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广场

刊于亚洲周刊11月20日 文/江雁南 谢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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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静静地坐在帐篷中，目光低垂，似乎陷入往事之中。帐篷外写着“平反六四”的黑字，贴上“我要真普选”的条幅，这两个诉求都遇到了现实的挫折。这幅画面像是历史与当下的交汇，周锋锁，一位天安门学生领袖，加入到由香港大学生主导的雨伞运动中。和当年一样，人们管脚下的占领区，叫做“广场”。

“一个人在帐篷里，感觉沉重。我想着我走过的路，从我的家乡到北京，到纽约、旧金山，然后来到这里。”周锋锁缓缓地说。绝大多时候他说话没有语气起伏，亦少有表情。

他几乎所有时间都在广场上，夜里就睡在可自由入住的帐篷里，或者和示威者聊个通宵。连日落雨，他的帐篷里也有了积水，一寸厚度的软垫也是湿漉漉的。留在香港的一周里，他没有换过长裤，皮鞋脱掉后，出现难闻的味道。

距离那场被镇压的学生运动已经过去25年了。当时他是清华大学物理系大四学生，北高联常委，广场上的“学运之声”广播台的站长。在通缉学生名单中，他排名第五。他六四之后的命运与多数人相似，入狱、流亡。但与那几位知名学生领袖不同的是，他后来陷入了匿名者境遇。或许是缺少某种机缘，或许是他温和低调的性格，周锋锁不再是个具有公众认知度的名字。

他是唯一能够抵达香港声援的天安门学生领袖。

陌生的闯入者

向美国公司（他在旧金山的一家投资公司做分析师）请了一周假，没有告诉任何人，没有订酒店，甚至没有任何详细计划，他就来了，因为事前根本不知道可否进入香港。一定程度上，他的美国护照帮了他的忙，进入香港可豁免签证。他成功了。美国护照已经不止一次帮他挑战了禁忌。此前他曾三次入境中国大陆——若是换持国际难民旅行证很快就会被引起边检警觉，最近的一次是今年6月。当局已经意识到了他的存在。

11月2日中午，当他在中环地铁出来时，看到了一群席地而坐的人，以为找到了占领者，走近才发现是例行周日聚会的菲佣。他尚搞不清金钟和中环的区别，一直以为“占领中环”就应该在中环。经人指点，他拖着行李一路走到占领区，没有人认出他。

他蹲在地上，想着下一步的行动，一个中年人拍了拍他的肩膀，塞给了他一个饭团，对他说了几句粤语。他听懂了几个词，“学生、好好吃、保重身体、继续努力。”那个把他当成学生的人说完就走了。他拿着饭团，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那一瞬间好像忽然回到了从前，尽管地点不一样，似曾相识的感觉。”

如果不是遇见支联会的一位旧友，他可能还会毫无头绪地转下去。广场接纳了他，他将在这里度过一周。

在抵达的当晚，他获邀登上金钟的大台演讲，他的开场白是，“在一个多月以前，我看到催泪弹在这个地方发射，我就想一定要到这里来，和今天在香港争取民主的人们，当他们面临镇压、面临困难的时候，我一定要和他们在一起。”

周锋锁出现在香港的信息，也很快通过媒体传播出去，采访纷至沓来。此时此地与他身份的关联以及他得以入境的经历，都成了媒体最好奇的部分。他视接受采访为一种责任，“我看到年轻人的努力，非常的感慨，非常的高兴。所以我尽力通过这些采访，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的故事。”

与一般印象中，说话极具感染力和戏剧性的学生领袖不同，周锋锁似乎缺少了一种光芒四射的魅力。在占领区的公共发言时，他的语速会比平时说话变得更慢，仿佛要斟酌用词，数次发言中哽咽，他都会抿紧嘴唇，最快地抑制住情绪波动。他没有喊过一次口号。

他有些羞愧地承认，自己不是一个擅长公共演讲的人。当问及如何看待自己与领袖的不同时，他只是淡淡地说，“每个人都有独特的过去，差异是自然的。”

有外国记者问他，怎么理解自由，他愣住了，说要想一想再回答。这回轮到外国记者惊讶了，“只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你怎么理解自由？”或许他期待的本是一场精彩的即兴论述，周锋锁想了想，还是婉拒了这个问题。

“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回答，好像没有一句话的答案似的。”事后，他对亚洲周刊说。

周锋锁似乎抗拒做一个侃侃而谈的理论阐释家。很多时候，他的角色是倾听者，“和学生、泛民的朋友聊天。”他乐于在四处走来走去。“这里有个风力发电机，那边有个塑料坦克。”在接受亚洲周刊采访时，他用了较长时间介绍他的“神奇发现”。许多不易察觉的细节确实被他捕捉到了，比如占领区内看不到人喝酒，帐篷的管理是类似物业维护般社区化的，“跟89年有点像，但89年远远没有这里这么丰富多彩。”

周锋锁此行还携带着一个特别心愿，为声援占中而在大陆被捕的人发声。他熟悉那些被捕者的情况，这本就是他民运工作的一部分，2007年他在美国创立了“人道中国”，关注中国的政治犯和“良心犯”（因良心行为而被捕人士）。

早在学联展开与政府的对话前，他即在推特上呼吁，有必要提出释放近期被捕者。身至香港后，在金钟大台的演讲上，在学联办公室与学生领袖的会面上，面对媒体的采访中，他一次又一次地提请关注此事。这种请求，经他谦卑的语气与平实的话语讲出，反而有了一种特别的动人之处。当泛民派去中联办抗议大陆抓捕时，他也加入了。

“他能体谅国内人的处境。”在周锋锁的推特网友杜冠宇看来，这是他与很多海外民运人士区分开来的最大不同，“有人会说国内的人贩卖虚假希望，认为他们太温和。他从不参与这些争论，反而是在需要的时候声援。”

对于这一点独特，周锋锁还是轻描淡写地化解了。“我从来没有想过跟别人搞好关系，我只是想做自己的事情。”他说，“我很愿意在不同的声音中间寻找共识。”

但他其实也会怀疑，是否在寻求共识时过度压抑了自我。他的儿子经常对他提及朋友的优点，说“想做他最好的朋友。”他意识到儿子是以别人定位自己，他会告诉儿子，“你最重要是知道你想做什么，而不是别人想做什么。”这句话，他也是对自己说的。

周锋锁似乎能以一种宽容心态理解所有人。谈到柴玲时，他充满同情，提及其遭遇的委屈与创伤，并主动介绍她受洗之后的改变，对女童群体的人道救助。但当问及另一位民运人物刘刚时，他没有说话。对于他的香港之行，刘刚在推特上予以了讽刺。

“他从不攻击人。别人攻击他，他也很少回应。”推特网友田思明说。

这种性格仍然在他身上发挥作用。当某次讨论中，有人谴责“占中三子”提前发动占中是骑劫学生运动时，之前少言寡语的他插话了，“这都是马后炮，以当时的情况来看，我们不能太苛责他们。”

撤退或是留守

周锋锁又回到了广场。

睡在帐篷中，他很早地醒来。一种难以名状的低落情绪包围了他，他知道，广场上的人变少了，运动陷入了僵局。等待黎明吧，等待黎明，他想着。

这是1989年5月16日的早晨，学生开始绝食之后的第四天。对于绝食，周锋锁所在的清华大学学生代表大会的决议是不参与，但别的学校发动绝食后，会予以声援。这也是他在一天之前回到天安门的原因，身为代表会的宣传部长，他需要执行这一决议。尽管从一开始起，他就反对绝食，“抗议就抗议，不要以自残的方式”。

多年之后，当他参与到占领中环运动中来，他总会想起1989年的那个早晨。“现实对于抗议者来讲，又没有更好的出路。究竟这个事情怎么结束，很不确定。”他回忆说，“那种感觉和现在的情况有点类似。”

反占中的呼声始终在香港存在。其中有官方的动员作用与政治投机者的鼓吹，但不可否认，确实有许多市民因堵路，生活受到了影响，而随着时间的拖延，一些原有的占中支持者也走向了对面。在学联与香港政府10月21日的对话之后，双方陷入了僵局。

11月4日深夜，周锋锁在旺角占领区碰到了学联与占领民众的讨论会——在学联公开声明不会放弃旺角后，年轻的学生领袖们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了旺角与市民的交流上。与金钟有序的生态不同，旺角已经出现了混乱的危机，而这里的示威者成分复杂，也更为激进。但学生们不愿意也不可能做任何切割。

周锋锁向学联秘书长周永康提出了一个问题，“现在有接近五成的民意要求占领者撤离(按发稿时最新民调为六成七)，但是另一个民调显示学联是认可度最高的政党组织。你怎么看这两个民调的矛盾？”讨论会人声嘈杂，周永康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对于撤退与不撤之争，周锋锁承认自己尚未有定论。“现在政府一点不让步，希望在哪里呢？我不知道，我没有灵丹妙药。”

但当广场上的人们知道他的身份之后，总是试图从他这里寻找当下的答案，许多问题指向斗争策略上的细节。周锋锁并没有给出太过明确的答案。“人们说你经历过，其实有时候这种经历是负担，因为我们有的是失败的经验。我没有资格去评价他们。”他对亚洲周刊说，但又随之强调，“我尊重他们的选择。”

如果可以用鹰与鸽来区分人群中的强硬派与温和派，周锋锁肯定属于一只温和的鸽子。在天安门运动中，绝食发起时，他持反对意见，全城戒严后，他主张学生撤退，因为始终无法执行撤退，他用脚投了票，辞任北高联常委，离开了广场，要求清华大学另行派人。

他原本会与历史擦身而过。1989年6月4日，他计划去张北草原，但在前晚听说一车武器被示威者截停并发现，他意识到，最危险的时刻要来了。那时的他已经失去了领袖身份，但他决定重回天安门广场，和大家在一起。某种程度上，正是那个决定，改变了他的命运。

当军队开枪后，这位之前的主张撤离者，反而变成了坚决的留守者。他的朋友邵江一度向他提议，两人共同以北高联名义号召大家撤离，他拒绝了，“到这个时候，已经坚持了那么久，死了那么多人。人家死，是为了保护我们在这儿，不管怎样，我们要坚持下去。”

直到刘晓波也呼吁大家撤离时，人们以喊话声音大小来做决定。听到封从德宣布喊“撤”的声音大，在他旁边的周锋锁当即反对，“不对，我听到的是不撤的声音大。”他留到了最后，是最后几个撤出广场的人之一（按早前的撤退预案，北大开路，清华殿后）。

“你看，我的想法也改变了几次。”回忆往事，他的脸上露出了意味复杂的笑容。

他的表情重新严肃起来。“学联现在的历史使命是什么？这些人共同的目标就是争取普选，所以它所做的一切，要以这个为目标。”

六四之痛

“你知道吗，我们盼了二十五年了也没有见到六四平反。”那个男人哭了起来，握住周锋锁的手。这一切有些突然，原本他只是上前拍了合照。在周锋锁成为广场的一份子后，越来越多的人能认出他。

那男人告诉周锋锁，25年来他每年参与香港维园六四集会，但这种盼望，甚至没有一声回响。“这也是我经常感受到的一种压力，一种苦痛，也是一种责任。”周锋锁说。

六四之后，他入狱一年。出狱后进过工厂，也做过生意。但随着政策收紧，他发现自己成了为祖国的敌人，合作伙伴受到了干扰与监控，与他划清界限。而与此同时，他也发现，从商未必符合他的性格，中国官商社会里的潜规则，已经改变了他某些当年的朋友，他不愿被改变。他决定去美国。

这个西安郊区的农民之子，记得母亲的最后告别。他自幼丧父，母亲独力将他拉扯大。1994年底，他赶回家乡，见到弥留中的母亲。老人已经无法说话了，他抓住她的手说，“我是你儿子”，他感到母亲在捏他的手，他知道母亲听到了。接着，母亲手横向摆动了一下。

“那意思是，走吧，走吧。” 回忆至此，周锋锁嘴唇颤抖，他线条僵硬的脸上，出现了少有悲戚的神色。

1995年1月，他到达了美国。此后19年的美国生活，被他的讲述快速带过了。MBA毕业后，他在纽约的投行里做了两年半的外汇期权交易，之后就常驻加州，成为投资管理的分析师。在2003年，他成为了基督徒。

如今，他有着需要坐班的金融业工作，在投资风格上，他的自我评价是一个缺少冒险精神的保守者。但他没有脱离民运，除了自己创立的机构“人道中国”，他还在一系列民运组织中先后任职，他与封从德花了大量时间共同收集、整理天安门事件的系列照片，把被坦克压断双腿的方政接到国外……本质上他是一名异议人士，不看奥运会，不看天安门的阅兵礼，不看每年一度的政府工作报告（“那些是废话”）。

“我在海外不可能职业地从事民运，很简单，就是没有人支持你。”周锋锁说。美国政府对中国海外民运的资助早已不复当年。“人道中国”最初的运营资金全部由他和理事们支付，现在40%的经费则通过小额捐款募集，“每年做至少50个个案的经济援助。”民运观察人士、《天安门对峙》一书的作者程鹗告诉亚洲周刊，一些民运组织生存困难，甚至把政治庇护的协助申请，做成了一门生意。

周锋锁不否认，精神上的孤独困扰着他。“我喜欢交朋友，但一般人会躲着我，很残酷的现实。”另一方面，他与许多流亡者一样，面临着话语权与影响力的消退。在旧金山的六四纪念活动，在2000年初一度只有个位数的参加者，随着他的努力，如今可达上百人。

而25年之后，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在国际政治上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领导人的风格也趋于强硬。那些伤痛记忆与恐惧，对于一些人来说，变成了无法感知的遥远。11月6日，周锋锁在香港城市大学的论坛发言后，一个大陆学生挑战他：“我觉得中国不像你说的那样糟糕，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人民过的也比以前好。”

“非常可惜，他会去那样想问题。”事后，周锋锁有些感慨，因为他讲的是言论与人权的恶化，但他又担心话说重伤害了那位大陆学生，“因为他愿意来，本身是值得鼓励的，我并不想把这个沟通的路阻断。”

今年以来，高压式的维稳在中国愈演愈烈，许多维权律师、NGO人士被抓捕。六四期间，周锋锁通过转机的72小时逗留，进入了北京，但他随后一系列计划几乎没有成功，他去看守所探望今年被捕的一些良心犯——当然被拒绝了，他本打算在第三天在天安门广场上发表一个演讲，但第二天晚上与并不知道他计划的朋友驾车从广场周围勘探一圈回来，就被守在宾馆的警察截住了。

接下来是长达18个小时的审讯。“你怎么看六四？怎么看政府的反腐败？对共产党和中国将来的看法是什么？”对方态度恭敬地问了他许多问题。他均直言不讳地回答。但很显然，这并不是真正的采访，他的声音再没有其他人能听到了。而对于这一次回国，国内媒体当然不会有任何报道，知道的人寥寥无几。

之后，他被遣返了。

事实上，周锋锁在2007年和2010年都通过正常的签证渠道顺利进入北京，但直至第三次被逮捕之前，他一直对那两次入境保密，并且行动也非常低调。但这一次之后，大门似乎将对他彻底关上了。

这种与体制冲撞的目的为何？它引起的回响与付出的代价对等吗？作为唯一已知可回国的通缉令上的学生领袖（如果不算李禄陪同巴菲特访华的那次特殊安排），为什么要如此冒险，让当局意识到这个关卡上的漏洞？或者，对于周锋锁来说，冲撞本身，即是目的。一个低调的人，选择以高调的方式，完成了对高墙的对撞。

“无论是来香港还是回中国，都把它当做最后一次。”他说，“没有遗憾。”

法律意义上，他是美国人了。但过往总在不经意间流露痕迹。有次在旺角占领区与人聊天，对方不知道他是谁，问他是哪里来的。“北京。”他下意识地回答。严格来说，这个答案符合事实的时候，他还是一名在北京读书的22岁的大四学生。

那一年的北京，永远是他生命中的深沉背景。当他从天安门广场撤离时，他发表了一个简短演讲。他说道：“现在我们离开，总有一天我们会胜利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