如“爱港力”、“爱港之声”不同——这些团体除了议题不够单一，和港府、大陆的关系似乎过近。“帮港出声”目标明确，就是“反占中”，成员多是教授、商人、专业人士。
很难将这些人视为政治的投机者。事实上 “帮港出声”代表了一批本土精英的想法，对现状纵有不满，却不愿用香港的稳定作为筹码来押注。香港昔日引以为傲的转口贸易已经大为衰落，国际金融中心的存在可能是香港为数不多的优势了，而占领中环可能将其摧毁。按照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院长雷鼎鸣的估算，如果占领中环发生，每日会有16亿的损失产生。接受采访时，周融一遍又一遍强调：“香港不能发生动乱。”
64岁的周融，是保守派的象征。在他身上，能隐隐看到老派乡绅贵族的影子，雪白而梳理得一丝不乱的头发，薄薄的时常抿紧的嘴唇，端正威严的仪态，早在香港回归前，他已取得英国居留权。如果占中与反占中是一幕电影，他为他担任的角色注入了许多鲜明的个人风格，当他说起话来，能让人感受到凌厉或者伶俐，作为一个颇受欢迎的前电台主持人，他擅于修辞，也充分懂得该在何种场合使用他的愤怒。他毫不避讳表现出他性格里争强好胜的一面，几年前，香港电台曾邀请他加盟，他开出的条件是，“一定拿顶薪，哪怕只比月薪最多的人，多100块。”
不安的感觉，是在2013年的五六月时入侵周融的，“不对路了，他们要来真的了。”早在年初，他即已注意到占领中环的说法，他并不以为意，“讲讲罢了，他们疯了，不可能发生的”。但很快，他感到，“气势越来越强。”
“怎么可能逼北京让步呢？这么奇怪的一个理念，可以吵得这么厉害，因为香港传媒都在吹捧它。”周融说。一次，他跟朋友吃饭，哀叹香港局势，表示想做些事情。朋友向他推荐了年届六旬的金融家冯家彬，“冯先生已经找人准备反占中了。”他马上约冯家彬在中环的香港会会所里吃早餐，后者告诉他，已经找到若干人，每个人说好捐10万、20万出来做事。
周融与冯家彬第二次见面时，冯家彬已经筹到了超过百万元，他计划将其分批在未来5个月用掉。周融表示反对，“没用的，这种社会运动，不能当成小本经营，你要在第一次就把所有钱扔下去。你要让公众看到，有一个声音站出来与他们对抗。我们是Worthy opponent，真正的对手。”他认为政府永远是守的，而民间力量，可以形成对攻。
他的计划得到了采纳。“帮港出声”8月初成立后，在1个月内花掉了作为启动资金的上百万元，在香港多家主流报纸投放了4轮广告，号召市民发出声音，反对占中。从标题上来看，帮港出声像是做着麦克风音量逐渐放大的喊话，“你会出声吗？”，“对占中势力说不，你敢吗？”，“没有动乱的民主，你同意吗？”在最后一轮广告中，目标直指了几个主流泛民党派，文中写道，“他们应该知道选民在想什么，做什么。”
“我的工作是令到占中没有一万人。谁有一万人？民主党、公民党、工党。你们去（占中），我们就不给你选票，还号召周围的人，不要给你们票，你怕不怕？”周融认为，一旦对泛民党派在立法会的议席发出了威胁，他们就会有所忌惮。所有的文案都是他完成的。
主流报纸中，唯一没投放广告的是苹果日报。周融与苹果日报本有渊源——他开设的印刷厂曾给苹果日报印刷，合约结束时，他还专门买了100个苹果派送给报社，但他显然已经把全力支持“占领中环”的苹果日报视为敌人。“他们跟文汇（报）大公（报）有什么差别啊，文汇大公有一件事是不会做——造新闻，他们连这个都做了。”
“帮港出声”成立初，即有30余人加入（后来逐渐增加到50人），没有一个大陆背景的人，“普通话都讲得好差”，加入的条件是，必须出钱，门槛是5000元。香港岭南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何泺生是六名发起人之一，自1983年留学回港后，至今为止没有参加过任何政治组织，“帮港出声”是他参加的第一个。“我加入的唯一理由就是不认同公民抗命的方式争取普选。”他对亚洲周刊说。
这是个很松散的机构，连实体办公室也没有。除了少数几个成员公开身份，大多数成员并不愿抛头露面，担心激进势力来找麻烦。“民主派有传媒、网络、政治人物，当有人反对他们，他们就一窝蜂上，所以很多人就怕。”周融认为这是白色恐怖，造就了沈默的大多数。
“帮港出声”与“占领中环”首次面对面的交锋（如果不算前几天前周融和戴耀廷在电台的一场平淡的辩论），是在2013年8月20日的公开论坛上。“占中三子”都到了场。自由发言时，朱耀明回顾香港30年来的艰难民主路，他为反对者声称“占领中环”将导致暴乱，感到难过。说到动情处，70岁的牧师声带哽咽。
这或许是为数不多的让所有人动容的时刻。整体来看，双方完全不可能说服彼此，论坛没有学理的探究，变得更像一场修辞大赛。戴耀廷以地底水管比喻现时政制，“占中”意在提醒“水管即将爆裂”。周融则沿用戴耀廷文章把“占中”比作“核爆炸”的说法，指出核爆不是最可怕，最可怕的是之后产生的辐射，“最后受苦的还是香港人”。各种比喻贯穿了全场。
“帮港出声”与“占领中环”类似的交锋，在之后的日子里，进行过十几场。如第一场一样，没有辩胜的一方，双方的目的，都是为了争取普罗大众。“这不是一个辩论比赛，而在于我可以打动多少人，你可以打动多少人。”周融说。作为一个半程杀出的“占领中环”狙击者，他放下几乎手头所有的其他工作，参加了近百场演讲——欣赏他的人也许会说他精力旺盛，讨厌他的人会说他好斗——他甚至曾受中大社会学系主任之邀，进入陈健民的课堂讲述他的理论，可想而知，在陈健民的主场里，那是一场嘘声四起的演讲。
双方的战斗不仅仅在发生在讲台前，也进入到社区里。2014年3月，帮港出声启动了“和平香港”活动，以图文展形式在各个社区反占中，得到了近百位建制派区议员支持。但在网上的虚拟世界里，“占领中环”似乎赢下了高地，Facebook有5.2万用户点赞（帮港出声曾有短暂的领先，但很快被甩到了后面，只有1.5万“赞”），而“高登论坛”、“谜米”、“主场新闻”等颇受欢迎的网站里，支持占中的言论占压倒性优势，这些论坛用户多为年轻人。主流网站里，能与占中形成对抗话语权的只有“巴士的报”一家。
按照周融的说法，“帮港出声”目前已经取得了近10万人的签名，反对占中。而捐款有时会主动送上门来，一次他和朋友吃饭，闲聊到最近做的事，对方手一挥：“周融，我支持你，我给你50万。”周融说不用这么多，对方想了想：“好，那我写30万。”当即写下支票。那笔钱后来成了“帮港出声”几百万募款中最大的一笔。
周融与戴耀廷同住西贡附近的一个住宅区，他经常会撞见戴耀廷牵着一只小狗散步。尽管两人在公众面前表现出剑拔弩张的紧张关系，私下却保持着友好，会礼节性地互倒一番苦水。“最坏是你啊，搞到我现在这样。”“你说你惨，我惨过你啦。”有次公开活动正式环节外，周融与陈健民聊到广告投放，还教他如何谈广告会拿到便宜的价格。陈健民一直感到奇怪，“他不是把反对占中当人生使命吗？怎么会跟你聊这些呢？”
他们有着很多共性，在香港长大，人生履历漂亮，实现了财务自由，采访时把“民主”等词挂在嘴边。他们都爱香港。某种程度上，他们像是未曾料想对方入场的拳击手。
（四）“光明顶”
早在周融开启第一波对“占中三子”的攻势前，另一股力量，早已经在部署了。
一个代号“光明顶”（Solarpeak）的指挥部，在2013年4月——占领中环行动发起后不足一个月，由香港警方成立。（详见亚洲周刊此前的独家报道《港警S计划揭密防占领中环失控》，在当时，警方并未透露计划全称，以S指代。）在香港武侠作家金庸的《倚天屠龙记》中，“光明顶”为少林、武当、峨眉等六大派围攻。显然在警方看来，中环成为了江湖告急的“光明顶”。
指挥部的最高指挥官是香港警察的最高首长——警务处处长曾伟雄，警察总部的几乎所有高层都参与其中，主要包括行动部（统领机动部队）与刑事部（负责监控、搜证）。上一次成立如此高规格由警务处长亲自督阵的指挥部，需要追溯到2005年韩国农民冲击世贸会议事件。当时警方调用至第三梯队的警力（警方总计有五级梯队用于快速反应），以保证现场随时有1500名警察驻守（一般来说，警察每周48工时，12小时轮班）。而香港每年声势浩大的维园集会和七一游行，也仅由港岛警区统筹即可，人手只需第一梯队内的3个机动部队（约500人）。
56岁的曾伟雄是“红裤子”出身（指拥有实战经验逐步晋升，而非文职空降），民间给他起的绰号为“秃鹰”。这是一个涉嫌侮辱的不友好的称呼，但能感受到人们对于曾伟雄行事风格的判断：强硬。在过往面对挑衅时，他从不惧怕。
但这个历来强硬的人，对“占领中环”现场处理发出的内部指引是——克制。亚洲周刊所采访到的3位警察（均为中高层，因担心触犯警方发言纪律，他们要求匿名）一致证实了这一点。“我们知道全世界很多记者的镜头，在看着占中。我们私下说，美国、台湾都想我们输。如果我们做得不好，他们就有话说，这里是极权。”一名总督察对亚洲周刊说。为此，他反复告诫他的下属，“克制不是一个懦夫的行为，只有够勇气够承担才能克制”。
占领中环一旦发生，警方希望打赢一场形象仗，很多细节都要考虑到。警棍被强调不能轻易使用，“预防一些死士，你明明打他脚，他把头撞上来，流血博取同情”。要注意控制场面，考虑拘捕时机，避免出现更混乱场面，“在现场第一是劝谕，第二就是平复他们的情绪”。到了必须驱散占领者之时，采取人力方式逐个搬运，不动用催泪弹，因为中环大厦密集，催泪弹的刺激气体会通过中央空调进入大厦内部。还有一条指引是，在不影响警方行动的前提下，尽量为传媒采访提供方便。
近年来，香港警方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2013年，香港游行集会达到6166起，是2004年-2006年的总和[2]。警方也慢慢从中总结了应对经验，比如机动部队配备了写有诸如“不要冲击我们的防线”警告旗帜——这在几年前是没有的。
为了守住“光明顶”，警方部署周密，与消防、医务卫生署、运输署均有联动，也已召集电讯公司、港铁、巴士公司以及三条过海隧道的高层开会。为应对“坐爆差馆”（即投案者不取保候审，留在警局形成人数压力），警方与律政署沟通研究过，将采取一种加快处理方式（未透露细节），同时保留检控权力。而对于迫不得已的清场，警方也探索出一种轻巧方法，可节省人力，只需两个警察抬走一个人——通常需要4人，
战线甚至拉到了空中与海面，水警会驻守中环边的维多利亚港，防止“有一些人从海路攻过来”，飞行服务队则在必要时会予以协助拍摄与空中监控。
“占领中环”对警方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虽然民意调查的占中支持者只有25%，但以香港700万人口而言，哪怕只有千分之二的站出来，也将组成万人军团，足以瘫痪中环。香港有28000名警察（不计文职人员），其中大部分仍需负责五大警区的巡逻。
“几乎每一次大型游行，都会发生很多大厦窃案。”前述的那位总督察说，“很多警力被安排走了，巡逻的人少了，贼是知道的。”他举例证明他并非危言耸听，十年前他还是一名在中环巡街的冲锋队员，被抽调去一个大游行现场，结果中环两座大厦内的十几个单位发生了爆窃。
最让他担心的，不是抗议的中年人，而是学生。“以我们的经验看，泛民主派很难控制这班后生仔。”他充满忧虑地说，“现在的年轻人，慢慢变成了红卫兵，以为自己是正义的维护者。他们自己有自己一套，做不到见好就收。”在《倚天屠龙记》的光明顶一役中，被围攻的明教，面对的不是一股统一行动的力量。
（五）变数
从一些迹象看来，学生们已经不愿跟在中年人后面，他们要拿起属于他们的麦克风。
在2014年3月的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学联）的换届大会上，学生代表们订立了特首普选方案（后来学民思潮也加入，这个方案被称“学界方案”）。同时，他们宣布，如果政府的回应不能让人满意，可能在7月1日(即香港回归纪念日)发动占中。
很大程度上，学生的这种突然表态，是来自台湾太阳花学运的激励。在3月中旬，台湾的一批大学生在几个小时内形成了决策，发动闪电战攻占立法院。
这将打乱“占中三子”所公布的时间表。按计划，即便选出代表“占领中环”的普选方案后，仍将预留时间让民间以不同手段与北京、特区政府对话，直到所有希望破灭后，才实施占领。随着香港政府将政改谘询推迟进行，“占领中环”早已宣布，将占中发动的最早日期推迟到2015年1月。
但如果不是亚洲周刊问起，占中三子不会公开表达他们的忧虑。“如果占领太早出现，会不会将对话的空间被压缩到没有？中央的鹰派也可以利用这个借口，说没什么好谈的，这些人就是捣乱的，我方案都没有出，你们就占领。”陈健民说，“我们要避免六四（事件）那种状态，要有学生的热情，可是也不会过激。”
商讨耗时太久与行动纸上谈兵的指责，在过去的一年里始终伴随着“占领中环”。不仅仅是学生，一些组织也早已等不及了，喊出需要在7月占领中环。
“我从来都是温和的，我到现在还是温和的。”在2014年3月太阳花学运发生后，戴耀廷接受亚洲周刊采访时说，“做占领中环的行动，是用现在的方式，而不是台湾学生一跳，就去采取对抗，就是因为我是文人”。
他承认占中时间的提前是他必须面对的压力。“我们不要随便的出这张牌，因为只能出一次。最大的力量在于不出。不出，你就不知道（这张牌）有多大，可能是A，可能是3，你不知道。”
“占中三子”与学联领袖，都有过多次沟通，每次都会劝，但似乎无法动摇年轻人的决心。“我相信当社会有这样一种力量在滚动的时候，他们（占中三子）也自然会参加在里面。不是他们牵头，大家跟着去走，而是群众来判断，到底这是不是一个时机。”学联秘书长周永康说。
从4月开始，学联开始在香港八大院校进行为占中而成立的“大专行动团”的招募。“已经有100多个学生参加了。”在5月初，周永康接受亚洲周刊采访时说。人数并不显著，但周永康很乐观，“在台湾你去占领（立法院），也不过300多学生，背后会有不同的民间团体去做支缓。”
他的乐观并非毫无根据。学校是个巨大的人力资源水库——全港有21万中四以上的中学生，8.5万大学生，可能只需开启一个豁口，洪水将倾泻而出。2012年反国教运动中，只有400余成员的学民思潮，通过社交网络和媒体宣传，动员了十几万人围守政府总部。
与很多谈起时事滔滔不绝的青年不同（比如上任学联秘书长陈树辉），1989年出生的周永康是个话不多的人，自我评价是“稳重、冷静、谨慎。”但性格的差异，似乎丝毫不会影响学联作为一个整体的走向，在占领的时间点选择、公民提名必不可少等事项上，年轻的学生领袖们步调是一致的。
至少在泛民阵营内，天平似乎正在倒向学生这一方。在2014年5月6日“占领中环”普选方案的内部投票中，学界方案成了胜出的三个方案之一，获得票数最多，超过了由12个泛民政党及团体和26位泛民议员的组成的真普选联盟的方案（这部分故事，请参考亚洲周刊此前报道《战场在中环之外》）。而6月底的“占领中环”的全民电子投票后，票数最多的那个方案，将呈交港府。
对于那场可能到来的占领，占中三子已经想好了退场机制，全体签署意向书的人通过手机上的应用软件做决定。这也许低估了广场政治的复杂性——这恰恰也是很多民众担心的，原本和平的战中运动会演变成流血冲突，但陈健民坚信不会失控。“在我们的培训手册里，连（被拘捕时）用力挣扎都是反对的，因为可能伤害到警察。”
另一种的退场机制是，“站出来带领群众，去最近的警察局自首。” 采访中，他偶尔也会言辞悲壮：“我们三个人第一天走出来，已经把整个生命放在这个运动里了，坐牢都不怕了。”
中环的战斗尚未开始，各方的战斗还在持续。6月14日之后的一周，占中三子展开“毅行争普选”的活动，每天连续步行12小时，路途遍布香港岛、九龙和新界，呼吁港人参与电子投票，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天主教香港教区枢机陈日君、苹果日报的老板黎智英等颇有号召力的民主派大佬级人物均参与其中。而“帮港出声”推出了一个耸动的视频，用沙盘推演的方式，说明占中发生后如何在短时间内即可形成灾难性影响。也有人为反对激进，将本身行动激进化，“正义联盟”召集人李偲嫣在政府总部发起了绝食。
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许多事件的意义不会自动呈现，从不同视角看有着截然不同的观感。5月底，黎智英密会被视为鹰派人物的美国前国防部副部长沃佛维茨，后者在小布什时期任职。两人在香港西贡黎智英的游艇上停留5小时。黎智英宣称只是会见旧友，但怀疑者认为，这是外部势力意图控制泛民派行动的明证，意图干预香港政治。
在6月中旬，“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度出现在了中环。驻港部队总部的大厦外墙上，出现了前述字样的简体汉字灯饰。依照官方的解释，这是大厦维护翻新所进行的灯饰测试。这个变化被媒体发现并予以报道，引发了一些港人的反感。
官方说，灯饰效果目前还没有最终确定。
（侯正昕有参与采访与整理录音）
战场在中环之外
本刊记者 谢梦遥 江雁南 刊于亚洲周刊5月27日
这座城市从来没有距离民主如此之近。在作为英国辖下殖民地的超过百年的历史里，香港的最高行政官由英王任命，在回归中国主权之后则由选举委员会提名并选出，而在2017年，将实现全民普选。20年里，香港完成了惊人的加速度，“香港号”宇宙飞船正在接近“民主星球”。
然而这座城市中的许多人都认为，距离十万光年和距离2000公里是同样悲哀的，都不是真正拥有——香港特首不仅需要全民普选，还需要保证候选人没有筛选的。在2013年初，香港大学的法律学者戴耀廷发起了“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简称为“和平占中”），宣布在下一次政府的政改方案（包括特首和立法会的选举）提出时，香港人民若不能看到真正的普选，将发动群众占领中环。在随后的时间里，这个机构变成了一个实质性的商讨平台，在香港开展起广泛、热烈而又漫长的讨论。万人围城的场面从未发生。
在2014年5月6日，一场关于“选举制度”的选举，由“和平占中”主导，在香港民主派阵营之中展开。由不同机构和个人所提出的15个香港特首选举的备选方案中，只有3个胜出名额。政改的决定自然是由香港和北京政府作出，但“和平占中”希望通过民意的彰显，以及玉石俱焚的威胁，争取理想的政改方案。
至此，一个关于中环的占领与反占领的故事，才从漫长的序幕进入到新的章节，跨度已经超过一年。
香港民主派（统称“泛民”）在近年来面临着不断的分裂，因为理念不合，新出现的党派拆分了原有阵营。民主党作为成立最久的老大哥，立场相对温和，一度占据立法会里最多议席；公民党是新晋的崛起者，多由大律师组成，代表着精英意识，两个党同样有6名议员。有着4位议员的工党顾名思义，着重基层和工人权益。而在其他较小党派中，人民力量和社民连自称进步民主派，是公民提名的最积极推动者，从不怯于用激烈的方式表达观点，但也被许多人认为是不可理喻的麻烦制造者。而泛民之外的亲政府的建制派，以及脱离于党派的学界与基层群众，对民主都有着殊途同归的追求。他们在这场民主演进中都有可能扮演重要角色。
“占中，是为了不占中。”戴耀廷在过往已经重复了这句话多次。“如果最后的普选方案是没有筛选、符合国际标准的，那么自然也不需要公民抗命了。”
按照“和平占中”的计划，经过5月6日的投票，三个方案将被选出，等待在6月22日进行更大范围的全民电子投票。最终胜出的那个方案，将被“和平占中”正式提交给香港政府。而这场公投，直接关系到未来占中是否会发生，并威胁到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命运。
“书生造反，三年不成”
当天的重点固然是投票，但投票的前置程序是商讨。一切是对外公开的，超过2000位参加者将在同一时间，分别在香港五个不同的会场里进行讨论。“商讨就是让大家有更多空间去想更深”，戴耀廷告诉亚洲周刊，“如果你之前支持公民提名，经过商讨，你有机会去听别人的想法，从而改变原本的想法。”
但对于了解泛民内部争议的人来说，这番话过于书生气。是否坚守公民提名产生（即达到一定比例的选民提名，即可成为特首候选人），恰恰将激进民主派与温和民主派隔断开来的一道分水岭。彼此之间的争辩、攻讦已经持续近一年，有愈演愈烈之势，仅仅通过一场两个小时的讨论，几乎不可能令人转变想法。
现有的香港特首选举，是由1200个选举委员会的成员来提名并决定的。而依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承诺，2017年特首将实现普选。而香港人的担忧是，特首候选人不能通过小圈子筛选，所以“公民提名”、“政党提名”、“公民推荐”的主张，随之而生。其中，公民提名是北京最难以接受的。《基本法》四十五条是公民提名的最大掣肘，法条规定了未来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正是根据这一条，香港大律师公会指出，公民提名违反基本法。而公民推荐等方式，有着更多的商讨空间。
戴耀廷希望能够在香港推广商讨文化。为了让不同的界别进入讨论现场，他做了充分准备。五个会场总计有五六百位义工提供服务。分组讨论时，每组配有一名引导大家讨论的“督导员”，一名“宪制顾问”——由四五十位法律系学生担任。他们都是由戴耀廷从香港大学招募的，为这一天到来，在过去的一个半月里已经接受多次培训，以解释商讨时碰到的法律议题。
周详的安排，甚至超过某些高规格国际会议的标准。所有以英语为母语的少数族裔被安排在港岛区的分会场，他们可以拿到由中文翻译过来会议材料的英文版，为了这一小批人，材料编撰的工作量因而多了一倍。考虑到视障人士需求，戴耀廷请人为会议材料录音，放到网上以供收听。主会场甚至配备了手语翻译——听障人士服务团体免费提供这项服务。戴耀廷一贯是个注意细节的人。在此前一次以基层妇女为主的论坛里，“和平占中”还提供了照顾儿童的服务，“因为有些妇女带着他们的小孩来参与，你要给小孩子事情做”。
“我们半年时间搞了三十多场商讨日，才到今天”，戴耀廷说，“你要把每个人都视为一个人，无论是基层妇女，还是伤残人士，都应更有权参加决策”。
主会场设在了香港中文大学，所有参会者按照26个英文字母依次分组。在A组的20个讨论者中，有两个聋哑人（自然也会有一位手语翻译者在场），一个坐轮椅的残障者，几个面向颇为稚嫩的学生，也包括一些电视上常出现的面孔——社民联副主席黄浩铭和立法会议员梁家杰。梁家杰出现在电视上时，多是西装革履，但在这一天的他穿了件白色网球衫，自我介绍环节说他叫Alan。
Alan看起来很放松，他甚至把钱包和手机从裤子掏出来放在凳子下面，但在不久之前亚洲周刊的采访中，这位公民党党魁表现出他令人生畏的强硬一面，对于很多提问都采取了铿锵有力的宣言式回答。当问及2007年他所参与的那场特首选举中若有全民普选（当时他在选举委员会获得了123票，败于获得了649票的曾荫权），他的赢面会有多大时，他不带笑容地答道：“可能当选了吧。”
“占中运动，最重要的就是在香港推动商讨的文化，这个比起占中本身还要重要。通过商讨，把不同的团体、不同的社会背景和阶层的人串联起来，这对于公民社会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在那次采访中，梁家杰说，“我从政10年，明白毛泽东说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上一场的商讨日在三月中旬，与会者用了超过2个小时的时间，讨论了一些看来起来颇为琐碎和程序化的问题，包括谁可以参加下一场商讨，下一场商讨什么。但有些议题在事后看来，像扳道岔一样决定了“和平占中”的走向，比如确定下一场投票表决，并不是为特首选举中是否应包括公民提名，而是选择三个具体方案。
梁家杰参与了上一场的商讨，他最初也为把程序细节摆上台面细谈是否有必要而感到疑惑， 但后来他想通了。“你要明白，戴教授来自何方。他不是搞群众运动的人，他是搞学术的。你就会理解他为什么有这个坚持。”
不是所有人都像梁家杰这样想。5月6日的中大会场，一批人跳过商讨环节，涌到投票点表示要当即投票。这违反了议事规则，他们的要求在最初并未接纳。这群人于是躁动起来，大声叫骂，脏话连绵不绝。这些人属于一个有着怪异名称的组织——调理农务兰花系（粤语读来，是一句粗口的谐音），成员来自新界东地区的基层市民，多是人民力量的曾经支持者。但他们的行事方式，比香港政治谱系中最激进的政党人民力量，有过之无不及。以和平抗议闻名的香港，在近两年变得愈发桀骜不驯。而就在此刻，这批人异常的愤怒，似乎并不单缘于延缓的投票，而是为久积的怨气寻找一个发泄的出口。
“我真的很生气，因为我觉得商讨搞得太久太长，将民意消耗掉。要来就来了。现在已经一年多了，令一班支持你的人，真的泄了”。“调理农务兰花系”召集人马健贤对亚洲周刊说，“我们中国人有句话，‘书生造反，三年不成’。”
他的意见，其实在泛民主派内部有一定代表性，香港专上学生联会（简称学联）就在3月底提出，可能会在7月占中——这比戴耀廷预计的最早时间提前了半年。
戴耀廷很快赶来，那些人得到了投票许可。他自始至终保持着微笑，这种友善显然不是装扮出来的，让抗议者无话可说。尽管提出了在许多人看来具有爆炸力的主张，但戴耀廷仍是个学者，始终是个学者，不是身经百战的街头战士。
“请你理解，我们只是民间团体，不是政府机构，能够搞到这样规模的投票，有没有足够的公信力？这个过程里，我们信任所有参与人士。”在那场混乱过后，他向亚洲周刊解释道。
他可以用他的好脾气平息一场冲突，但他无法平息不断出现的质疑。批评者认为，这种投票是小圈子的游戏。公布的15个方案——其中有六个含公民提名，均是通过了“和平占中”邀请的国际法律专家团审议后才公布的。建制派的十多个方案几乎全部落选，因为其中“全票制”、“少数服从多数”的内容，被认为不符合国际标准。一名专栏作者写道：“仿佛全香港就只有他们是‘政改权威’，各方提出的方案，哪个‘及格’、哪个‘不及格’，都要经过他们的‘筛选’，而‘筛选’的标准就是‘国际普选准则’……”
何濼生的方案，是唯一入选的来自建制派的方案。何濼生是帮港出声的召集人，这个组织成立于2013年8月，一直号召市民反对占中，建议以理性方式推动民主。何濼生方案虽然入选，基本上只有象征意义，就连他本人都公开表示，不会参与投票，因为投票的资格是，必须签署“和平占中意向书”，这表示认同组织的理念，愿意参与这场运动。（需要说明的是，签署意向书并不要求届时参与占中行动的落地实施，意向书中提供了一个选项，“支援那些进行公民抗命行为的公民，但自己不会进行违法行为。”）
“你可以把和平占中当成一个团体，你是这个团体的成员，你就有权去投票，去决定这个团体的共同决定。”戴耀廷辩解道，“怎么决定你是这个团体的成员呢？签了这个意向书。”
不满的声音不仅仅来自于外部。学民思潮的许多成员因为不够18周岁而无法参与投票，这个在2012年反国教运动中起主导力量而声名鹊起的学生组织，大部分成员还只是高中生。
发言人周庭对亚洲周刊表达了困惑：“我们到2017年特首选举时，都是有选票的，而且我们也参加了整个商讨，为什么最后不能投票呢？”
学民思潮在反国教运动中，号召全港市民连续9日占领香港政府总部门口，人数最高峰时达到12万人。最后政府撤回“国民教育”方案。
妥协是一门艺术，但它又像一道无解的数学题。“社会真的有不同意见，我们要做到很多平衡，一定不会是完美决定”。戴耀廷说。
政党合纵连横
政治上的平衡和妥协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入围方案中，真普选联盟（简称真普联）提出的三轨方案(包括公民提名、政党提名和提名委员会三种特首候选人出炉方式)，正是各党派妥协的产物。“把所有提名的方法都容纳进去，这本身就是最民主的，因为通过任何一个提名方法，都可以出现候选人。你可以不喜欢提名委员会，但不妨碍你有公民提名。”民主党副主席蔡耀昌对亚洲周刊说。
作为一个所有将泛民党派囊括其中的联盟，真普联2013年3月成立时，没有人看好它。有人甚至预言，2个月内就会土崩瓦解。各党派处于一种即敌对又合作的复杂关系里，不过，从每周一次的开会频率和每次近两小时的开会时长来说，这些持不同政见的人一起度过了并不算少的时光。
2013年初，考虑到各党派各自为战的影响力终究有限，为了统一力量争取普选，公民党、民主党与工党达成共识，建立一个能将所有的27位泛民派立法议员纳入其中的联盟。
这个构想在过往从未实现。不同党派就像割据各方的诸侯。当时，哪怕是立法会内部的“泛民议会”也只有23位议员，人民力量的黄毓民等三位议员和社民连的梁国雄从不参与。更不要说2010年成立的终极普选联盟，连占了6个议席的公民党也不在其中。
邀请人民力量加入的电话，是2013年3月初由郑宇硕打给黄毓民的。临近退休的香港城市大学教授郑宇硕此时已被邀请成为联盟的召集人。他是个合适的人选，目前不担任任何党派的领袖，但又是泛民阵营中的一名元老级人物，对协调工作也驾轻就熟——2004年起，他就负责立法会选举的协调（在各选区协调最好的阵容，让泛民派当选几率最大化）。电话中，黄毓民对郑宇硕说，要回到党里去讨论。
党内不乏反对意见，“怎么能跟民主党合作呢？”民主党支持港府提出2012年政改方案，在上一届立法会选举时遭到人民力量的“狙击”，双方处于政治谱系的两极。但内部会议上，黄毓民和时任人民力量主席的刘嘉鸿说服了其他人。“是政治操作问题，因为我们要捆绑民主党，我们不可以在外面。”刘嘉鸿对亚洲周刊回忆。他说话时习惯挥动双手，似乎要为自己——以及他所在的党派，开辟更多的空间。面对提问时，他的直截了当让人有些意想不到。
事情的进展比想象中快得多，很快，27个泛民议员都加入了。因为周三正是立法会开会的日子，为了方便，联盟的例会便定在每周三晚六点，地点则在立法会大楼的五楼。在第一次会议订立表决规则时，几个大党主动释放了善意，“应该照顾小党的票数。”所以，12个组织可以投票，和议员的个人投票具有同等效力。而将一个党派开除联盟，则需要2/3的票支持。
看似融洽的开始，维持并不久，争吵很快就出现了，并贯穿在随后的日子。党派之间要寻找共识，从提出原则到形成方案是个艰巨的过程，不同于单纯的反对，建设要难得多。虽然是闭门会议，有次梁国雄还是激动地拍了桌子。而闹得最激烈的一次，愤怒的人民力量成员堵在了门口抗议，不许民主党主席刘慧卿进场。
哪怕在一些外人看来细枝末节的事项上，也会出现分歧。郑宇硕筹钱找人做了个不到3分钟的动画片，打算放到真普联的网站上，介绍外国普选制度。但最初版本在内部播映时，出现了各种意见。有人说应该有英文版，有人说不需要，有人批评片里缺少女人，有人则指责片里没有南亚裔人种。工党甚至和另一个党派为此吵起来。
然而一年多过去，真普联并没有如许多人预期那样瓦解。在梁家杰看来，人民力量和社民连所最表现出的退让，是值得肯定的。“我们公民党是反对2016年增加立法会议席的，他们原来是要增加的，那么他们愿意放弃这个立场。又比如说，公民党是尊重2007年人大常委会的决议，即2017年实现特首普选以后，才进行立法会的全面普选，他们是有意见的。但是他们后来都愿意，至少在论述上不再坚持这一点。”他告诉亚洲周刊。
但激进派也攻下他们期冀的城池。最后的三轨方案以民主党的方案为蓝本，但做了两点修改，公民提名由全港选民的2%减低门槛到1%，提名委员会的产生方式，由具体的组成方案换成了空架子，表述为“越民主越好”。人民力量曾威胁，若保留具体方案，就退出真普联。在团结的名义之下，民主党没再坚守。
作为真普联召集人，郑宇硕用了最大的努力把几股散绳拧合到一起。他会在每个周四的早上就发出下周的议程，以便党派内部谈妥。“召集人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预先判断可能出现的问题，找一个大家可以接受的立场，避免弄得很僵。”郑宇硕说。
他懂得把所有的矛盾消化在内部，在3月底亚洲周刊接受采访时，他拒绝回答关于内部分歧的细节。“怎么可能存在少数派骑劫呢？”他反问道，脸上露出了明显的不悦。
一年过去，虽然没有党派退出，但真普联还是流失了一个议员。去年5月，因为时任人民力量主席刘嘉鸿认同真普联对于提名委员会的态度，黄毓民退出了人民力量，郑宇硕后来邀请他以个人身份参加真普联，他仍拒绝了，他不能容忍任何形式的提名委员会。但刘嘉鸿认为，“提名委员会只是个名字，只要能普及平等产生就可以了”。他和黄毓民已经近一年没有任何交流。
黄毓民在政界的存在，似乎就是为了不断冒犯所有人——人民力量就是他领导下脱离社民连所创建的，而这种鲜明性格又帮助他变成了激进泛民派里的花衣魔笛手，他的离开，让人民力量也损失了一批忠实的拥趸。“所有游说的工作我都做了，他不接受。”刘嘉鸿回忆，为此，他需要负政治责任而辞去主席职位。
有些人怀疑黄毓民是受某种势力的指使，分裂民主派。但刘嘉鸿并不认同，“他在香港政界没朋友，我觉得只是性格问题。”
“激进派最大的问题是，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对的。‘我是为了理想出来的，我怎么会错？’但奇怪了，怎么一定不会错？”刘嘉鸿说，“把他们统合在一起，是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情”。
学界方案崛起
政党们耗时长久相持不下的议题，在另一个群体那里，只用几天的时间就解决了。
在3月底，香港学联开了为期3天周年大会。正是在这3天里，学联完成了换届等常规工作，顺带达成了两项重要决策，一，占中时间可能提前到七月；二，制定了学联的特首选举方案。
决策的速度似乎有些太快了，但这确实属于集体决策——八个大专院校的五六十名学生代表一起开会，他们首先讨论了原则，废除提名委员会的四大界别、纳入公民提名，而在这些问题上，其实又不需要太多辩论，学生代表们有着共识——在2月举办的学界公投中，有八成五的学生支持“公民提名”和“票值均等产生提名委员会”。之后，他们讨论起更为完整的方案。到了最后一天的下午，香港科技大学学生会认为事不宜迟，应该把公民提名的百分比也在当天定下来，这个数字最后定为1%。
学联的新任秘书长有着一个响亮的名字：周永康。1月初，他去台湾和当地学生团体座谈，见到了日后成为反服贸运动领导者的林飞帆和陈为廷。陈为廷很感慨，台湾的大学学生会受制于旧时遗留下来的一些措施，自主性很弱，经费也有问题，反而是学生会以外的学生团体，去牵头关注社会议题。林飞帆则对香港学运的传承感到诧异，“台湾只能追溯到近十年。”
香港素有学运的传统，近年来关注的议题也从教育、政治这些传统领域，扩展到更深远的社会议题。学生会选庄要提交政纲，表明一些具体事项上的理念和态度。周永康今年提出的政纲就有十几页，除了新闻自由、高等教育等传统议题，他还专门用了一两版谈及了对占中的看法。
曾在学联秘书长这个位置上坐过的人，不乏后来的政界人物，如前社民连主席陶君行、民主党副主席蔡耀昌。但以周永康近日的日程安排来看，紧张程度甚至超过了一些政党领袖。这个香港大学比较文学和社会学专业的三年级学生，需要在不同的新闻发布会、政改论坛、学生团体以及其他民间的会议之间穿梭，“每天有可能有三、四个会”。
在当选学联秘书长之后，周永康很快与学民思潮的召集人黄之锋见了面——后者是一名即将毕业的高中生，反国教运动之后，无论他的年龄与思想有多么稚嫩，他已是香港政坛不可小窥的领袖。周永康与黄之锋都觉得，学界力量可以合并起来。于是在4月5日，学联邀请学民思潮来到其设在旺角的办公室，商讨共同的学界。没有什么波折，双方达成了七点共识，在原学联方案的基础上，学界方案出炉了。方案最独特的一点是，为最坏的可能指明了出路，如果公民提名与基本法45条冲突，则不迟于2022年修改基本法。
学生们似乎要创立新的游戏规则。以往的政治博弈均是在基本法的框架之下进行，“23条立法”在2003年引得香港民怨沸腾，最后也得以在不挑战基本法的前提下，找到一种有说服力的解释，暂不立法。这一次，学界方案则毫不回避修改基本法的要求。他们的这番雄心，也没有遭遇什么阻力，方案推出不久，就获得了20多家民间团体，和90多位学者的联署支持。
一个在3月28日新成立的联盟成了学生们的坚硬后盾——“公民直接提名必不可少”，这个联盟的名字即是它的口号和目标。学界方案的联署工作即是由该机构的秘书处推进的。由12个民间团体组成的联盟中（学联和学民思潮均在其中），妇女团体占了一半。
“我们本来没有特别成立联盟的想法，”关注青少女权益的机构“青跃”成员林宝仪对亚洲周刊说，“但政府不断发出的信息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们要加快脚步发声。”来自新妇女协进会的郭家齐认为政治会影响到私域的民生，这也是妇女团体要参与进来的原因，“十年前天水围有个全家灭门的血案，和家庭暴力政策有很多漏洞欠缺有关。”
这些人并不缺乏社会动员的经验，但他们似乎把选举规则理解得过于简单，缺少体系化的认识。但无论如何，联盟成立的事实，就已经自动发出了他们的政治宣言：没有政党的领导，他们一样可以试图改变政治的走向。
这群人普遍对真普联缺少信任。三轨方案于今年1月初宣布之后，民主党主席刘慧卿在电台提到三轨并非缺一不可，这句话很快引发了轩然大波，很多人认为，这表示民主党不认同公民提名。几周后，真普联用了一句外交辞令式的话，宣布了这场争论的结束：既不再说三轨缺一不可，也不说公民提名可以拿掉。但裂痕已经产生。
“我们是有票的人，跟其他人最大的分别就是这个。”当问及公民党党魁梁家杰，真普联在政改博弈中的作用时，他说，“我们的26票（立法会议员总计70票）足够左右政改方案能否通过，因为他们需要三分之二的多数票。”
而学联恰恰处在某种微妙的位置。“学联无需理会立法会里的得失，也不用去处理跟政府长远的私底下的交集”。周永康认为学生能坚决捍卫一些底线。
这正是香港的困境。经济的停滞与愈来愈严重的贫富悬殊，让人们把希望寄托于政治体制的改革。然而很多人，并不能明白甚至抗拒去理解政治运转的种种复杂性，口号化的呐喊与姿态性的表达，成了更重要的事情。真诚热烈的情感驱动着他们，但某种程度上，他们又被这种浪潮式的情感携裹，审慎的声音被淹没。
天平似乎正向着学生这边倾倒下来。至少学生在道德纯洁性上有着天然优势——人们可能怀疑政党为了党派利益而立场摇摆，但没有人会怀疑学生的动机。在投票日来临前，为了保证学界方案杀出重围，“公民直接提名必不可少”中两个团体从“和平占中”撤回了自己的方案。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陈家洛公开表示，会投票给学界方案——身为真普联的一份子，他选择不是真普联。
危机
分裂的声音，是在投票日之后出现的。
“今天，我们不讨论将谁赶出真普联，也不会讨论真普联解散，也不讨论召集人换人。大家同意我们不讨论这三个问题吗？”郑宇硕问在座的政党代表。这是5月7日晚的真普联例会，然而暂时的缓和掩饰不了真正的矛盾。
投票结果已在前晚揭晓了。与多数人的预测一致，在总计2565张票中——这意味着有2565个人签署了占中意向书，学界方案获得近半数的1142票，成为第一。但第二名不是真普联的三轨方案，它只是第三名。人民力量的方案以708票排在第二位，比三轨方案多出两百多张票。
尽管是个小圈子投票，但这仍然个尴尬的结果。按照真普联的协议，联盟提出统一方案后，党派不再宣传自己的方案（但不阻止议员以个人名义提出），除了社民连和人民力量，其他党派守住了承诺。而且未守信诺的人民力量还赢了，票数打败了12个泛民组织的真普选联盟。
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是，这个联盟整体而言缺少动员能力。“我们的分歧先不谈，你们的票要比我们的少，你们要检讨啊。”5月7日例会的晚上，刘嘉鸿对梁家杰说。“对，我们要检讨。”梁家杰回答。
成立至今一直争吵不断的联盟也遭遇到了最大的信任危机。“人民力量嘴上说一套，支持真普联三轨方案，背后推出自己的方案。这种改变就是出卖。”民主党副主席蔡耀昌向亚洲周刊表示愤怒，“是人民力量和社民联搞分裂，他们完全不可靠。”
依据最初定下的投票规则，将一个党派赶出联盟，需要2/3的票数支持。刘嘉鸿所得到的消息是，希望将人民力量赶出的民主党，尚且攒不到足够的票数。
这个投票制度成立至今，只启用过一次，即是由三轨方案和人民力量方案角逐真普联的正式方案（当时社民连尚未提出方案）。后者获得了可怜的5票，除了自己的票，只有新民主同盟支持它。社民连都把票投给了三轨方案。
如果全部党派都尊重约定，不会改变真普联方案胜出的事实，但很可能会造成另一个结果，在6月22日进行全民电子公投的三个入选方案中，不含有公民提名的温和方案将占得一席。事实上，如果忽略人民力量的票数，主张公民推荐的“18学者”方案将会成为入围者。学者的方案在篇幅上最长，细则上体现出在政治现实中需找合法性的努力，甚至还阐释了公民推荐为何没有消弱提名委员会的权力。
同样落败的，还有陈方安生所领导的“香港2020”。被称为“香港良心”的陈方安生是深受民众拥护的曾经的香港政务司长，近年来一直与泛民主派积极推动政改。“香港2020”方案的重点放在了改革提名委员会的组成上，一些人认为这是“投降”，但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样最大程度保留了与北京对话的可能。
投票的结果未必是戴耀廷所希望的，。他曾对亚洲周刊表示，“我们看所有方案，主要有三个类型，我们的设计就是能够让大家在6月22日选民有多元选择。”但无论如何，他必须尊重这个结果。
但依照刘嘉鸿的解释，人民力量的所谓“出尔反尔”，是为了大局，而经过的精细算计。他认为，如果在6月22日，是一个温和方案和两个含公民提名的方案，前者有可能胜出，因为他觉得真普联和学界必会互不相让，分摊票源。“如果这样，占中运动就瓦解了”。若是一个含公民提名的方案，对阵两个温和方案，反而可以集中票源。他声称找过学民思潮与学联协调，让他们转而支持真普联，但未能成功。
最保险的办法，让温和方案全军覆。他需要让人民力量的方案入围，这样三个方案就都有公民提名了。所以，在戴耀廷在4月25号问他，是否撤回人民力量的方案（所有曾公开过的被“和平占中”认可的方案都会自动入选），他拒绝了。
他想尽了一切办法来保证计划的成功，他的时间只有两周。通过和人民力量有关联的网络电台“谜米”，他向听众发出投票动员，甚至提出了涉嫌作弊的暗示——只要咬定参加过“和平占中”的商议，就能获得投票资格。
为了让赢面更大，刘嘉鸿请求社民连召集人梁国雄支持。这一次，梁国雄站在了他的一边。社民连方案最终只获得了13票，这是因为社民连支持者在其领袖的号召下，把票投给了人民力量。
刘嘉鸿成功了。票数反超真普联，是让他意外的部分，其他的一切则按照他的预期进行。获胜后，人民力量宣布放弃自己的方案，重新支持真普联。刘嘉鸿知道这种“脱轨行为”必然会受到批评，结果揭晓前，他一度不敢与郑宇硕说话。
真正的输赢也许不在于一城一役。人民力量似乎为激进泛民派赢得有利局面，却为自己背上弃信之名，也将联盟推上分裂的悬崖。真普联召集人郑宇硕公开承认，真普联面对严重分歧，他对未能维持内部团结和纪律，感到惭愧。
温和民主派在失落之下，也在蓄势反弹。陈方安生称，将联合“18学者”以及民主党、工党以及理念相近的议员，寻找合作空间。在采访中，她表达得很清晰，“我们‘香港2020’当然不觉得公民提名是必须的。”
而在6月22日，等待着投票者的，是一场选项趋同的公投。某种程度上，反对者无意中站上了自己反对的高地，他们反对的，是“筛选后没有真正选择的投票”。
很难预测会有多少人参加投票。陈方安生认为，若政改方案因为泛民与北京各执一端，不能通过，2017年原地踏步，香港民主进程将受重创。为了和极端派划清界线，陈方安生特别提出了对全民投票方案的异议。北京已明确指出公民提名违反《基本法》。因此无论提交哪个方案，北京势必都不会同意，占领中环都会进行。香港真正需要争取的是一个没有筛选机制的普选方案。公民提名不是关键因素，只要门槛较低，不同阵营的候选人都能顺利入闸。她认为需要让市民了解公民提名外的方案，而着力点还是在提委会的民主化上。
对于公民提名，来自政府方面的最新反馈是，不会有任何退让。律政司司长袁国强表示，“用民意或政治（为手段）去做违法的事，作为律政司司长是不容许的。违法的事不会因此而变成不违法。”而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则强调，凝聚共识的起步点应该是回归《基本法》基础。
按照民建联的调查，反对“占中”的香港民众比例高达66%。哪怕是那些支持“占中”理念的人，也不意味着对温和方案全无接受空间。“在占中行动的时候，人就会要坦承问自己几个现实问题：我是否要为最理想的方案，在短期内作终极抗争？还是，以属于次佳，但符合国际标准的真普选，作为真真正正必不可退的底线？”18学者方案倡议人之一黄冠能认为，少数派的骑劫已经发生了。陈方安生则在五月初就放出重话，指整个泛民被极端势力所绑架，温和民主派的声音无法出来。
然而，刘嘉鸿也许很难会进行反省。“激进派最大的问题是，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对的。”“‘我是为理想出来的，我怎么会错？’”
占领中环的故事尚未开始，战斗已经发生。真正的战场在于政治改革的诸方博弈里——这种博弈不仅存在于代表中央意志的北京与“一国两制”下的香港之间，存在于在亲政府的建制派与立场对立的泛民主派之间，也存在于激进者与温和者之间。战场在中环之外。
(余思毅、朱永潇亦有贡献)
激流
本刊记者/谢梦遥 江雁南 朱永潇 刊于亚洲周刊8月30日
25年前，解放军对天安门广场清场的那个夜晚，十几个香港大学生聚集在旺角的一间小屋里，流着泪看着电视直播，一夜未眠。他们是香港学联的骨干成员。这些人中，包括当年的学联秘书长陶君行，和一年之后成为秘书长的蔡耀昌。
香港学联是一个代表香港大学生的跨校联合组织，其秘书长每年换届，往往由临近毕业的较为年长的大学生担任。陶君行与蔡耀昌成为历任秘书长中最特殊的两位，他们后来的事业与政治紧密相关——再没有其他人像他们这么长久地以政治身份活跃在公众视线里。这或许仅仅是巧合，但他们自己也承认，1989年6月4日之后，一种使命感赋予到他们身上。当时，在一种茫然的情绪下，陶君行放弃了大学的期末考试。而直到今天，蔡耀昌的手机尾号仍然是“8964”。 他现在是香港支联会的副主席。这个组织以平反六四为己任，从1990年起，每年6月4日晚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办烛光纪念晚会。
就在北京学运爆发之初，陶君行和几个同学就赶到北京。之后香港学联的代表又去了北京四次，给天安门广场送去捐款与帐篷。陶君行后来就不太愿意回忆往事了，他说想起来总是很难过，“如果不是我们送去帐篷，学生们就不会在广场待那么久。也许那些遇难者就不会死。”
25年前的遥远故事与今天的香港发生了联系。一场同样声势浩大的占领中环运动正在发生，与25年前的那场天安门民主运动一样，学生的力量成为了其中的激流，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那一年香港学联骨干看电视直播的旺角办公室早已经搬到几条街之外的旺角道的威特商业大厦，如今，许多决定占领中环走向的决策在这里作出。
香港学联的骨干成员，换了一批又一批。新任的学联秘书长叫周永康。他已算秘书处中最年长者，但25年前的那场运动发生时，他尚未出生。
24岁的周永康是个两腮与下巴布满须根、外表看来颇为成熟的青年，他将领导一场新的运动。可以预见的是，学联将成为占中运动的急先锋，不再是跟随者。
分歧
青年人与中年人的分歧似乎在六月之后愈加明显了。
占领中环这一行动本身，相对以往香港的抗议行动，无疑是激进的，但微妙的是，运动的三位发起人，大学教授戴耀廷、陈健民与牧师朱耀明，却在整个运动中，表现出了比他们的同路人更为保守的一面。从这个运动开始的第一天起，他们就宣称，占领中环应该是最后的选项，只有普选的希望还在，民间应该与官方保持沟通。在过去的一年半里，他们坚守了这一点。占领行动一直在他们的计划里，但又随着香港政改的推迟而推迟，似乎变成了一件尚且遥远的事情。在泛民主派的内部，不同的声音早已出现，认为占中三子过于温和。曾有学生在给陈健民教学评价里写了四个大字：“尽快占中”。
在3月底的学联周年换届大会上，周永康成为了新任秘书长。正是在这个为期3天由五六十个各校学生代表参加的大会里，学联提出七一回归日之后启动占中，他们不否认，受到了台湾太阳花学运的激励（由华人民主书院牵头，周永康等人与太阳花学运的领袖林飞帆、陈为廷，早在运动尚未发生前就相识，是经常沟通的朋友），那场运动纵然被诟病为民粹与冒进，但冲在前线的学生们最终取得了他们想要的东西——台湾政府撤回了服贸协定。
周永康从未经历过跌宕起伏的戏剧人生，他生于中产家庭，从一所基督教中学（信义会心诚中学）毕业，中五时才第一次参加维园六四晚会，这一切与许多香港年轻人并无不同。但与很多谈起时事滔滔不绝的同龄人不同，这个香港大学比较文学与社会学专业的大三学生是个话不多的人，自我评价是“稳重、冷静、谨慎。”在他的院系里，教授司徒薇常年致力于社运工作，他也上过她的课，虽然并未跟随司徒薇参与反高铁等运动，但经常听后者在课上讲起。他说，未来想成为记者或者进入NGO。他承认他的使命感大约来自学生会的耳濡目染以及社会议题的积极关注。大学学生会总体来说，是个小圈子，由校园里最有政治热情与行动力一批人组成，这种人总归是少数派，甚至少到几乎不需要竞争“上庄”（即进入干事会）。
“我们一直不觉得公民抗命可以一次成功。我们不相信也不同意戴耀廷那一套：公民抗命是一个核弹。”周永康对亚洲周刊说，他讲话时保持着常见的严肃神情，“如果等政府的方案出来，你再去公民抗命的话，实际是推倒运动，太迟了。”他认为民间不应该想着去推倒一个不理想的方案，而是提前给政府制造压力，争取一个更加民主化的方案。
不仅在占领的时间表上，学联与占中三子产生了分歧，对政府未来政改方案的接纳底线上，双方也有不同的考虑。占中三子的要求是符合国际标准的特首普选，这是个略为模糊且学术化的概念，在香港当前的舆论下，可以理解为提名委员会充分民主化、排除不合理筛选，而学联与一些激进团体的底线则是，门槛更低的公民提名。哪怕对政治不甚关心的人，都能很快搞懂这种操作，意为一定比例的选民提名（学联要求的是1%），即可成为特首候选人。
公民提名所面临的障碍是，它违背了香港基本法的文本要求，45条规定，特首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在一年前，争取公民提名并不是泛民主派里的主流意见，然而现在，它成了某种政治正确。概念与操作上的简单明了，无疑为它争取了很多基层拥趸，但不可否认的是，学界力量的崛起也促成了公民提名的推广。此前，占领三子组织的民间普选方案投票中，学联与学民思潮（2011年由中学生黄之锋成立的政治团体）联合推出的学界方案成为了第一阶段胜出的三个方案之一。虽然最终落败，但它在民间总计79万的投票中，获得了超过30万张票。这个投票并不得到官方承认，程序上也有些瑕疵，但学生们的号召力，获得了充分展现。
在政治与社会领域里，学生似乎拥有一项特权。这或许是刻板印象却广为流传，政治人物会言不由衷，党派可能为了议席做种种考虑与妥协，哪怕社会名流都可能被质疑与看不见的商业力量存在联结，而学生的道德纯洁性不容怀疑。学生们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引以为傲。“学生作为仍然在学的一个群体，既未完全踏进市场受污，亦理应保留着对理念的坚持，于是乎学生的一言一行往往被认为是外于利益考虑”，在刊于8月出版的《学联报》上一篇名为《学生之于政改》的文章写道，“不管时代巨轮的压力是不是错落在学生身上，作为关心香港未来的公民，我们都应把自己贡献在属于我们的土地之上。”
“大部分香港人都有‘政党洁癖’，学生可以填补这个空缺，凝聚更多的人。”人民力量党主席袁弥明对亚洲周刊承认。人民力量是一个成立3年的主张激进的政治联盟，曾在上一届区议会和立法会选举中，狙击民主党——香港泛民主阵营里历史最悠久政治影响力也是最大的党，给后者造成了议席的损失。
“我觉得没有一个年轻人会认同民主党。”学联上任秘书长陈树晖对亚洲周刊说，他也是一位90后。对于他的学联前辈、如今民主党副主席蔡耀昌，他同样毫不客气批评了一番。民主党的尴尬处境，与2010年的决策有关。那一年民主党的几位领导者决定走入中联办谈判，随后在当年政改方案的投票中，民主党议员们投了赞成票，令一个较为保守的方案得以通过（超过2/3的议员赞成即通过）。这一系列举动被泛民阵营批评为背叛与投降，他们认为，宁可政改停步不前，也不要一个失望的方案。陈健民正是那场谈判的中间人与参与者，他理解民主党的挫败感。民主党成员甚至用了“亡党”一词，来形容若不改变路线的后果。
“民主党在当时没有民意授权，所以后来就受到攻击。”戴耀廷说，而占中三子正是希望通过程序的设计，赋予党派未来投票时的合理性。他们计划未来政府的政改方案在符合国际标准的前提下，就举行第二场民间全民公投，如果结果是过半数赞同（戴耀廷与陈健民均认为，若是建制派也动员起来，全民公投没有不通过的理由），某个党派投赞成票就有了民意基础。“这些温和泛民派可能继续受到一些激进泛民的攻击，但是对他们的影响也不是很大，他们可以很有力地说，我们根据公投结果去投票。”这或许是个一厢情愿的想法，对政治的复杂性缺少考量，程序中也有不可避免的瑕疵，但恰恰是戴耀廷的天真、乐观与执着，促成了“占领中环”，由一篇他所写的书生呓语般的文字演进为一场浩荡的运动。
“我们必须要根据已经定下的路线图去做所有事情。”虽然程序并不完美，戴耀廷仍然认为应该坚守程序本身。也正是基于这种理念，占中三子决定对于学生们七一的占领行动不参与不动员。“如果有些占领的活动太早出现，会不会对话的空间被压缩到没有？”陈健民对亚洲周刊说，“因为中央的鹰派也可以利用这个借口，说没什么好谈的，这些人就是捣乱的，方案都没有出，你们就占领。”
除此之外，他们也担心，学生的热情难以无法控制，最终伤害到至今尚且和平的运动本身。“有很多人比较八九民运和占中，八九民运全都是学生主导的，知识分子走进去，劝他们退场，结果四个人留下来绝食。这个运动不同，学生是一个很重要的力量，可是不是主导的力量，只是其中一个部分。知识分子、专业人士、学生……都有很平等的位置。”陈健民说，“我们要避免六四那种状态，就是我们有学生的热情，可是也不会过激。”
说服
随着七一的迫近，学联领袖们似乎要动真格了，在学联办公室开会时，他们会把手机全部堆在房间一角，把旁边的收音机开到最大音量，以防监听。他们在各院校招募“大专行动团”，并着手印刷宣传册与单张。一切的指向是，七一当晚。
在六月里，占中三子与学联进行了多次沟通。有些时候，他们认为学生代表已经基本同意放弃行动了，但到了晚上，对方又回复说，学联内部商讨后还是觉得应该去占领，反反复复若干次。
同样一件事，双方看来会呈现完全不同的效果。对于第一轮全民公投，很多人预测会十几万人投票，戴耀廷是最乐观者，也不过预测数字会超出30万人。但最终的结果超乎所有人预料，6月29日结束的公投获得了79万人参与（香港登记选民有350万）。学生领袖认为，应该聚集起这种民意，通过公民抗命，给政府予以威慑。但占中三子恰恰相反，认为民意已经充分表达。“他们要做的话，希望他们不会做成一种运动。如果他们发生什么混乱，其实对我们影响很大，为什么要再冒这个风险，把焦点全部转移？”陈健民说。
从表面上看，占中三子的劝喻似乎产生了效果。学联最终决定，七一当晚不采取无限期占领中环，而改为“预演”，撤离的时间定在早上8点——一些人也曾建议9点甚至中午12点，但他们协商后认为，还是不要影响中环金融机构运作。
然而在周永康的表述中，以上决策是学联综合考量后独立做出的——通过一次次的内部会议达成共识，并不存在被外界说服。他承认，全民公投的延长（原本应在6月22日即结束，但因黑客攻击而延长一周），客观上造成了对学联造成影响，“因为如果6月22日就有投票结果的话，接下来一个礼拜你会不断地逼政府回应，然后七一再有升级行动，就是针对政府的回应去做的。”但他也表示理解占中三子的位置。“因为大家经历了不同的年代，所以有不同的想法。”
亚洲周刊在6月所进行的采访中，即使那些擅于街头抗争的激进政党，也表达出了对七一占中的谨慎态度。“占中是一发子弹，不能乱用。最可能时机当然是政府出了方案，大家都觉得很愤怒，认为一定要走出来。我们不能胡乱消耗民气。”人民力量主席袁弥明说，“七一占中是出师无名。所以我们不会组织。”但她也表示，会作为支援者出现，“我们的策略可能是警方一开始拘捕示威者，我们就立即走”。她想保留实力，“不是每次都要冲”。
“长毛（即梁国雄）自己个人意见是不倾向占领。”社民连副主席吴文远对亚洲周刊说。当时该党主席梁国雄因几年前一次公共场所的冲击事件而被判囚4周，吴文远代替他发言。“挥拳的话要挥重拳，尤其是现在。真正的公民抗命，像戴耀廷所说，除非我们有清晰信息。我最讨厌别人说预演占中，公民抗命是不需要预演的。要打架就打，不会说我们先来猜拳。”
无论激进政党的考虑是什么，他们并不是学联七一当晚行动的争取重点。“因为他们的参与对中间势力来说不会有正面意义。”周永康深知，要彰显这场占领的道德力量，他需要争取主流泛民党派的支持。
在六月下旬，他先后拜访民主党、公民党与工党的领袖。每次见面持续一两个小时，但政坛前辈们与青年人在风险评估上始终有着不同看法。最终，对方没有明确的拒绝，但均表示需要回到党内去讨论，“大家的共识是不会互相批判”。
在占领中环运动中，除了政治党派之外，一个由51家民间团体组成的名为民间人权阵线（民阵）的组织也发挥着重大的支援作用，除了深度参与占中的议程，民阵还将2013年七一游行获得的50余万捐款，扣除成本后全部捐给了占中三子作为经费使用。学联的占中预演置于七一游行结束后的当晚，而民阵恰好是香港每年七一游行的承办者，负责向警方申请不反对通知书与路线规划。在理念上，民阵的新任召集人杨政贤与周永康颇为接近——他是学联上届副秘书长。
出人意料的是，民阵也开会否决了占中预演的参与。虽然在内心认可学联的行动逻辑，杨政贤承认，从学生到民间团体召集人的转换，让他考虑更多。“学生身份其实会有很多盲点，因为你就是站在一个道德高地上。民阵是个争取最大公约数的地方，很多市民不能接受激进行动。”
在六月末梢，周永康在疲惫中度过，每天忙到只能睡四五个小时。比疲惫更严重的是焦虑，虽然得到了一些民间团体的承诺，会在占中预演时予以背后支持，提供物资并配合召集纠察队、医疗队、律师团等，但他尚未得到任何一个政党的最终确认。他深知，政治领袖的参与，会影响行动的性质，“如果第一次行动有一些温和派领袖参与，那下一次行动群众的接受程度会更高。”
他做过评估，如果有3500人占领，警方清场将会极其困难。“大专行动团”已募集到的两三百名成员中，一半在前线自愿被捕，另一半安排支援。人手仍然短缺。会有更多的人加入吗？
没有人能够预先知道。答案在七一之夜的中环街头。
传统
就在香港学联紧锣密鼓筹备占中预演事宜前后，澳门学联正在做一件截然不同的事，“第四届澳门学生形象大使选拔赛”，由下属的学界常设活动委员会主办，该委员会的主要工作还包括纪念五四运动、庆祝国庆以及纪念澳门回归。
以上活动对于香港学联来说，早已绝迹多年。“以前五六十年代的学生会好像会搞这个。”周永康介绍，“学生会更多要处理公共议题，如果有类似这种形象大赛，同学们的认知落差会很大。”而有意“上庄”的学生，往往都希望积极参与社会事务。
上任学联秘书长陈树晖在2013年当选时，他政纲的重点本来是高等教育，但随着占中运动的发酵，他花了更多的时间投入其中，“我们不是要跟学民思潮竞争，但主流媒体的目光都在学民思潮。如果我们不搞的话，大学生的位置会更少。”学民思潮在反国教运动中声名大噪，得到了很多市民的支持，筹款能力出众（今年七一游行学民思潮筹款133万元，所有团体中仅次于占中秘书处的139万元）。但陈树晖强调学联的重要性，“我们可以短时间动员起来我们的学生，只有学联可以做罢课。”
政纲原本的重点教育议题，做得并不多，大多数学生会骨干不感兴趣。陈树晖也写了些教育政策的建议书，问题是，“写东西不难，一两天就可以做完，但不是只有公布和递交就可以，而是让学生会带着这些政策去每一家大学的校董会去攻击、制造压力，才会有效果。没有他们的配合，写多少都没有用”。
学联办公室在旺角一座旧楼里。误闯入者可能会以为它是个开放式的宿舍，各种杂物乱七八糟地堆放着，有蟑螂出没。房间正中有台巨大的台式电视机，以前可以用来打Wii（一种游戏机），但自从电视坏掉后就再没人碰过它，想打游戏就通过电脑联网。几个床垫和沙发不规则的放在房间的不同位置。房间里有十几个大喇叭，但只有4个没坏，其他都在过往频繁的游行抗议中被喊坏了。已逝的民主派前辈司徒华写的横幅贴在柜子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过很多学生直言并不喜欢这位生命最后几年选择了与中国官方对话与妥协的老人，“他做了完全错误的决定”。
这里某些时刻像个单身汉俱乐部，通过一根管子从洗手池接水，厕所里可以洗冷水澡，抽烟需要出门去后楼梯，渴的时候从冰箱取冰镇可乐（4块钱一罐，投币到存钱罐里作为“公共零食基金”）。男孩子会通宵在这里打游戏，然后一觉睡到下午一两点。这导致唯一全职的办公室主任——一位已经在此工作了10年的友善而谨慎的中年人，在学生们醒来前，只小心翼翼开桌前的一盏小灯办公。
然而某些时刻，这里又会变得像一个紧迫战局中的临时指挥部。凌晨两三点突然召开会议也曾发生过，大家从四处打车赶来。杨政贤记得，2012年反国教运动时，香港高校响应发起罢课，他与其他学联骨干几乎每天都睡在学联办公室，“每一秒都在工作，完全疯狂”。当政府宣布搁置相关课程指引时，他马上在半小时内写出了800字的声明，指出“搁置不等于放弃”。
“在学联的时光，我们感情特别好，跟树晖......”杨政贤的表情变得柔和，他说出了一串人的名字，学生工作之余，他们也有着很多交集，一起买酒回办公室喝，打一款叫《帝国时代》的游戏。那段温情时光已经远去了。如今，杨政贤进入民阵，而时任秘书长的陈树晖则成为了占领中环秘书处的全职员工。学联像个香港社运的黄埔军校，很多如今活跃在政治领域的人，都有过学联背景——他们被称为“老鬼”。
“老鬼”指那些已经离开学联的人，这并不是一个无礼的称呼，相反，喊一声“老鬼”，表示亲密与认同感。严格来说，老鬼们与新人并不会存在类似骷髅会式的紧密联结，但经验丰富的老鬼是值得信任的。成为占中秘书处的一员后，某些机构邀请陈树晖会面。他去立刻请教老鬼，“他们通常会用什么名义去找你，一听就听得出来。”于是，他用拖延的方式，搁置了那些可疑的邀请。
香港学联拥有三间物业（一间自用，一间借给民间团体，一间租出），可以申请免费使用大学的会议与活动场地，全港8.5万名在校大学生每年每人6元的会费、出租物业收入以及“老鬼”的捐款，则基本保证学联日常开支，无需进行街头筹款（用陈树晖的话说，“我们相比其他团体资源真是比较多，所以不要抢他们的”。）——这一点，足以让台湾太阳花学运领袖林飞帆、陈为廷艳羡不已，他们的团体在学生会架构之外，资金捉襟见肘。除此之外，学联还托管着“中国民主基金”，拥有签字批准权。
与黄之锋建立的学民思潮不同——个人英雄主义难免过分凸显，香港学联的代表性来自于八家大专院校学生会的授权，只有所有院校学生会都通过的决定，才能以学联名义进行。宪章中规定了每个职位的功能、发言规则与替补机制。秘书处是学联的行政机关，所有行动的执行机构，而监督机构是常务委员会，由各校学生会的会长或副会长、常务委员会主席及秘书处选举职员组成。香港大学学生会是唯一仍坚守着古老而程式化的英式传统的，开评议会的场地是校务委员会的议事厅，每个人穿学袍，会议用英语进行，发言前要说“主席，我要说话”，发言发完毕要说“谢谢主席。”
这种严谨似乎与香港学联本身那种散漫自由的气氛格格不入。“港大的人比较精英一点。”陈树晖说，他本人则是岭南大学毕业生。这种刻板印象未必适用于每一个港大学生，但周永康确实如此。他拥有GPA3以上的良好成绩，喜欢读书，赶赴亚洲周刊约访时随手拿着一本介绍香港廉政公署的书，总是严肃而拘谨。“我花了差不多一年才认识他，那一年港大学生会本来就是我们不喜欢的。”陈树晖说，“所以他要花更多的努力去让别人相信他。”
在一些事项上，2013年的港大学生会会长陈冠康并不认同学联的激进主张，他甚至长期退出学联每周的例会。而他在校内事务的处理上也引起了一些争议。在2013年2月，一千多名港大学生在该校的中山广场发动抗议，用“赤化”一词形容陈冠康，事后看来，无论那位前任学生会会长做了什么出格之举——遗憾的是媒体的报道没有充分给予他回应的机会，这种描述都超越了某种边界。但群情激愤的学生们自动定义了这场抗议的正义性，他们称其为“中山起义”。
周永康是“中山起义”的积极参与者，他时任校刊《学苑》的副主编，《学苑》正是抨击陈冠康的主要阵地。回头看来，这一役像是投名状。“我们都打听过周永康的背景，因为打陈冠康，《学苑》是最厉害的，那我们就知道他是好人。”陈树晖说。后来，他们发现周永康更特别之处，“开会他谈话不多，但是他每一次都是谈到重点，都会戳中你。”
香港学运在2000年后一度陷入低潮，从1999年之后的8年时光里，学联只产生了一届执行具体事务功能的秘书处，其他时候都是空缺。但从2007年起，秘书处再未断届，特别是近几年来，学生运动愈发活跃，葵青货柜码头罢工、反国民教育，学联领袖们都冲到了最前线。这些变化与社交媒体流行，以及社会整体情绪相关，包括对地产霸权的反感、对香港未来的不安.......以及最重要的，对中国政府的不信任与警惕。
1980年代的香港学联扮演的是“忠实的反对派”的角色，与中国政府存在政见分歧，但仍然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各大专院校学生会的“上庄”典礼，新华社（相当于现在的中联办）必有官员到贺，新华社还会组织“游船河”等活动以联络感情。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成立时，学界代表也加入了。卢荻是1985年中文大学学生报的总编辑，他记得在报社内部讨论时，有人使用“中共”这个词，还遭到了批评，指出这是台湾用法，“试图否定了中国人民共和国过去的一些光荣历史。”而当谈到中国的一党专政，有些人认为，“不应该孤立地看这问题。”
转变发生在1989年，过往建立的一切，都倒塌了。“中国民主基金”正是在当年4月设立，意在向香港市民筹款支援北京学生运动，后来顺理成章地由学联托管。学联的纲领由“放眼世界、关心祖国、建设民主香港、争取同学权益”，也改为了“放眼世界，关心社会，建设民主中国，争取同学权益”。因为对中国路线的理念冲突，学联变卖了下属的“学联旅游”公司(那笔钱用来买了学联新办公室)。当年的国庆节，三个学生代表受邀参与新华社庆祝会，他们穿着写满字的衣服做了一场愤怒的抗议。那之后，学联与中国官方的联系彻底斩断了。
从1990年开始的每年维园烛光纪念晚会，有一个固定环节，由当届学联秘书长发言。六四事件是学联人绕不过去的情结，近年来随着本土主义的兴起，一些年轻人也开始杯葛维园六四集会，但从未动摇学联的积极参与。只是在今年，周永康想让他的发言变得略有不同，“六四要跟政改扣连在一起，谈到六四的抗争精神不能只空口讲，要有些实质的行动。”
2014年的6月4日，在维园搭起的高台上，面对18万参与纪念的市民，周永康将当年的那场占领与今日香港联系起来，“希望大家都可以像八九年一样，聚合力量对抗高墙”。
七一
在7月1日当晚，在民阵组织游行的终点，遮打道上搭起的台下，周永康哭了。
他收到了身在海外的父亲给他发的一封电邮。信中写道，“行动中你可能无法达到最终目标，但要明白政治是一门妥协的艺术……最后，希望你能安全回来。”他和陈树晖聊起电邮内容，慢慢地哭起来。
他是聚光灯下的人，他的一举一动被媒体密切注视着。后来的报道多把他的哭泣解读为一种温情流露，但在对亚洲周刊回忆时，周永康承认，那一刻他的主要感受是悲哀。“在这个城市里居住了几十年的那些人，他们去哪里了？政党现在在干什么？政党不该退得这么后。”
学界的另一股力量学民思潮分开行动，留守特首办，由于不会堵塞街道，法律定性与学联的预演占中并不相同。而在中环的遮打道上，一旦警方批准时间凌晨过后，非法的占领即发生。三位政党领袖，民主党的何俊仁、工党的李卓人和街工的梁耀忠，已决定加入学生，仅以个人而非党派名义。
当晚，不同年代的老鬼都来了，1989年的学联秘书长陶君行也来了。他们依次上台，发表感言。周永康感到，“学联的活历史再现眼前。传承也许就是以这样子的姿态出现”。
戴耀廷是最后的演讲者。那时的他处在一个窘迫的位置上。香港人刚刚经历了一场士气振奋的游行——民阵后来宣布的数字是51万，与警方和港大民意研究中心宣布的数字相距甚远，这或许有虚张声势的成分，但不可否认这是最近十年来人数最多的一场游行。戴耀廷事先写好了讲稿，但他仍担心措辞的处理不当，释放出错误的信号，变成对占领的鼓动，“如果我们号召，规模会大很多”。占中三子尊重学生的选择，但早已决定不会留下和学生一同占领，他也担心一旦上台，激动的人群会挽留到他守住最后一刻，他难以拒绝。
最终，他还是完成了艰难的演讲，没有鼓动，但也表示了对学生的支持，戴耀廷式的乐观重点体现在了最后一句，“黎明到来时，你们的目光将与阳光联为一线。”随后，占中三子离开了人群。
他们并没有走远，而是在附近的一个麦当劳坐下，用手机关注着事态进展。年长的朱耀明在午夜前回家了，其他两人则决定一夜不睡。
对于所有清醒的人来说，这都将是无比漫长的一夜。清场——用警方的说法是移离，从凌晨两点半开始，持续到了早上8点半。511人被捕，其中有85名学生，与周永康的期待人数相差甚远，只占民阵宣布参与七一游行数字人数的千分之一。学联对于全港大专院校的代表性不容否认——各职位人选及决策都是通过规范的程序产生的，大多数学生认同学联主张，但被拘捕留案底的威慑作用不容忽视，一旦进入执行层面，只有极少数人愿意跟随号召以身犯法。但换个角度看，这个结果又展现了社会各界力量的支持，被捕者中包括牧师、教授、纹身师、家庭主妇、年过八旬的长者，以及三位担任立法会议员的政党领袖。
在清场发生时，陈健民感到，戴耀廷“整个人都沉了下来”，似乎想去清场现场。“你不能动，不能参与。”他劝住戴耀廷。他们很快决定，一起赶去被捕者安置处——位于香港仔的警察学校，守在门口，以这种方式为学生打气。
就在此刻，许多人——包括警察，已经疲惫不堪，他们需要睡一觉或者洗个热水澡，但最终一切都会以较妥善，至少绝对算不上悲凉的方式解决掉。7月2日的晚些时候，全部被捕者都被释放了，其中486人只接到警告而无案底，另外25人获准保释。他们会在释放后的第一时间向媒体控诉白色恐怖与警方不合理使用暴力，而支持警方的市民则认为这是抹黑，为此还成立了撑警大联盟，不同意见者会彼此攻击。在近一个月后，取保候审者们决定弃保，不再定期到警署报到（通常情况下最多6次最长3个月），警方将他们无条件释放了。
然而就在此刻，没有人知道被捕者将面对的是什么，当装着被捕人士的旅游大巴驶入警校的大门时，戴耀廷与陈健民一起挥手，车里的人看到他们，也兴奋地跳起来。
他们在警校门口守候至天亮。因为还要准备采访，戴耀廷先离开了。陈健民则等到11点多，直至首批被捕者被释放。香港盛夏的早晨已经非常燥热，他向学生打趣：“毛主席说你们就像早晨八九点钟，我理解了。热得不得了啊。”
对于警方行动，不同立场的人予以完全不同的阐释。苹果日报的新闻标题则是《警狼拘511人，历史将判他们无罪》。壹周刊写道，“梁振英政府已杀红了眼，连原本是人民公仆的警察亦已化身大陆公安，在七一当晚的遮打道和翌日的黄竹坑警校，千般侮辱、留难甚至折磨被捕示威者，尽情消磨支持争取普选人士的意志。”
这种描述像是某种策略要求。事实上，清场过程没有发生流血，占领者没有抗拒，而是任警察将他们抬走。警方基本保持克制，虽然按最坏可能准备了催泪弹，但完全没有派上用场，甚至连最低武力的警棍都未曾使用。为了移离老人与体弱者，警方还准备了轮椅。“香港的警察简直像大姑娘，法国、美国的警察我们见过，比香港凶100倍。”蔡崇国对亚洲周刊说，他是一名先后在法国和香港居住的六四流亡者。
学联对警方一个主要指责是，占领者承诺清晨8点自行离开，但警方仍坚持清场。“你占马路已经犯法了。你8点说走，我就要让你走？”一位退休警司对亚洲周刊说。因为担心报复，他要求匿名。“黑社会打架叫警察走开呢？民主不是避弹衣。”他认为警队的公共关系科并没有对指责予以严正回应。
如果忽略占领者为占中预演附加的种种意义，仅从形式上看，这场迅速结束的占领，与激进政党过往发起的小规模堵路抗议无任何区别，只不过其中的新鲜元素变成了学生。师出无名、浪费警力的指责也始终跟随。但在周永康看来，这场占中预演取得了良好效果。“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影响，去感动其他市民去同意这个运动，无论是之后直接参与，还是在舆论上支持，令政府感受到压力。”他强调，“公民抗命可以和平非暴力。”
他弟弟在读中学，并未参加当晚的占领。他会受到道德上的责难吗？当提及这个话题时，周永康少有地出现了不悦神色，“这是非常没脑的说法”。他坚信每一个人都是独立行事的个体。
变化
7月底，主导政改的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约见占中三子。见面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双方早已知道难以说服彼此。当三子阐释完公投的意义与诉求后，林郑月娥劝说他们取消运动，“你们不能用这种方式去逼北京改变立场”。与此同时，一场热烈的保普选反占中运动，正在进行。该运动最终获得了逾150万个签名。
这是占中三子需要面对的民意。他们对民主的热忱追求毋庸置疑，但当反占中的声音蜂起时，他们倡导的运动就处在两难境地里。他们一方面强调占中的威慑力与破坏性，以逼迫北京就范，另一方面却要消解占中的威慑力与破坏性，确保那些热爱和平的港人放心——多次的民意调查显示，反占中的人总是过半数。这似乎是矛与盾的悖论。而当稚嫩脸孔的学生们冲到了前线，某种程度上转移了这种困境，他们站出来捍卫信念，其行为本身的悲情与感染力——而非对金融中心的瘫痪，变成了最大的武器。
会面的前后几天里，林郑月娥还约见了一系列政治力量，包括亲政府的政治团体工联会、泛民阵营的23名议员、4名建制派功能组议员、提出温和政改方案的学者代表.....没有学联。学联早在6月份去信要求对话，但政务司司长以公务繁忙为由拒绝了。
未许可会面，并不能说明学界缺少政治影响力。在七一占中预演之后，一些变化正在发生。学联的占中在社会取得回响，被大规模报道。“长毛可以开记者招待会说快点占中，但传媒未必会太关心。”社民连副主席吴文远说。而不计那些向来立场先行的媒体，一些相对中立的媒体如明报、南华早报等，对学生行动予以了同情甚至肯定的态度。无畏、年轻、敢于承担这些美好词汇的另一面是冒进、不成熟与偏执，坊间也存在忧虑的声音，但舆论场被一种被放大的激昂情绪占据了。
温和的泛民党派也做出了响应，民主党主席刘慧卿在7月6日表示，“民主党最快本月，最迟8月会占中”。虽然民主党其后澄清仍会配合占中三子的部署，但这种抢闸表态本身，似乎预示着党内出现了压力。
激进政党也发生了态度的变化。“占中三子在占领中环运动已经被边缘化了，现在的主导者是学联。”人民力量的立法会议员陈伟业对亚洲周刊说，“谁先去占中，人民力量就跟谁”。这是个直率到让人惊诧的表态，但考虑到人民力量与学联所坚持的都是没有妥协的公民提名（即不是把公民提名作为叫价手段以获得谈判空间，而是作为务必争取的结果），这种转变也在情理之中。
像以往的学生运动一样，年轻人不可避免地被一种刻意营造的自我感动包裹着。“未来运动的领导权不由传统力量所领导，相反是一个新旧交替的开始——新兴力量已经动摇了传统政党的角色。”陈树晖在最近一篇网志中写道，“学界的抗争行动是进取的政治判断，事实也证明，学界的决定令政局推进了一大步。”
占中三子承受着压力。他们也先后公开做了一些以往从未出现过的表态，不排除8月底进行公民抗命。8月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作出涉及香港政改的决定。
他们的底线没有变，仍是符合国际标准的普选。在8月8日，戴耀廷最近一次接受亚洲周刊采访时，阐释了何为不符合国际标准。“一定不可以限制候选的人数，不能定两个三个；不可以是要超过一半的提委支持，才可以投候选人。”他的理论基础来自于港大3月份一场国际专家参与的研讨会。如果最终，政府提出的符合国际标准的方案通过了二次民间公投，哪怕是一个低标准的没有公民提名的方案，他将结束占中运动。但如果事态转向最糟糕的可能，人大决定候选人得到过半提委支持才通过（将导致全票制）——在他看来这意味着跌破底线，他将立即启动占中。
与周永康、陈树晖一样，戴耀廷也曾是一名学生领袖，1985年港大学生会的外务秘书长。1987年，他经过学界选举，成为仅有的两名学生代表，进入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港人对民主的渴望在八十年代变得炽热起来，八八直选运动兴起，要求在立法机构引入直选议席，戴耀廷参与其中。但那八八直选最终失败了。
1989年初，他结束了基本法咨询委员会任期。当年7月，他离开香港，去英国深造。自那时起，他远离了学生运动，学术之门向他缓缓打开。
英国有他的老同学。尚未开学，大家在宿舍打麻将，收音机里放着歌，《Let the people sing》。那个瞬间，后来反复在他脑海播放。
他说，播那首歌的时候，他想起了广场。
对于香港这座城市来说，炎热的夏季还要很久才结束，但剩下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占中预演只是伏笔，学联宣布，一旦人大否决了公民提名，将通过Facebook宣传与各校学生会协助，启动罢课等更大规模的公民抗命。拥有300余名成员的学民思潮，也将在中学发起罢课——然而考虑其成员的分散，罢课成功发动颇为困难。
他们所做的，只是最显而易见的部分。而在这个不断发展的占领中环的故事里，国际与宗教力量的直接与间接影响，国家意志与与持有议案否决权的政见分歧者的角力，所有台前的发挥与应变、幕后的指挥与考量，将最终决定决定香港未来民主命运。
“我们宁愿原地踏步也好过接受一个烂方案，因为改革其实更难，有同样的阻力。”周永康说。
（侯正昕、罗悦轩、蔡诗棋、卓茗有参与采访和整理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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