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六四清场内幕(4-5)|风传媒

六四清场内幕(4-5)|风传媒

2016年4月17日 / 環實

(4)《北京这一夜》 历史结束了

陆超琪出生于广西容县，毕业于北京大学政治系，一九四九年开始在《人民日报》工作，一九八六年担任副总编辑，可谓是一个从共产党队伍里脱胎换骨出来的英雄。此时，陆超琪召集了另一位值班副总编辑以及两位总编室负责人，隔着玻璃墙在他的办公室开会。

2014-6-1 吴仁华

玻璃墙外，有记者提议，今天的《人民日报》应该使用通栏黑框，对屠杀事件的死难者表示哀悼。大家纷纷表示赞同，但有人发问，邮局不发行怎么办？（当时中国的报刊都统一由邮局发行）大家商量决定，分头准备，报纸印出后，编辑、记者亲自到市民家送报。送多少是多少，这个声音一定要传出去！

要报导北京屠杀事件，关键是核对民众的伤亡数字。当两位最先从西长安街屠杀现场回来的记者动笔撰写稿子的时候，其他人分别通过电话采访北京各医院和北京市红十字会，了解民众的伤亡情况。

前后不到半小时，那两位记者已经把稿子写好了，约有一千多字，题目是《北京这一夜》。另外，除了记者们主动打电话查询外，友谊医院、北京市红十字会急救中心、铁道医院、复兴医院、协和医院和广安门医院等医院也不断来电话，告知收治伤亡者情况。有些电话则是陪送伤亡人员到达医院的民众打来的。在电话中，有的人破口大骂，有的人泣不成声，大多数的人是边哭边说。记者们一一记录下来。

这时候，早已过了平常《人民日报》报社规定的截稿时间。那篇一千多字的稿子，就摆在桌子上，有人还在往上面添加文字。玻璃门开了，陆超琪出来把稿子拿在手里，反覆看了几遍，同时，嘱咐将昨夜新华社传来的几篇稿子先发排，一是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的通告，二是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发言人的谈话。同时决定，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就世界环保日发表的讲话稿放在报眼（第一版右上角），李鹏讲话稿的下面是《孙巨同志的一封信》。

然后，陆超琪自己动手修改题为《北京这一夜》的稿件，最后压缩成一则电讯新闻，言简意赅。陆超琪告诉版面编辑，预留出六百字的地方，加花边上版。

绝大多数在场的编辑、记者此刻都明白，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人民日报》不可能再出加上通栏黑框的悼念死难者的版面了。但是，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能及时传出这样一条关于北京屠杀事件的新闻，仍然不失为中共党报的一个突破。

《北京这一夜》的稿子修改完毕后，立即交给早已等候在旁的印刷车间工人，飞快地送去排印。不到十五分钟，小样出来了，放在陆超琪的桌子上。

大约在六月四日凌晨四时左右，陆超琪办公桌上的那部红色电话机响起了铃声。一位值班的总编室副主任进去接听电话。红色电话机，俗称“红机子”，是中央国家机关的专用保密电话，可以直通中共中央和中国国务院最高领导层。那位总编室副主任听了一下，立即出来叫陆超琪接电话。这个电话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王唯纯打来的，他负责与《人民日报》保持联系。这是北京发生屠杀事件当夜《人民日报》所听到的唯一的“中央声音”。

王唯纯在电话中告诉陆超琪，《解放军报》报社要发表一篇社论，让新华社给你们传送过去，一定要刊登。陆超琪表示疑问说：新华社早已关机了。王唯纯根本不加解释，只是蛮不讲理地说：“这不关你们的事。”然后，他又通知说：有关今天解放军戒严部队天安门广场清场的消息，各报一律不准报导，谁报导谁负责。陆超琪反问道：此事全世界都知道了，不作报导恐怕影响不好吧？王唯纯沉思了一会，没说什么，把电话挂了。

陆超琪把电话内容跟大家一讲，总编室又开了锅似的。编辑、记者，包括几位副总编辑在内，感到似乎已被逼到无路可退的地步。陆超琪与另一位年轻的副总编辑商量了一下，决定《北京这一夜》的稿子照上不误。不过，陆超琪又慎重地在小样上删掉了一些文字。

这时候，《解放军报》的社论传真过来了，大家一看，顿时惊住，标题赫然是《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这个时候，天安门广场还在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包围之中，数千名学生仍然坚守在纪念碑底座一带，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尚未结束，但《解放军报》的这一篇社论中已经有这样的字句：“（解放军戒严部队官兵）以勇往直前、勇敢无畏的精神，迅速平息了这场暴乱，取得了伟大胜利。”显然，包括“反革命暴乱”的定性，包括《解放军报》的这一篇社论，这一切都是事先策划好的。

《解放军报》报社的一位朋友事后透露说，早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之前好多天，《解放军报》的这一篇社论就已写好，并且严令《解放军报》的编辑、记者和家属：六月三日不要上街。

过了一会，王唯纯第二次打来电话，询问：《解放军报》社论你们怎么处理？陆超琪回答说：上版，我专门让印刷厂厂长等着。王唯纯追问道：放在什么位置？陆超琪回答说：由于上面有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的通知和李鹏的讲话稿，社论只能放在下面。王唯纯又问道：你们如何报导天安门广场清场？陆超琪回答说：简单讲了一下。王唯纯想了一下，说：就这么样吧。

放下电话，陆超琪又把《北京这一夜》的稿子看了一遍，在开头加上一句：“《解放军报》社论说，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这后来也成为陆超琪的一条罪状）然后，陆超琪又把几处明显带有感情色彩的文字作了修改。恰巧，一个记者这时从天安门广场打来电话，称解放军戒严部队已全部占领了天安门广场。陆超琪看了一下手表，五时整，于是，将稿子的开头改为：“本报六月四日凌晨五时讯”，并在最后一段加上“到截稿时止，戒严部队已突进天安门广场”。这是中共当局严密控制下唯一一个在第一时间向外界报导北京发生屠杀事件的中共“党报”消息。

值班编辑计算了一下字数，《北京这一夜》的稿子仅成为一则二百字左右的简讯。版面编辑按照陆超琪原先的布置，在第一版左上方预留了六百字的地方。当时，《人民日报》还是铅字活版印刷，版面固定后不易调整。陆超琪拍板决定：不管空出多少地方，就这么刊登，现在早过了截稿时间。

于是，就成了后来读者们所见到的样子：一个加了花边的大框，其中疏疏落落几行文字，唯有《北京这一夜》的标题十分醒目。看起来几乎空白，此处无字胜有字。相比其他几篇密密麻麻的稿子，该篇文章似乎更夺人眼目。事后，有人指称《人民日报》故意开天窗，其实，知情人都明白，此非不为，乃无奈之为也。

六月四日下午四时，《人民日报》例行的编前会又开始了。陆超琪首先简单介绍了一下昨夜版面的处理情况，然后突然宣布：鉴于社长、总编辑因病休假，自己能力有限，总编辑办公会议决定向中共中央打报告，请中共中央派人来领导《人民日报》。最后，陆超琪又请在座的各位编辑主任、版面主编回去转告大家，现在报社未下达采访任务，尽量不要出门，以安全为要。说到此处，陆超琪话语哽咽，眼圈发红，大家肃然起敬之余不禁又感到一阵阵悲哀。

从六月三日凌晨到六月四日下午四时的编前会，《人民日报》又在历史上挣扎了三十八小时。从普通的记者、编辑到第一副总编辑陆超琪，他们都知道《人民日报》的这一页历史即将结束。

(5) 不落下一个 最后的撤离

当陆军第 27 集团军特遣分队的军人端枪冲上来的时候，坐在纪念碑底座台阶下的学生队伍最前列的，大多是赴京声援的外地学生，他们在中共当局于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晚上宣布对北京市部份地区实施戒严后坚持不离开北京，表明他们是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中最坚决的一群人，在天安门广场坚守到底的呼声甚至远胜于北京学生。

2014-6-2 来源：风传媒 作者：吴仁华

在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军人、武装警察部队的官兵和防暴警察的猛烈袭击下，许多学生当即头破血流，倒地不起。但周围的学生依然端坐不动，甚至都没有去扶持或观察一下身旁倒下的同学。如果不是身处其中、身临其境者，很难理解这种见死不救的现象。因为在当时的情形下，大家都已抱定必死的信念，认为反正迟早都免不了一死，无非只是时间有先有后而已，所以对周围的流血已经近乎麻木。

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军人、武装警察部队的官兵和防暴警察潮水般地涌入学生队伍，此时此刻，在纪念碑底座的台阶下，学生队伍依然端坐不动，坐在前几排的学生不仅受到棍棒、枪托和刺刀的袭击，而且遭受到蜂拥而来的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军人、武装警察部队的官兵和防暴警察的无情践踏，惨叫声此起彼伏，撕心裂肺。场面益发混乱，谁也无法看清楚到底倒下了多少学生。

伤亡急剧增加，尤其是由于不断受到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军人、武装警察部队的官兵和防暴警察的践踏，位于纪念碑底座台阶下的部份学生终于被迫站立起来，但站在原地不动，依然坚持不撤，而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军人、武装警察部队的官兵和防暴警察的袭击也仍未停止。那些坚持不站起来或根本就来不及站起来的学生，则遭受到更为严重的践踏，惨叫声响成了一片，已经无法分清发自何人之口。

此时，我已与几位特别纠察队员一起被陆军第 27 集团军特遣分队的军人强力从纪念碑底座最高层北面的最高一级台阶上打下来，但依然坚持坐在稍低几级的台阶上。我发现刘苏里也在附近，想起他的妻子曾经有过的嘱咐，就挤过去坐在他的身旁。

我坐在台阶上，眼睁睁看着纪念碑底座台阶下的学生不断地先后倒下，但由于人群过于拥挤，情景相当混乱，加上心情紧张和光线昏暗，实在无法看清楚每一个人倒下的具体原因。不过，可以肯定两点：一是凡是端坐不动而倒下的学生几乎都是因为遭到践踏；二是至少有相当多的学生是由于遭到棍棒的袭击，由于这些棍棒又粗又长，不停地在学生们的头顶舞动着，非常引人注目。

暴力在肆虐，每一秒钟都在流血。然而，纪念碑底座北面的数千名学生依然坚守不撤，同时，他们依然坚持着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宗旨，始终是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没有一个人有过任何过激的言行。

临近六月四日凌晨五时，侯德健、周舵等人从纪念碑底座南侧过来，出现在纪念碑底座北面的学生队伍中。他们一边走一边去拉拽那些依然坚持端坐不动的学生，大声疾呼赶快走，想尽量地多带动一些学生撤离。然而，他们的努力并未引起多大的回响，只有纪念碑底座东北侧的部份学生听从他们撤离的呼吁，开始从纪念碑底座东北角往外撤离。

侯德健、周舵好话歹话说尽，嗓子都说哑了，总算才有几个学生勉强从地上站起来了。可是坐在地上的人群里马上有学生大声喊叫：“不许走，谁走谁是叛徒！”站起来的学生于是又坐下了。

周舵赶忙接上去厉声质问：“是谁在说这种话？！同学们出了意外，你是不是准备承担责任？”在年轻的学生面前，长胡子的知识分子毕竟还是有些权威，面对周舵的厉声质问，没有学生再搭腔了。

接着，一个男学生说：“走，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边说边站了起来。就这样，一些学生开始跟着周舵、侯德健动了起来。

大约也在此时，柴玲、李录、封从德等保卫天安门广场学生指挥部的学生领袖们，随着纪念碑底座南侧的学生队伍从纪念碑底座东南角撤离天安门广场。当陆军第 27 集团军特遣分队的军人端枪冲上纪念碑底座之时，柴玲、李录等学生领袖随即撤离了位于学运之声广播站帐篷内的保卫天安门广场学生指挥部。当陆军第 27 集团军特遣分队的军人捣毁保卫天安门广场学生指挥部的时候，柴玲、李录等学生领袖已经隐身于纪念碑底座南侧的学生队伍之中。在这种情况之下，陆军第 27集团军特遣分队的军人自然也就无法执行预定的拘捕学生领袖的计划了。

这时候，我与特别纠察队员们依然坚持不撤。但是，侯德健、周舵等人的出现，使我联想到身处纪念碑底座南侧的柴玲、李录、封从德等保卫天安门广场学生指挥部的学生领袖们大概已经撤离了，因为侯德健、周舵等人原先是与他们在一起的。集聚在纪念碑底座东面、西面、南面三个方向的学生人数较少，也许顶不住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军人、武装警察部队的官兵和防暴警察的猛烈袭击，已经开始撤离了。

我心想，先前侯德健等人在广播中轮番撤退呼吁，或多或少动摇了学生们和平坚守到底的军心，如今又群龙无首，纪念碑底座北面的学生人数虽然较多，但在持续不断的暴力袭击之下，迟早也得撤离。于是，我不顾一切地站起来，对着特别纠察队员们大声疾呼：大家不要慌乱，随时做好撤离的准备，手挽住手，注意相互间的保护，撤退时绝不能丢下身旁任何一位同学，尤其是女同学。

学生领袖邵江当时处身于纪念碑底座东侧的学生队伍之中，据他事后回忆，在陆军第 27 集团军特遣分队的军人端枪冲上纪念碑底座不久，纪念碑底座东侧和南侧的学生队伍就开始撤离了。至于到底是东侧的学生队伍先撤离的，还是南侧的学生队伍先撤离的，他不能确定，印象中几乎是同时撤离的。

据调查了解，最先撤离的应该是位于纪念碑底座西侧和南侧的学生队伍，其次是位于纪念碑底座东侧的学生队伍，最后是位于纪念碑底座北侧的学生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