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16日星期六

[轉載] 六四清场内幕(4-5)|风传媒

六四清场内幕(4-5)|风传媒

(4)《北京这一夜》 历史结束了

陆超琪出生于广西容县,毕业于北京大学政治系,一九四九年开始在《人民日报》工作,一九八六年担任副总编辑,可谓是一个从共产党队伍里脱胎换骨出来的英雄。此时,陆超琪召集了另一位值班副总编辑以及两位总编室负责人,隔着玻璃墙在他的办公室开会。
2014-6-1 吴仁华
25年前六四事件前夕,坦克車進入廣場,《人民日報》紀錄傷亡的千字報導最後二百字短稿,關鍵時刻還是留下歷史,而歷史也在這一刻結束。(取自64memo.com)玻璃墙外,有记者提议,今天的《人民日报》应该使用通栏黑框,对屠杀事件的死难者表示哀悼。大家纷纷表示赞同,但有人发问,邮局不发行怎么办?(当时中国的报刊都统一由邮局发行)大家商量决定,分头准备,报纸印出后,编辑、记者亲自到市民家送报。送多少是多少,这个声音一定要传出去!
要报导北京屠杀事件,关键是核对民众的伤亡数字。当两位最先从西长安街屠杀现场回来的记者动笔撰写稿子的时候,其他人分别通过电话采访北京各医院和北京市红十字会,了解民众的伤亡情况。
前后不到半小时,那两位记者已经把稿子写好了,约有一千多字,题目是《北京这一夜》。另外,除了记者们主动打电话查询外,友谊医院、北京市红十字会急救中心、铁道医院、复兴医院、协和医院和广安门医院等医院也不断来电话,告知收治伤亡者情况。有些电话则是陪送伤亡人员到达医院的民众打来的。在电话中,有的人破口大骂,有的人泣不成声,大多数的人是边哭边说。记者们一一记录下来。
这时候,早已过了平常《人民日报》报社规定的截稿时间。那篇一千多字的稿子,就摆在桌子上,有人还在往上面添加文字。玻璃门开了,陆超琪出来把稿子拿在手里,反覆看了几遍,同时,嘱咐将昨夜新华社传来的几篇稿子先发排,一是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的通告,二是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发言人的谈话。同时决定,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就世界环保日发表的讲话稿放在报眼(第一版右上角),李鹏讲话稿的下面是《孙巨同志的一封信》。
然后,陆超琪自己动手修改题为《北京这一夜》的稿件,最后压缩成一则电讯新闻,言简意赅。陆超琪告诉版面编辑,预留出六百字的地方,加花边上版。
绝大多数在场的编辑、记者此刻都明白,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人民日报》不可能再出加上通栏黑框的悼念死难者的版面了。但是,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能及时传出这样一条关于北京屠杀事件的新闻,仍然不失为中共党报的一个突破。
《北京这一夜》的稿子修改完毕后,立即交给早已等候在旁的印刷车间工人,飞快地送去排印。不到十五分钟,小样出来了,放在陆超琪的桌子上。
大约在六月四日凌晨四时左右,陆超琪办公桌上的那部红色电话机响起了铃声。一位值班的总编室副主任进去接听电话。红色电话机,俗称“红机子”,是中央国家机关的专用保密电话,可以直通中共中央和中国国务院最高领导层。那位总编室副主任听了一下,立即出来叫陆超琪接电话。这个电话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王唯纯打来的,他负责与《人民日报》保持联系。这是北京发生屠杀事件当夜《人民日报》所听到的唯一的“中央声音”。
王唯纯在电话中告诉陆超琪,《解放军报》报社要发表一篇社论,让新华社给你们传送过去,一定要刊登。陆超琪表示疑问说:新华社早已关机了。王唯纯根本不加解释,只是蛮不讲理地说:“这不关你们的事。”然后,他又通知说:有关今天解放军戒严部队天安门广场清场的消息,各报一律不准报导,谁报导谁负责。陆超琪反问道:此事全世界都知道了,不作报导恐怕影响不好吧?王唯纯沉思了一会,没说什么,把电话挂了。
陆超琪把电话内容跟大家一讲,总编室又开了锅似的。编辑、记者,包括几位副总编辑在内,感到似乎已被逼到无路可退的地步。陆超琪与另一位年轻的副总编辑商量了一下,决定《北京这一夜》的稿子照上不误。不过,陆超琪又慎重地在小样上删掉了一些文字。
这时候,《解放军报》的社论传真过来了,大家一看,顿时惊住,标题赫然是《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这个时候,天安门广场还在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包围之中,数千名学生仍然坚守在纪念碑底座一带,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尚未结束,但《解放军报》的这一篇社论中已经有这样的字句:“(解放军戒严部队官兵)以勇往直前、勇敢无畏的精神,迅速平息了这场暴乱,取得了伟大胜利。”显然,包括“反革命暴乱”的定性,包括《解放军报》的这一篇社论,这一切都是事先策划好的。
《解放军报》报社的一位朋友事后透露说,早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之前好多天,《解放军报》的这一篇社论就已写好,并且严令《解放军报》的编辑、记者和家属:六月三日不要上街。
过了一会,王唯纯第二次打来电话,询问:《解放军报》社论你们怎么处理?陆超琪回答说:上版,我专门让印刷厂厂长等着。王唯纯追问道:放在什么位置?陆超琪回答说:由于上面有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的通知和李鹏的讲话稿,社论只能放在下面。王唯纯又问道:你们如何报导天安门广场清场?陆超琪回答说:简单讲了一下。王唯纯想了一下,说:就这么样吧。
放下电话,陆超琪又把《北京这一夜》的稿子看了一遍,在开头加上一句:“《解放军报》社论说,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这后来也成为陆超琪的一条罪状)然后,陆超琪又把几处明显带有感情色彩的文字作了修改。恰巧,一个记者这时从天安门广场打来电话,称解放军戒严部队已全部占领了天安门广场。陆超琪看了一下手表,五时整,于是,将稿子的开头改为:“本报六月四日凌晨五时讯”,并在最后一段加上“到截稿时止,戒严部队已突进天安门广场”。这是中共当局严密控制下唯一一个在第一时间向外界报导北京发生屠杀事件的中共“党报”消息。
值班编辑计算了一下字数,《北京这一夜》的稿子仅成为一则二百字左右的简讯。版面编辑按照陆超琪原先的布置,在第一版左上方预留了六百字的地方。当时,《人民日报》还是铅字活版印刷,版面固定后不易调整。陆超琪拍板决定:不管空出多少地方,就这么刊登,现在早过了截稿时间。
于是,就成了后来读者们所见到的样子:一个加了花边的大框,其中疏疏落落几行文字,唯有《北京这一夜》的标题十分醒目。看起来几乎空白,此处无字胜有字。相比其他几篇密密麻麻的稿子,该篇文章似乎更夺人眼目。事后,有人指称《人民日报》故意开天窗,其实,知情人都明白,此非不为,乃无奈之为也。
六月四日下午四时,《人民日报》例行的编前会又开始了。陆超琪首先简单介绍了一下昨夜版面的处理情况,然后突然宣布:鉴于社长、总编辑因病休假,自己能力有限,总编辑办公会议决定向中共中央打报告,请中共中央派人来领导《人民日报》。最后,陆超琪又请在座的各位编辑主任、版面主编回去转告大家,现在报社未下达采访任务,尽量不要出门,以安全为要。说到此处,陆超琪话语哽咽,眼圈发红,大家肃然起敬之余不禁又感到一阵阵悲哀。
从六月三日凌晨到六月四日下午四时的编前会,《人民日报》又在历史上挣扎了三十八小时。从普通的记者、编辑到第一副总编辑陆超琪,他们都知道《人民日报》的这一页历史即将结束。

(5) 不落下一个 最后的撤离

八九民運最後撤離的是紀念碑座底北側由外地上京聲援的學生們。(取自64memo.com)
当陆军第 27 集团军特遣分队的军人端枪冲上来的时候,坐在纪念碑底座台阶下的学生队伍最前列的,大多是赴京声援的外地学生,他们在中共当局于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晚上宣布对北京市部份地区实施戒严后坚持不离开北京,表明他们是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中最坚决的一群人,在天安门广场坚守到底的呼声甚至远胜于北京学生。
2014-6-2 来源:风传媒 作者:吴仁华
在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军人、武装警察部队的官兵和防暴警察的猛烈袭击下,许多学生当即头破血流,倒地不起。但周围的学生依然端坐不动,甚至都没有去扶持或观察一下身旁倒下的同学。如果不是身处其中、身临其境者,很难理解这种见死不救的现象。因为在当时的情形下,大家都已抱定必死的信念,认为反正迟早都免不了一死,无非只是时间有先有后而已,所以对周围的流血已经近乎麻木。
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军人、武装警察部队的官兵和防暴警察潮水般地涌入学生队伍,此时此刻,在纪念碑底座的台阶下,学生队伍依然端坐不动,坐在前几排的学生不仅受到棍棒、枪托和刺刀的袭击,而且遭受到蜂拥而来的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军人、武装警察部队的官兵和防暴警察的无情践踏,惨叫声此起彼伏,撕心裂肺。场面益发混乱,谁也无法看清楚到底倒下了多少学生。
伤亡急剧增加,尤其是由于不断受到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军人、武装警察部队的官兵和防暴警察的践踏,位于纪念碑底座台阶下的部份学生终于被迫站立起来,但站在原地不动,依然坚持不撤,而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军人、武装警察部队的官兵和防暴警察的袭击也仍未停止。那些坚持不站起来或根本就来不及站起来的学生,则遭受到更为严重的践踏,惨叫声响成了一片,已经无法分清发自何人之口。
此时,我已与几位特别纠察队员一起被陆军第 27 集团军特遣分队的军人强力从纪念碑底座最高层北面的最高一级台阶上打下来,但依然坚持坐在稍低几级的台阶上。我发现刘苏里也在附近,想起他的妻子曾经有过的嘱咐,就挤过去坐在他的身旁。
我坐在台阶上,眼睁睁看着纪念碑底座台阶下的学生不断地先后倒下,但由于人群过于拥挤,情景相当混乱,加上心情紧张和光线昏暗,实在无法看清楚每一个人倒下的具体原因。不过,可以肯定两点:一是凡是端坐不动而倒下的学生几乎都是因为遭到践踏;二是至少有相当多的学生是由于遭到棍棒的袭击,由于这些棍棒又粗又长,不停地在学生们的头顶舞动着,非常引人注目。
暴力在肆虐,每一秒钟都在流血。然而,纪念碑底座北面的数千名学生依然坚守不撤,同时,他们依然坚持着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宗旨,始终是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没有一个人有过任何过激的言行。
临近六月四日凌晨五时,侯德健、周舵等人从纪念碑底座南侧过来,出现在纪念碑底座北面的学生队伍中。他们一边走一边去拉拽那些依然坚持端坐不动的学生,大声疾呼赶快走,想尽量地多带动一些学生撤离。然而,他们的努力并未引起多大的回响,只有纪念碑底座东北侧的部份学生听从他们撤离的呼吁,开始从纪念碑底座东北角往外撤离。
侯德健、周舵好话歹话说尽,嗓子都说哑了,总算才有几个学生勉强从地上站起来了。可是坐在地上的人群里马上有学生大声喊叫:“不许走,谁走谁是叛徒!”站起来的学生于是又坐下了。
周舵赶忙接上去厉声质问:“是谁在说这种话?!同学们出了意外,你是不是准备承担责任?”在年轻的学生面前,长胡子的知识分子毕竟还是有些权威,面对周舵的厉声质问,没有学生再搭腔了。
接着,一个男学生说:“走,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边说边站了起来。就这样,一些学生开始跟着周舵、侯德健动了起来。
大约也在此时,柴玲、李录、封从德等保卫天安门广场学生指挥部的学生领袖们,随着纪念碑底座南侧的学生队伍从纪念碑底座东南角撤离天安门广场。当陆军第 27 集团军特遣分队的军人端枪冲上纪念碑底座之时,柴玲、李录等学生领袖随即撤离了位于学运之声广播站帐篷内的保卫天安门广场学生指挥部。当陆军第 27 集团军特遣分队的军人捣毁保卫天安门广场学生指挥部的时候,柴玲、李录等学生领袖已经隐身于纪念碑底座南侧的学生队伍之中。在这种情况之下,陆军第 27集团军特遣分队的军人自然也就无法执行预定的拘捕学生领袖的计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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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我与特别纠察队员们依然坚持不撤。但是,侯德健、周舵等人的出现,使我联想到身处纪念碑底座南侧的柴玲、李录、封从德等保卫天安门广场学生指挥部的学生领袖们大概已经撤离了,因为侯德健、周舵等人原先是与他们在一起的。集聚在纪念碑底座东面、西面、南面三个方向的学生人数较少,也许顶不住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军人、武装警察部队的官兵和防暴警察的猛烈袭击,已经开始撤离了。
我心想,先前侯德健等人在广播中轮番撤退呼吁,或多或少动摇了学生们和平坚守到底的军心,如今又群龙无首,纪念碑底座北面的学生人数虽然较多,但在持续不断的暴力袭击之下,迟早也得撤离。于是,我不顾一切地站起来,对着特别纠察队员们大声疾呼:大家不要慌乱,随时做好撤离的准备,手挽住手,注意相互间的保护,撤退时绝不能丢下身旁任何一位同学,尤其是女同学。
学生领袖邵江当时处身于纪念碑底座东侧的学生队伍之中,据他事后回忆,在陆军第 27 集团军特遣分队的军人端枪冲上纪念碑底座不久,纪念碑底座东侧和南侧的学生队伍就开始撤离了。至于到底是东侧的学生队伍先撤离的,还是南侧的学生队伍先撤离的,他不能确定,印象中几乎是同时撤离的。
据调查了解,最先撤离的应该是位于纪念碑底座西侧和南侧的学生队伍,其次是位于纪念碑底座东侧的学生队伍,最后是位于纪念碑底座北侧的学生队伍。

[轉載] 六四清场内幕(1-3)|风传媒

六四清场内幕(1-3)|风传媒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中午时分,“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部份成员在北京大学第二十九号学生宿舍楼第三层某博士研究生的宿舍聚会,研讨当前的形势及任务。
2014-5-29 至2014-5-31 吴仁华
六四天安門事件轉眼已經25周年。(取自64memo.com)
与会者有王军涛(北京《经济学周报》副总编辑、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负责人)、王丹(北京大学历史系一九八八级学生、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常务委员)、老木(中共北京市委党校教师、著名诗人、“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宣传部部长)、甘阳(《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主编、北京知识界自治联合会负责人之一)、刘苏里(中国政法大学政治系青年教师、“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联络部部长)、邵江(北京大学数学系一九八五级学生、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常务委员)、杨涛(北京大学历史系一九八八级学生、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常务委员)等人。

(1) 八九民运第一位死难者

“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名义上是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期间的一个非官方最高协调机构,由民办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负责人陈子明、王军涛等人为首发起组建,成员组织包括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简称“北高联”)、外地高校联合会(简称“外高联”)天安门广场总指挥部、北京市工人自治联合会、北京知识界自治联合会、北京市市民自治联合会、北京工人敢死队、北京市民敢死队、保卫天安门广场学生指挥部等。
我是第一次在“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的会议上露面,引起了一位与会的香港知识分子(应该是香港浸会大学社会学系教师邱延亮先生)的注意,他特意询问了我的个人情况,并将我的姓名、工作单位、联络方式等基本资料记在了笔记本上。后来我了解到,包括邱延亮先生在内的一些海外有心朋友随意记录的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中领袖人物和骨干成员的个人资料,无形中为六四血腥镇压事件后所展开的海外人道营救工作(所谓的“黄雀行动”)建立了一份最基本的档案资料。
我不是“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的成员,出席这次会议纯属偶然,因为六月二日下午临时接受了王军涛委托的一项任务,当天深夜完成任务后并没有返回天安门广场,而是随同刘苏里一起去向王军涛汇报情况,遂与刘苏里、王军涛、陈子明等人住宿在北京西郊的雅园饭店,翌日又随同刘苏里和王军涛来到北京大学。
六月二日下午,我正在天安门广场中国政法大学的帐篷中休息, 与我同校的青年教师刘苏里前来找我, 他说:“(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想了解诗人骆一禾去世的详细情况,王军涛让你与我一起去调查一下。军涛说,你和骆一禾都是北大中文系的毕业生,应该可以找得到一些了解骆一禾情况的北大中文系同学。”
骆一禾是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中第一位死难者,但不大為外界所知。骆一禾于一九七九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在校求学期间,他与法律系的学生海子、西语系的学生西川被并称为“北大三大诗人”,一九八三年六月大学毕业后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属下的《十月》文学刊物担任诗歌編輯。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三日下午,北京市各高校的数百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发起绝食请愿活动。五月十四日,骆一禾与正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的妻子张芙一起来到天安门广场声援绝食请愿的学生。在声援的人群中,身为诗人的骆一禾一直显得很兴奋,由于情绪太激动了,竟然欢叫着瘫倒在妻子的怀抱里。很快,骆一禾被抬上一辆三轮车,在妻子的护送下,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在骆一禾倒下的那一刻,在他身旁的有北京大学著名经济学教授厉以甯的儿子厉伟和一位担任祥云公司饮料销售经理的北京大学中文系一九八三级的学友。骆一禾是突发性脑血管破裂,导致脑部大面积出血,虽经医务人员全力抢救,还是成了植物人,一直没有苏醒过来,终因器官衰竭,于一九八九年五月三十一日下午一点三十一分在天坛医院不幸去世,年仅二十八岁。
中共当局极为担忧骆一禾的死讯会引起社会震动,给学生运动火上加油,爆发更强烈的抗议浪潮,于是对骆一禾的家人施加了巨大的政治压力,迫使他的家人不得不全力予以配合,严密封锁了骆一禾的死讯。就连骆一禾的丧事也一再遭到拖延,最后在中共有关部门的严密控制下,才于一九八九年六月十日,也就是在六四血腥镇压事件之后,在八宝山火葬场举行了简单的遗体告别仪式,由诗人西川和其他友人拉着他的灵床走向火化室。由于当时的北京城尚处于戒严状态,包括诗人老木在内的一些友人已经踏上逃亡之路,因此,许多友人都未能送骆一禾最后一程。
骆一禾是家中唯一的男孩,也是最小的孩子,上有三个姐姐:骆小予、骆小红、骆小元。骆一禾的不幸去世,给他的家人带来了极大的悲痛,他的大姐骆小予回忆说:“这对我父亲打击很大,后来一次在看《秋海棠》的戏时,我父亲哭得特别悲痛。我才知道父亲是在借此缓泄失去爱子的悲痛,他一直压抑着自己,怕引起我妈妈难过。”此后,骆一禾的父亲骆耕漠先生的眼睛就彻底看不见了。人世间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
骆耕漠先生是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在中共体制内的资历与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于光远相当,曾担任过包括中国国家计划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在内的许多重要职务。二00五年十一月,九十七岁高龄的骆耕漠老先生出版了三十万字的革命回忆录《往事回忆》。二00八年九月十二日十二点零六分,骆耕漠老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一百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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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来宾发言之后,由名誉校长严家其开讲天安门广场民主大学第一课,主要内容是关于“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的含义,以及他对今后中国局势的看法。严家其在讲话中再次呼吁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紧急会议,讨论并废除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由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所签署的中国国务院关于在北京市部份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并呼吁罢免李鹏的国务院总理职务。严家其讲了大概有四十五分钟,在他讲完以后就是自由论坛。
上述与会者的发言,激起在场数千名听众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全场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似乎民主运动再次迎来了新的高潮。
其实,从当天晚上八时开始,北京城的形势已经急剧恶化,血腥镇压行动即将发生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保卫天安门广场学生指挥部不断接获从不同渠道传来的消息,大量的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已经奉命从各个方向强行向天安门广场开进,沿途开始使用暴力,军民冲突不时发生。
一位学生前来天安门广场报告说,在西长安街以西延长线上的万寿路、五棵松路、翠微路、玉泉路一带的解放军各总部、各兵种的机关大院里,其中包括海军司令部、空军司令部、铁道兵司令部、解放军总参谋部通信兵部、解放军总参谋部工程兵部的机关大院,以及解放军 301 医院(解放军总医院)、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原解放军政治学院等军事单位的机关大院里,数以万计的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全副武装,整装待发。在誓师动员大会上,全副武装的部队官兵齐声怒吼,现场一片杀气腾腾,令人不寒而栗。万寿路、五棵松路、翠微路、玉泉路位于北京市海淀区,通常被称为北京西郊。
其间,也曾有自称解放军现役军人的人士或亲赴天安门广场,或打来匿名电话,明白无误地告知保卫天安门广场学生指挥部,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已经接获中共中央军委关于立即对天安门广场实施清场行动的命令,并及时向各个解放军戒严部队转达了清场命令,武力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行动将在今夜发生。
保卫天安门广场学生指挥部的学生领袖们对这些消息将信将疑,无法予以查证。不过,还是及时通过学生绝食团广播站发出了一项紧急呼吁,要求北京各高校的学生赶快返回校园传达信息,召集同学,一起来保卫天安门广场。
据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常务委员、北京大学学生邵江回忆透露,当时,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也接到了许多消息,已经掌握了武力镇压行动即将开始的蛛丝马迹,不过,谁也没有料想到武力镇压行动的残暴程度,中共当局竟然会下令解放军戒严部队动用真枪实弹、装甲车、坦克,无情地屠杀和平请愿的学生和市民。六月三日下午,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在北京大学校园内赛万提斯塑像所在的草坪上召开会议,针对北京急剧恶化的局势,做出了一项决议,要求北京各高校学生自治会当天各自动员两千名学生赶赴天安门广场增援。为此,北京大学学生自治联合会还特意准备了八百件印有“北京大学”字样的白色 T 恤,提供给赶赴天安门广场增援的北大学生使用,以壮行色。

(3) 罪恶的枪声响起

罪恶的枪声终于打响了,时间是在六月三日晚上十一时左右。当第一阵隐约的枪声从西长安街方向传入天安门广场的时候,人们无不受到强烈的震撼。
25年前的晚上十時許,天安門廣場週邊第一陣槍聲響起。(取自64memo.com)
实际上,解放军戒严部队开枪的时间比这要早一些,大约是在六月三日晚上十时,地点是在西长安街以西延长线上的五棵松一带,但因为距离远,以及天安门广场上比较喧闹等因素,天安门广场上的人们,包括我在内,当时并没有听到枪声。根据我个人的记忆,在天安门广场上听到枪声应该是在晚上十一时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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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目前所见的资料显示,第一个死于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枪口下的六四遇难者是宋晓明,死亡的时间就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十时左右,死亡的地点就在五棵松路口附近。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六四死难者家属丁子霖女士所着的《六四死难者名单》一书中,较为详细地记载了宋晓明遇难的情况。
宋晓明是中国航天部第二研究院二八三厂的技术工人,遇难时年仅三十二岁。中国航天部当时总共拥有三个研究院,第二研究院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五棵松附近,主要研究的是火箭的控制系统。
六月三日晚上十时左右,宋晓明行走在五棵松十字路口西南方向的人行道上,正好遇到一长列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军车从南边开过来,向天安门广场方向开进,军人们在军车上向路旁呼喊抗议口号的民众开枪射击,一颗子弹穿透宋晓明的大腿根部动脉,顿时血流如注。宋晓明尽管被在场的好心民众及时地送到了附近的解放军三零一医院(解放军总医院),但是,驻扎在该医院的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军人持枪严厉警告医生不准抢救,不准输血,终因流血过多,于六月四日凌晨不治身亡。
解放军三零一医院外科主任蒋彦永医生在2004 年 2 月24日一封致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两会及中共领导人的公开信中透露,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从十点多开始到半夜十二点这两个小时中,其医院急诊室就接收了八、九位被子弹打伤的民众,其中有七位因抢救无效而死亡。医生们发现军队使用了国际公法禁止的开花弹。
宋晓明遇难后不久,他的母亲因肾衰竭去世。宋晓明的骨灰安葬在北京太子峪公墓(位于北京市丰台区长辛店镇太子峪杨家坟村),编号八十三号,没有墓碑。
时隔不久,从北京城不同方向陆续响起枪声,而且越来越密集。站在纪念碑底座上眺望西长安街方向,熊熊火光冲天而起,染红了那一片夜空。中共当局蓄谋已久的血腥镇压行动终于开始了!
密集的枪声揭开了血腥镇压行动的序幕,而天安门广场民主大学的开学典礼仪式则在密集的枪声中匆匆落幕。谁也无法料到,天安门广场民主大学的开学典礼,即是它的结业仪式。参与天安门广场民主大学开学典礼的知识界人士大多在密集的枪声中先后匆匆离去。
此后,一些学生和民众络绎不绝地来到保卫天安门广场学生指挥部,向柴玲等学生领袖们报告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军人在各处使用真枪实弹、装甲车和坦克,无情屠杀劝阻他们向天安门广场挺进的学生和市民的情况。前来报讯者几乎全都满身血迹,或由于自身受伤,或由于救护伤亡者所致,情绪大都激动得有些失控。
直到此时,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领袖和广大学生们才如梦初醒,无法回避血淋淋的现实:中共当局终于下毒手了,他们不仅对和平请愿的学生和市民使用催泪弹、电警棍,而且使用真枪实弹、装甲车和坦克。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所谓的“人民子弟兵”,开始血腥地屠杀人民!
与天安门广场上的人们一样,我感到万分震惊。虽然在率领特别纠察队从中国政法大学校园出发时早已知道局势极度紧张,做好了随时遭到武力镇压的心理准备,但万万没有想到,如今遭到的竟然是解放军戒严部队动用真枪实弹、坦克和装甲车的血腥镇压。
六月三日晚上十一时二十分左右,一名浑身血迹斑斑的女学生从西长安街跑回天安门广场,顿时引起了一阵骚动,越来越多的人关切地跟着她跑,一直跑到了北京市红十字会志愿医务人员设在天安门广场的临时救护站,找到一直守候在那里的志愿医务人员。
这位女学生气喘吁吁地对迅速围上来的志愿医务人员说:“别⋯⋯别管我,我⋯⋯我没事!我衣服上的血⋯⋯血都是别人的。”说着说着,女学生的眼中涌出了泪水,“他们朝我们开枪,很多同学都倒⋯⋯倒下去了,有一个同学的太阳穴被打了一个窟窿,血汩汩地往外流,我⋯⋯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求求你们,快⋯⋯快去救救他们吧!⋯⋯”
志愿医务人员听了这位女学生的叙述,深受震撼,经过简短的商量后,迅速联络了几辆救护车沿着长安街西去。另一名来自于西长安街的女学生在学生绝食团广播中哭着诉说亲身经历,告诉大家,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军人在西长安街木樨地一带已经向学生和群众开枪,她的手上沾满了同学的鲜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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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内容点燃了许多人的怒火,一些北京市工人自治联合会的工人操起白天从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那里缴获的匕首、菜刀等,嘴里喊着:“西边(指西长安街一带)需要支援,大伙儿快去吧,跟他们丫的拼了!”一边叫喊,一边快速朝西长安街跑去,越来越多的人跟随着他们而去。许多学生也陆续离开天安门广场,自动自发地前往枪声激烈的西长安街,有的是去拦阻解放军戒严部队,有的是去救援受伤者。

风传媒

蒋祖权说历史---文革前后

2016-04-07 
《文革前后》
作者:蒋祖权
前言:文革不是一天炼成的
文革之前有土改运动,镇反运动,三反五反,肃反,反资,反右,整资整社(反五风,反五股黑风)等等运动。尤其是斗地主,给地主定罪,但不直接枪毙,先让大家都来斗一斗,大家手上都沾点血,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这些运动一边不断推动着全民斗争走向文革,一边等待着1949年前后出生的那一代人长大。因为文革之前,不仅需要各种各样的运动,来不断进行政治小白鼠试验和煞费苦心演练,也需要等待在高呼万岁中出生的那一代人长大,那是注定要被狂热利用的一代人。不等这一代年轻人长大,发动老人小孩是文革不起来的。文革需要比太平天国和义和团更广阔的土壤,需要大量年轻狂热大脑,需要时间进行反复试验和测试。
文革之前的胡风事件,就是政治小白鼠测试的经典案例,胡风事件的试验结果表明,很多人可以出卖灵魂。

(一) 文革之前的胡风事件

胡风评述开国大典:时间开始了!——这句话堪称经典。
胡风(1902——1985)现代文艺理论家,诗人,文学翻译家。1929年,胡风去日本留学,后来因为组织抗日团体被驱逐出境,回国后与鲁迅交往密切。抗日战争爆发后,胡风主编《七月》。1949年后,胡风后任《人民文学》编委。1954年,胡风写了《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在文艺理论上表达了他的观点,对改进文艺工作提出了他的看法, 然而胡风却因此被捕入狱失去了自由,并被打成了反革命集团,涉案人员达2100多人。1955年5月25日,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召开会议,将胡风从中国作家协会中开除。
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主持会议,他说:“胡风集团以不仅是我们思想上的敌人,而且是我们政治上的敌人。”中国作家协会秘书长陈伯尘报告了胡风的罪行,要求把胡风从革命阵营里清除出去。在会议上发言的一共有26人:欧阳玉倩、叶圣陶、梅兰芳、李伯昭、吕骥、刘开渠、夏衍、李希、陈沂、吴组缃、孜亚、冯雪峰、张天翼、曹禺、鲍昌、陈荒煤、吴伯萧、袁文殊、方纪、艾青、冯至、吴雪、阳瀚笙、田汉、洪深、陈其通。
其中,大教育家叶圣陶说:这种两面派的阴谋手段,是跟《联共布党史》里讲的托洛斯基相比,可以说是丝毫没有区别。他们的目的也是相同的都是企图颠覆人民政权,让反革命复辟。胡风反党集团的活动跟美蒋特务机关的罪恶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必须把胡风清洗出去。
其中,大作家夏衍说:彻底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恶活动,是我们革命事业一个伟大的胜利。这等于从我们的身体上割掉了一个足以致命的毒瘤。阶级敌人一刻也没有睡觉,他们处心积虑得在寻找一切可以利用的缺口,他们在磨我的刀,窥测方向。在此我想起了捷克斯洛伐克伟大战士伏契克的一句话:人们,我爱你们。你们要警惕!——夏衍和胡风是20多年的老朋友了!老朋友!
其中,作协副主席冯雪峰的发言,是从分析胡风和鲁迅的关系开始的,揭发胡风挑拨鲁迅和茅盾的关系,鲁迅和周扬的关系,鲁迅和夏衍的关系,从历史上找到了胡风的反革命证据。最后他说:今天的会议,应该作出决议,首先把胡风从中国作家协会清洗出去,撤销一切职务,并建议政府依法处理。
冯雪峰成为建议法律处理胡风的第一人——冯雪峰的建议,不仅用到了胡风身上,最后也用到了自己身上。
其中,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总编辑吴伯萧说:反革命分子胡风,走也好,滚也好,割下头颅抛掷也好,我们再也不会上当了,我们必须彻底清查这个反动集团的底细。
其中,翻译家冯至说:他们的策略和战略,他们的组织和手段,简直和蒋匪帮,美帝国主义派来的特务间谍没有两样。
公开批判之后,各界名流为了表达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强烈愤慨,纷纷发表署名文章,对胡风进行更加深入的批判:
《请依法处理胡风》——作者:郭沫若(无论批斗谁,基本都参加)
《揭下胡风派的骗人外衣》——作者:茅以升(钱塘江大桥主持设计建造者)
《看穿了胡风的心》——作者:老舍(代表作:骆驼祥子,茶馆等)
《我看出了胡风的阴谋》——作者:冰心(谢婉莹1900——1999)
《必须彻底打垮胡风集团》——作者:巴金(1904——2005)
《胡风,你的主子是谁?》——作者:曹禺(1910——1996)
《个人野心家永远是我们的敌人》作者:焦菊隐(巴黎大学文学博士,戏剧家,翻译家)
《胡风——阴谋家》——作者:田间(被[闻一多]称赞过的诗人)
《胡风——反革命的灰色蛇》——作者:侯外庐(国学大师)
《缴下胡风的剑》——作者:高玉宝(小学课本里有他写的——半夜鸡叫)
《拥护全国文联和作家协会清除反革命分子胡风的决议》——作者:程砚秋(京剧四大名旦之一)
《我们绝对不能容忍》——作者:陈垣(被称为与[王国维]齐名的学者)
《敌人在哪里?》——作者:丁玲(1904——1986)
《肃清阴险的反革命分子》——作者:丰子恺(画家,书法家,翻译家)
《我的愤怒已达极点》——作者:赵丹(演过林则徐)
《赶快从人们队伍中清除胡风》——作者:林巧稚(1901——1983)
《坚决反对胡风集团的罪行》——作者:剪伯赞(历史学家)
《胡风和胡适“异曲同工”》——作者:冯友兰(哲学家)
《决不容许胡风继续欺骗人民》——作者:钱伟长(科学家)
《胡风——蛀墙脚的白蚁》——作者:马思聪(音乐家)
《坚决镇压胡风》——作者:常香玉(艺术家)
《敌人不投降,就消灭他》——作者:于伶(剧作家)
《工商界人士应该警惕》——作者:王光英(刘少奇夫人王光美之兄)
这里节选几段文化名人的激扬文字,听听真实历史的残酷声音。
《请依法处理胡风——郭沫若》:今天对于怙恶不悛,明知故犯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加以镇压,而且镇压得比解放初期更加严厉。在这样的认识上,我完全赞成好些机构和朋友们的建议,撤销胡风担任的一切公共职务,把他作为反革命分子来依法处理。——恶鬼的画皮是容易迷惑人的。今天画皮已经剥去,难道谁还那么愚蠢,要对恶鬼自始至终保持他的忠贞吗?——那是国法所不能容许的事。——彻底醒悟过来,忠于人民祖国,不要忠于恶鬼胡风。
《看透了胡风的心——老舍》:原来胡风并不只是心胸狭窄,而是别具心肠。原来他是把他的小集团以外的人,特别是共产党,都看成敌人啊!他的文章里引证了多少马克思,列宁,毛主席的名言呀,可是他要用钢筋皮鞭毒打党内作家和进步作家,杀人不见血!这是什么心肠呢?我猜不透!我只能说,除了受过美蒋特务训练的人,谁会这么想一想呢?
《敌人在哪里?——丁玲》:敌人在哪里?敌人就在自己的眼面前,就在自己的队伍中,就在左右,就在身边,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胡风原来就是一个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装着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混在我们里面,口称朋友,实际上那个包藏着那末阴暗的、那末仇视我们的鄙视我们的,恨不能一脚踩死我们的恶毒的心情,进行着组织活动的阴谋家。
我们的敌人在哪里?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上,特务在那儿放了炸弹。在美国空投特务罪证展览会上,我们看到过藏在手套背面的手枪。现在,在我们文艺的队伍里也出现了。我们常常因为我们的胜利,我们祖国的前进而忽略了埋伏在我们左右的敌人。
《我看出了胡风的阴谋——冰心》:我看了这些话使我的心眼突然雪亮了,他是在和我们作你死我活的斗争啊!现在不容许胡风再装死了,我们要把他从我们的队伍里清理出去,清除出去。
《必须彻底打垮胡风反党集团——巴金》:胡风集团已经不是小集团,而是反党、反人民的反动集团了,他们一直带着藏刀的面具敢那些不见伤的阴谋勾当。我们要完全揭穿他们的假面目,剥去他们的伪装,使这个集团的每一个分子都从阴暗的角落里钻出来,放下橡皮包着钢丝的鞭子和其他秘密武器,老老实实,诚诚恳恳向党和人民投降。
《胡风,你的主子是谁?——曹禺》:我从来没有见过像胡风这样的恶人!这样狠毒,这样阴险,这样奸诈,这样鬼祟,这样见不得阳光,人坏到了这样的地步,真是今古奇观!
胡风和胡风集团的分子们你们听着!你们必须老老实实向人民投降!你们必须老老实实交代出来你们的主子是谁?如果台湾之音所代表的,不是你们的主子,那么,你们还要明白交代,另外的什么反动势力是你们的主子?——我们要追,追问下去,不说出来,人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1955年5月16日胡风被捕,5月18日全国人大才作出逮捕决定。胡风在看守所被隔离3个月,后来被单人关押到监狱,直到1965年底才正式宣判。1965年11月26日法院才正式对胡风做出判决,胡风获刑14年,由于已经服刑10年,余下4年监外执行。1965年胡风出狱,1967年第二次被捕入狱。1978年胡风出狱,1980年[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1985年胡风病逝。1986年胡风第二次平反。1988年胡风第三次彻底平反。至此,胡风案先后三次才从政治上,历史上,文艺思想及文学活动上,获得全面彻底平反。
正如1986年1月15日,时任文化部长的朱穆之,在胡风追悼会所致悼词中说出的:对于他的意见是完全可以和应该在正常的条件下由文艺界进行自由讨论的,但是当时却把他的文艺思想问题夸大为政治问题,进而把他作为敌对分子处理,这是完全错误的。
今天,透过多年的回避与掩盖,探究一种特色病毒对人性的残酷影响,感受很多人失去人格的悲催后果和惨痛代价。但是谁能知道,还有多少更大更悲惨的人祸灾难,还在继续掩盖之中?谁能知道,继续掩盖过去的历史事实和残酷真相,会给今天及今后的中国带来了多大的危害?谁能知道,那些丧失的人格,那些出卖的灵魂,那些迷失的人性与理智,是否还能救赎?
当年对胡风的政治迫害,实际上也是后来文革举国政治迫害的一次演练测试。    
透过[胡风]看历史,历史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在人治时代的道路上,注定走向文革之中的。

(二)文革是怎样开始的

文革就像一场大水,不识水性的人,最先被淹没,水性一般的人,也只是多了徒劳挣扎。一些放水的人,最后也被水呛死,一些推波助澜的人,也一样被水浪卷走。文革这场大水是怎样开始的,绕不开两个人。

一位是吴晗,历史学家。搞历史的人,首先在历史中迷失了。1946年吴晗写文章,痛斥独裁与专制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国际,自绝于人类的反民主的反动政治。吴晗骂完政府,并没有遇到什么风险,回北平到清华大学继续任教。1960年吴晗写成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后吴晗和邓拓与廖沫沙用[吴南星]这个笔名,在《前线》杂志发表杂文《三家村札记》专栏,匡正时弊。  196511月,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指责吴晗的《海瑞罢官》是攻击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1966510日《解放日报》,《文汇报》发表《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自此,拉开了文革的序幕!

1957年发起的[反右]运动中,吴晗积极响应,导致许多民盟领导人被打成右派。任北京市副市长时,吴晗滥用权力,破坏北京城的古建筑,甚至盲目挖掘十三陵。  五七反右时吴晗整别人,文革之中吴晗被整到家破人亡,于1969年被迫害致死。——其师胡适叹吴晗可惜,说吴晗走错路了。不知历史如何定义胡适所说的[错路]呢?这究竟是什么路呢?连历史学家都走不好。

另一位,是曾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 1958824日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讲话说:——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能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我们每次的决议都是法,开一个会也是一个法。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报》一个社论,全国执行,何必要什么法律?——这时,身为人大委员长的刘少奇插嘴说:[到底是人治还是法治?看来实际上靠人,法律只能做办事参考,党的决议就是法!]

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对大跃进以及十五年赶超英国等提出不同意见,最后被升级成[向党进攻],毛泽东决定打倒彭德怀。斗争彭德怀大会,刘少奇是主持者,不久前刚当上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说了一句很刻薄的话:[毛主席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毛主席要是能反,我早就反了,要反也轮不到你来反!]——不知这句话是否成为毛泽东后来必须打倒刘少奇的一个诱因。

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通过深入农村调查得来的第一手材料,对大跃进给国民经济,给广大农村农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论断,否定了毛泽东关于大跃进是九分成绩,一分错误的评价。刘少奇沉痛地说:[应该把我们这些年来犯下的错误,对老百姓欠下的债务,血泪的教训,刻成碑文,立在全中国每一个县委的大门口,立在每一个地委的大门口,立在每一个省委的大门口,直至立在中南海大门口,让我们的子子孙孙牢记我们的错误和罪责,保证世世代代绝不重犯!]

 然而在对彭德怀的问题上 ,刘少奇却指出了彭德怀的两大罪状:[一,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搞小集团,搞彭高联盟。二,他们的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 刘少奇给彭德怀的定性是:[他背着中央进行派别活动,他搞阴谋。因此,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军阀作风的彭德怀整过别人,最终注定整不过文革,1974年命丧北京。

196651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即五一六通知)。  19666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而后连续发表社论,把《五一六通知》内容捅向全国,从此,举国耗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发动。

19668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毛泽东在这张大字报里没有指名点姓,但锋芒所向主要针对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这张大字报标志着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争斗的公开化。87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印发了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刘少奇本人很快就成了被斗争的靶子,他终于也尝到了人治的滋味,于1969年被折磨致死。——文革这场大水,也由此一步步冲向了举国泛滥。

文革这场大水,吞噬无数生命。大水冲了龙王庙,最后一家人都不认一家人了,中国人在一个没有战争的年代,投入进了一场规模庞大的自相残杀。而在某人心底,也许只是为了打倒一个人而已。

(三)文革之中

1966年开始,到1976年结束的十年文革之中,从国家主席到平民百姓,从在校学生到退休老人,都有被揭发,被诬陷,被批斗,被打倒,被打残,被打死的机会。文革之中有上百种五花八门,登峰造极,空前绝后的罪名,总有一款适合你。一句话,一个表情,都可能会成为一种罪行。

文革之中,南疆一单位组织人们向毛主席表忠心,职工李亚长说:[我誓死保卫毛主席,毛主席活,我活,毛主席死,我死,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铁打江山。]因为这句话,他被定成为[反革命罪]。

文革之中,湖南道县,将12名地富分子及子女,用绳索捆起来,捆成一团,中间放上炸药包,点燃导火索,让这12个人坐[土飞机]。随着一声巨响,大块大块的血肉落雨一样飞来,有几个被炸断了手脚,炸掉了屁股的,还没有死,痛得在地上乱滚,这时民兵们一涌而上,用锄头、马刀将他们彻底消灭。

文革之中,师生同事之间,亲朋故友之间,夫妻父母子女兄弟之间,相互检举胡乱揭发,公开诬陷残暴迫害,置人于死地之举,在此十年之间,变得习以为常。文革之中,有些随声附和的人,也只是保了一时的太平,一样躲不过各种突如其来的人祸。有些助纣为虐的人,也只是暂时得势,最后也难免落入自己挖过的陷阱。文革之中,谁敢站起来保持独立的人格,谁敢站出来维护生存的尊严,绝对只有死路一条。人性道德的底线,在文革之中被彻底摧毁。

曾任人大委员长和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当之无愧是文革这场史无前例的灾难之中,最具说服力的人物。文革前,刘少奇曾经主持批判过彭德怀。文革一开始,刘少奇又主持批判朱德。文革之中,极力主张[不要法治要人治]的刘少奇,在尝尽了人治的滋味之后惨死,而因刘少奇问题受株连的案件就有2万多件,被判刑的达28千多人。当然,一些积极参加批判彭德怀和朱德的人,在文革之中也遭到了同样的批判。

文革之中,学贯中西的傅雷和夫人朱梅馥,作家杨朔,女钢琴家顾圣婴与母亲和弟弟,黄梅戏演员严凤英等等,众多文化名人,不堪忍受屈辱与折磨,为了维护尊严选择自杀,愤而离世。

文革之中,从美国回来的老舍也选择了自杀。1966823日,老舍先生和其他28名作家及京剧演员被红卫兵押到北京文庙,跪在焚烧京戏服装和道具的火堆前被毒打了几个小时。1966824日夜,曾经一马当先,批判俞平伯,批判胡适,批判胡风,批判[丁、陈反党集团],批判章伯钊,罗隆基,徐燕荪,吴祖光,赵少侯,刘绍棠,邓友梅,从维熙等右派的老舍,写了《骆驼祥子》《茶馆》《四世同堂》,写过《看穿了胡风的心》《都来参加战斗吧》《扫除为人民唾弃的垃圾》的老舍,在北京西城太平湖投水自杀。

文革之中,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的学生,长篇小说《红岩》的作者之一罗广斌,也跳楼自杀。罗广斌曾经被囚禁在重庆中美合作所,那时他坚持了一年多并活了下来,而文革之中,他只坚持了六天。

文革之中,陈布雷之女陈琏也选择了自杀。(陈布雷,民国总统府国策顾问,蒋介石的文告和演讲大多出自其手。其文: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曾被广为传诵。其女陈琏,中共党员,1947年被捕,1948年经陈布雷保释。194811月,陈布雷自杀)。陈琏怨叹父亲走的是幽明异路,时隔19年之后,196711月,陈琏跳楼自杀。

文革之中,和平解放北平的第一功臣——傅冬菊(傅作义之女),也被作为阶级异己分子揪了出来,遭到残酷批斗。 文革后,傅冬菊晚景凄凉。 傅作义的弟弟傅作恭(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水利工程学博士),被傅作义召回中国大陆,在文革之前的反右运动中,傅作恭与3000多名右派分子一起,被押解到甘肃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在那里有2500多名右派分子被活活饿死,其中就有傅作义的弟弟傅作恭。 1974年傅作义病死北京,不知其临终之前曾有何感想。

文革之中,最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是陈伯达,1970年九大后第一个被扫进秦城监狱的也是陈伯达。文革之中,起草第一张大字报的是康生,1978年被第一个开除党籍的也是康生。文革之中,第一个从局长级提升为政治局委员的是江青,1980第一个被押上审判台的也是江青。文革之中,拼命整死[接班人刘少奇]的是林彪,1971年[接班人林彪]又不明不白地死了。文革之中,曾经热血沸腾,斗私批修的红卫兵小将们,1968年后被上山下乡运动淹没,文革中上山下乡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其中有很多女知青惨遭凌辱。

但是,也有很多幸免于文革的人物,像郭沫若这样的文化人,在文革之中就安然无事。
1967年 65日,在亚非作家常设局举办的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上,郭沫若致了题为《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的闭幕词之后,感觉到意犹未尽,即席朗诵了一首诗:[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也献给各位同志和同学: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我们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19765月,郭沫若写了《水调歌头》批邓。197610月,四人帮被捕,郭沫若马上又写了《水调歌头》骂四人帮。学术上的东西,郭沫若都写进了《中国史稿》和《甲骨文合集》,人格上的东西都写进了文革。 如今像他那般做学问的越来越少了,而像他那般做人的却更多了。

还有像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在文革之中也安然无事。
大跃进之中,他三次论证亩产万斤,为粮食卫星提供科学依据。文革之中,他为确保卫星能唱《东方红》而砍掉了实验项目。改革之后,他论证人体科学,用党性保证人体特异功能的骗术都是真的。有人说他用党性而不是用人格为特异功能担保,还是留了一手的。其实,一位科学家,连续三次鼓吹亩产万斤之后,还有什么人格。像这样的人,还有很多,有的人今天依然健在。身体虽然安好,良心始终不知,奴性还能自动升级,人格注定早已不在。

文革就是这样疯狂的,从国家主席到平民百姓,文化大革命把大家共同组成了一个互相残杀的圈子。最后上面的人说,下面的人干的事情不能都由我们上面负责,下面的人说,要我们下面的人负主要责任不合理。一上一下,如此一配合,文革的灾难和罪责就这样无耻地放过去了。——谁能知道,这对将来的中国会带来怎样的后患。
                                                   
(四)文革的影响

今年是2016年,距离1966年——整整50年。
50年前,中国内地一场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绝不仅仅是因为一个人发了疯。

十年文革之中,有多少人自杀?有多少人被杀?至今无法确认。《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给出的文革数据是:420余万人被关押审查,1728000余人死亡,135000人被以反革命罪处决,武斗死亡237000人,703万人伤残,71200余家庭被毁。

19781213日,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说:[文革期间,全国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1980年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说:[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大,总之,人死了很多!]

文革在中国历史上留下的困惑和耻辱,同一个宣称千年文明的礼仪之邦,将永远难以对称。

如今那个疯狂的年代已经成为过去,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个年代的病症已经好了。在赤裸裸展露人性中最丑恶自私的极端疯狂之后,文革对中国社会带来的灾难性影响,50年以来一直在延续之中。

我认为:文革开启了中国的“全民”互害模式,文革之后,互害模式进入到社会各行各业。文革开始后的50年里,中国从全民[政治互害模式]变异升级到全民[经济互害模式]。

1949年以后,随着各种人造运动的不断发明更新,随着各类阶级斗争的不断发展扩大,人们开始相互揭发,相互批斗,公开诬陷,大量编造各种无端罪名,人们主动如痴如醉,丧失人格于无形之中,扭曲人性到灵魂深处。最后终于升级成为疯狂的文革,也注定升级成为疯狂的文革。

历史上,皇权时代的中国也是人治社会,每隔一段时期就要改朝换代一次,每临改朝换代也都注定有一场残杀。皇权人治时代,就是今天你杀我,明天我杀你,你方唱罢我登场,唯一的公平就是天下可以轮流抢,大家可以相互杀。中国历史就是这样从秦末杀进三国,一路杀过魏晋南北朝,出隋入唐。到了宋朝,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削弱武将,免去了一场自相残杀,之后换来举国被蒙古屠杀。然后朱元璋再举兵杀蒙古人,然后李自成再举兵去杀朱元璋的大明。后来满清又把中国杀了个遍,接着洪秀全又杀遍了半个中国。俄国人也杀进来过,日本人也杀进来过,他们走了之后,中国人接着继续相互杀。这个杀来杀去的时间虽然很长[上下5000年],但整个过程和方式始终简单明了。我把它称为[循环互害模式],历史上简称恶循环。

历史上的中国,单纯依靠互相杀来杀去,当然不可能找到公平公正的生存方式,但是也没有冲破人性道德的最后底线。那时的政权还是打算传给皇家子孙后代的,权力与财富的占有者们,也以能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长期世袭为荣,那时还没有像今天如此这般,把财产和家属转移出这块土地。皇权时代对人性的破坏,还是控制在一定道德底线范围之内的,所以太平天国才能被剿灭,义和团也没能发展成ISIS

1949年之后,中国历史这种简单明了的[循环互害模式],发生了复杂的变化,迅速增加了很多必须相互残害的规则——统称为阶级斗争。发展到1966年终于形成一个全新的互害模式——我把它称为[政治互害模式],历史上一直点到为止——简称为文革。

文革的出现,是中国几千年人治时代,开始失去道德底线和人性控制的标志。十年文革,如此亿万人之间的互相诬陷迫害,如此任意胡编乱造的大量罪名,如此赤裸裸进行的残酷屠杀(官方统计以反革命罪被处决的就有十几万人),在人类历史之中也是首次出现。

文革的出现,是中国几千年人治时代,在经历了太平天国与义和团之后,没能纠正历史发展方向,没能改进社会管理方式的必然人祸。十年文革,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从此,开启了中国大陆的全民互害模式 ,文革虽然在1976年宣告结束,而这种在文革之中丧失了道德底线的互害模式却没有结束。

文革之后,这种[政治互害模式]开始变异,开始升级,开始进入到中国内地的各行各业,进入到房屋道路桥梁的建设之中,进入到食品加工,服装加工等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之中,进入到药品之中,进入到水源之中,进入到空气之中,进入到每个人的呼吸之中,达到了全面覆盖的程度。这种防不胜防的互害模式,我把它称为[经济互害模式]。

使用苏丹红,三聚氰胺,地沟油,瘦肉精等有害物质的人说,这些食品有毒,我不吃,卖给别人吃。使用甲醛,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的人说,这些衣服可能致病致癌,我不穿,卖给别人穿。偷工减料的开发商说,我建的这些房子有问题,我不住,卖给别人住。我修的那些桥也很危险,我不过那些桥,让别人走。医生说,过度输液降低免疫力,损害肝肾,大量使用抗生素有风险,很多高价药品的疗效一般,很多身体检查其实根本不需要。

梦想多难兴邦的中国,在经过了文革那种放弃人格,丧失人性,不惜置他人于死地的全民[政治互害模式]之后,又开始升级进入到了全民[经济互害模式]里面。五十年里,在这种只顾自己暂时利益,不管他人是死是活的互害模式之下生存,即使人们的物质和肉体侥幸保持完好,也都注定了精神与人格的缺失 。 人治社会一旦失去道德底线,注定更多的互害模式变异与升级。只要根源还在,危害就会继续。

中国从古代的[循环互害模式],到文革的[政治互害模式],到今天的[经济互害模式],这样一路继续升级发展,最终结果很可能是将几千年来各种不同互害模式合为一体,同时用在某个时代的人身上。

今天,回顾这肉体与灵魂从疯狂到麻木的五十年,从文革的诬陷揭发,批斗杀害,丧失人性道德底线开始,到后来的举国拜金,唯利是图,丢失诚信。从食品有毒,奶粉有毒,到每一口呼吸的空气都被污染。从集体围观跳楼自杀,到冷漠对待6000万留守儿童和大量弱势群体,等等皆必然全民互害之中。试问如今谁人不在其中?试问将来谁人能够幸免?

今天,回顾过去那场残害了几代人的文革,其实也是在祭奠今天残缺与迷失的自己。任何一种病症,灾祸和危险,只要根源还在,危害就会继续存在,还会不断升级成各种灾难模式,还会继续带来更多的互相伤害。

(五)文革之后的阶层

文革之中,只有一个人得到了胜利!当那个人死了,文革也随之停工了。那么文革之后,谁是赢家?
文革之后,很多被打倒的人,都得到了平反,但是很多被平反的人,早已不再人世了。于是,一些先批判别人,后来又被人批判,但最后活着平反的人,重新主宰了文革之后的政治舞台。他们都很清楚,文革是个什么东西。他们也很清楚,身边一起平反的同事战友,上下级领导,都是什么样的人,经过文革,彼此之间的丑恶灵魂,相互暴露无遗。

所以,他们是最早对自己标榜的事业不再抱任何希望的人,这也是他们相互心知肚明的秘密。他们也清楚意识到,阶级斗争搞到文革,已经把中国不同阶层的绝大多数人都变成了同一个阶层——[现代流氓阶层]。随着组建这个流氓阶层的[总头目]的死去,平反之后掌握政治舞台的人,就成了[现代流氓阶层]的新代表。

这些人因为急于接盘,注定要掩盖文革的罪恶尤其是罪因,所以要把总头目的老婆推出去,通过这样一个女人,把文革的卷子交了。由此可见,[现代流氓阶层]的新代表们,基本得到了死去的流氓总头目的真传。暗出于黑而酷似其黑,这就已经足够他们摆弄文革之后的残局了。

文革之后,他们要做的就是尽量稳住这个残局,他们要让这个残局里的所有人,通过一种改革的方式,继续相互折腾起来,然后他们从中渔利。文革之后,他们所做的就是尽快掏空这个国家,让这个国家最后耗尽所有资源,只有奴性文化,普遍缺失道德,集体走向绝望,没有机会后悔!——好让他们的子女后代安心海外富贵生活。

所以,现代流氓阶层中的权贵,大部分都为自己的子女,打通了去往西方国家的通道。那些把自己子女推上文革后政治前台的权贵家族,在其他幕后权贵家族眼里,只是一帮官迷。但是,在那些幕后权贵家族眼里,这样的官迷也不能没有。在他们转移贪赃,转移子女的过程中,需要这样的官迷替他们站台。一旦残局失控,一旦真相败露,也需要留下这样的傻瓜,来满足愤怒民众发泄之用。

那么,这些幕后权贵是胜利者吗?也不是,他们的家属子女不过是输出给西方国家的垃圾人,携带贪赃的垃圾人。对保护这些贪赃垃圾人的国家,这是退回庚子赔款建立清华大学之后一个洗不掉的污点。
那么,得到中国大把援助的那些讨饭国家是胜利者吗?也不是,讨得大笔援助的那些国家是发展不起来的,这种不明不白的政治交易资助,只会腐化那些国家上层建筑。

文革之后的中国,是一个从[全民政治互害]进入到[全民经济互害]的国家。是一个有核弹和三峡的国家,是一个随手就能制造雾霾的国家。是一个大批文人商人政客普通人,都同属于一个[现代流氓阶层]的国家。是一个权贵窃国卖国,贫民期待重新文革打砸抢的国家。

这种状态下,没有什么胜利者,大家都是失败者。这种状态下,文人丧失人格, 政客丧失人性,商人不需要良心,不必负什么社会责任,只要能发财。这种状态下,重新拾起人格,坚持保留人性的那部分人,也注定要面对一个失败的现实人生。

这曾经是一个几千年都没有新思想的国家,但这并不是最可怕。如今这是一个只会扭曲新思想的国家,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可怕。有些人天天践踏法律,也能成为法律的代言人。有些人天天对放火者呼吁,快来救火呀,也能成为公知。

近百年前,地痞流氓阶层喊着革命口号,逐步成了革命的主要力量,逐步消灭和同化了中国社会其他各阶层。近百年后,权贵流氓阶层表演金蝉脱壳,其他流氓阶层也都只顾追逐个体利益。这个时候,民主又一次站到了中国的窗口。

全世界都知道,民主绝对还不是最好的方式,但绝对不是最坏的方式。因为民主是一种可以不必通过杀人,就能不断进步的方式。民主的进步思想,一百多年前就进入中国了。因为这一百多年以来,中国根本不存在一个适合民主生长发育的社会阶层。所以中国的民主思想,始终是一百多年前的那粒种子而已。

想当年,洪秀全喊着天下都是兄弟姐妹,均贫富的口号,干了自己想干的事。
接下来,毛秀全喊着解放全天下,当家做主人的口号,也干了自己想干的事。
在一个根本没有民主理性,不存在一个能够发育民主的社会环境里,可以艰难普及常识,反思罪恶,培养理智。也可以喊着实现民主法治的口号,轻松干那些跟以前一样的事!就酱。 

(六)文革之后的民主

文革是一场不要人性要人命的政治运动,发动者和积极参加者都有个人目的。很多参加者喊着万万岁,成功借力上位,至于打倒谁,根本无所谓。发动者听见万万岁,也想借力搞掉某个人,双方相互需要,所以相互给力。

十年文革,无耻感染了整个国家。文化名流们相互诬陷攻击,人格丢了一地。革命家们相互揭发批判,斗到你死我活,演成人鬼不分。红卫兵们从小统一洗脑,打杀砸抢,出手狠毒。而那些保持独立人格,坚守人性底线的人,只有死路一条。

后来,当文革的发动者升天,文革的参加者停手,很多活下来的人也都相互看清了彼此,彼此都不干净。那就这样吧,既然大家注定要掉进同一个河沟,都是因为同一个原故湿了身,那就谁也不要再说谁了。能摸鱼的就去摸鱼,能抓虾的就去抓虾,对外统一口径,就说是在摸石头。

于是这个国家经过土改杀掉百万地主,发明大跃进饿死不知多少人,通过十年文革炼成了一个流氓大国,再转向玩弄经济下岗千万工人,最后终于崛起了几百个权贵家族。折腾了近百年,又回到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原点,但是新土豪的财富可不像当年地主资本家那么简单,权贵新土豪们精通乾坤大挪移,账户海内外,哪怕[和珅]再世也望尘莫及了。如果这些升级版的和珅都跑了,那也是一件值得庆幸的大好事,结果却是一部分逍遥海外,轮换另一部分继续浑水摸鱼,还摆出了一副不啃光不会放弃的架势。

文革十年政治运动,害了无数人命和人性。文革之后翻身的,是曾经被打倒的少数人,接下来三十多年经济运动,得到利益的还是少数人。大多数人贡献了三十多年,得到的是养老不能靠政府,雾霾自己买口罩的报应。举国政治投机的结果,文革应该是阶段顶峰,举国经济投机的结果,雾霾只是一个暗示。如果继续这样举国经济投机下去,注定要比文革损失还多。

有人提出中国所有问题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没有民主。但在当今中国,到处可以看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口号,当今中国无疑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口号国家。有人反驳这不是真正的民主,真正的民主是一人一票。
那如果斗地主当时一人一票,算不算民主,因为投票结果肯定还是斗地主,这个结果肯定没有任何悬念。地主们能占几票啊?注定要被枪毙。我假设地主也会投赞成票,赞成枪毙自己来换取家人活命,因为那时的中国地主还是一个具有人性的阶层。
那如果文革当时一人一票,叫不叫民主,这个投票结果肯定更没有任何悬念了。只不过那时不习惯用选票,习惯用手写的大字报。积极跟风的人在文革中都能被整死的,更不要说投反对票的,那注定死得更惨。就算文革真的经过一人一票来决定嗨与不嗨,举国能有几张反对票呢。如果民主就是一人一票,太平天国选出来的注定还是洪秀全,红卫兵选出来的注定还是红太阳,肯定是这样。因为枪杆下就算给你一人一票,也不会有其他结果,所以也没必要给。

一百多年来,西方民主传播到中国的那粒种子还是种子。中国播种的是转基因民主,浇灌了前苏联指定的外来肥料,结果就是现在的结果。从这方面讲,中国真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一个带着内外病毒,实践在民主道路上的国家。因为到处可以听到,可以看到,可以百度到民主平等,公正法治的概念,上上下下都在宣扬民主法治的精神。枪杆下的民主,也注定只有这样的模式了。

这就是中国式的民主,走在依靠枪杆的阶段。什么时候放下枪说话,什么时候才能进入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不靠枪杆的阶段,但是一人一票也绝不会一下子就步入文明。因为还有自动成瘾的病毒文化,还有千年常用的三十六计,所以注定还要走上一段[钞票换选票]的民主阶段。等走到花钱买选票的民主阶段,肯定要比枪杆好多了。这方面对比民国第五任大总统曹锟,人家有枪却能做到不用枪,花5000元一张买选票,看来民国的境界真不是一般的境界。中国大陆什么时候能超过民国这种境界,什么时候才可能接近真正的民主社会,现在离那个境界还远得很呢。

中国的民主,不经过靠枪杆搞不成,靠钞票搞不好的两个注定阶段,不去掉传统恶习,是不可能理解民主的。就算大家都投票赞成扶起倒地的老人,赞成票超过99%以上,实际还是没有几个人去扶的。何况中国还有一个从政治互害升级到经济互害的文革情结,这个情结一直悄悄住在中国广大平民的心田。除非是十三亿都能变成吉普赛人,都能流浪到美国去,真这样了,那美国也没法民主了。

最近我写《中国会在哪里转弯》时,预估中国要等到人口普遍老龄化,才可能转弯。老到普遍扛不动枪了,就不得不放下了,老到普遍走不动路了,就只能选择理智了。但这也有个先决条件,就是需要不平静的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能够始终保持情绪稳定。如果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没等国人老到普遍走不动,就因为[去产能]或是其它原因,提前崩溃了,那么就可能连锁触动中国另一个不平静的市场——文革市场。

这个文革市场如果被再次触动,就不会像大字报那样文明了,一旦爆发也不可能有十年那么长了,也许要不了几十天就打杀砸抢搞完了。因为目前中国大陆除了少数极度富有的人属于权贵流氓之外,举国普遍属于同一个[现代流氓阶层]。这个定性就不要谦让了,尝尝有毒的食品,吸吸有毒的空气,看看河里的垃圾,数数每年丢失的儿童,点开围观跳楼和校园暴力的视频,一个国家现实的状态已经无声说明了举国民众的心态。文革之中丧失的人性,一直都不能反思罪恶,一直都不能还原历史,又把文革的政治互害模式,演变成几十年的经济互害模式,又怎么可能理解民主的理性。

(七)文革之后的底线

十年文革,是一场全民政治互害运动。总体上是多数人打倒少数人,具体上是很多人打倒一个人。文革之后,这种全民政治互害运动停了下来,也是实在搞不下去了。但是这种互害模式可没有停下,而是继续升级变异,进入到中国大陆经济生活各个领域。

文革之后,是一场全民经济互害运动。总体上是少数人坑害多数人,具体上甚至是一人就能坑害众多人,摧毁众多家庭。比如有问题的奶粉!比如有问题的疫苗!文革之中的互害模式都是公开诬陷迫害,是赤裸裸打杀砸抢。文革之后的互害模式都是暗下黑手,而且很多坑害还没有被发现,很多坑害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比如偷工减料的桥梁!比如易燃易爆的仓库!文革之后的全民互害,隐藏在经济生活各个领域。一人投放三聚氰胺,不知坑害多少家庭!已经曝光的问题疫苗和还有多少没曝光的?这种坑害表面上是一人害大家,归根到底是大家害大家,害到无路可退,大家注定平摊。

有人说,你把文革已经说得很坏了,怎么把文革之后说得更坏了?这很简单,因为文革之中是公开互害,并且文革政治互害几十年前已经部分买过单了。但是,文革之后的经济互害是防不胜防的,受害者可能连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谁也不知道下一个[人造灾害]是什么?也不知道谁会在下一批受害者里?

有人说,文革之后,中国经济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发展超过了很多发达国家,这些成就如何解释?那就说一说,汽车,飞机,电脑,互联网,外加苹果手机,哪一样是中国的成就?哪一样也不是吧。这些都是其他国家的科技成果,中国的经济发展是直接走在其他国家铺好的路上,怎么好意思说超过别人了呢?文革之后几十年,所有的经济发展成就,都是因为直接引用其他国家的进步科技,直接抄了人家的作业,与什么总设计根本没有直接关系。中国宋朝没有总设计,经济贸易照样世界第一,这说明对经济贸易只要不捣乱,就是最好的设计。穿着极权专制的破鞋,走在别人铺好的追求全面自由的发展道路上,也就只是前几步能跑得快点,后面注定要摔沟里的。

有人说,不要再提文革了,文革不可能被重启的!这话说到关键了,文革确实无法像过去那样启动了!文革之后的几十年经济互害,储存了巨大的社会积怨,这些积怨一旦积累到失控的局面,就会转为公开爆发。如果出现公开爆发,绝不是要开启下一个漫长的文革,而是会用文革情结来一场急促毁灭,很可能短短几十天就打杀砸抢搞完了。

这种结果有没有可能?这要看经济互害的过程是不是一步接着一步?从危害个人生存空间,到危害每个人呼吸的空气!这种结果有没有可能?这要看互害灾难是不是一个接着一个?从奶粉到疫苗,继续没玩没了!摧毁更多家庭!
这种结果有没有可能?这要看整个社会到底有没有一个最后底线?从失去青春到失去健康!从失去孩子到失去未来!从失去信仰到失去思想!如果这些都能眼睁睁看着失去,还有什么底线?  

后记:《文革前后》发过几篇节选,文中的观点只是个人观点,应该在正常的条件下由大家进行自由讨论。我认为:反思历史不会影响社会稳定,如果反思历史就能影响社会稳定,那么,不反思历史就注定会有更大灾难。网友提问:《文革前后》中反复提到,——只要根源还在,危害就会继续存在,那个根源到底是什么?我认为:这个根源是一个体系,[这个体系]是集权与极权的人治模式,和世代传承的奴性文化,与外来病毒思想结合的[三体]。单单破除和改善其中一项,是无法改变整体状态的。在这个体系里,都是受害者。
文/蒋祖权 公众号:jiangzuquan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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