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六四清场内幕(1-3)|风传媒

六四清场内幕(1-3)|风传媒

2016年4月17日 / 環實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中午时分，“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部份成员在北京大学第二十九号学生宿舍楼第三层某博士研究生的宿舍聚会，研讨当前的形势及任务。
2014-5-29 至2014-5-31 吴仁华

与会者有王军涛（北京《经济学周报》副总编辑、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负责人）、王丹（北京大学历史系一九八八级学生、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常务委员）、老木（中共北京市委党校教师、著名诗人、“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宣传部部长）、甘阳（《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主编、北京知识界自治联合会负责人之一）、刘苏里（中国政法大学政治系青年教师、“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联络部部长）、邵江（北京大学数学系一九八五级学生、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常务委员）、杨涛（北京大学历史系一九八八级学生、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常务委员）等人。

吴仁华

(1) 八九民运第一位死难者

“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名义上是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期间的一个非官方最高协调机构，由民办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负责人陈子明、王军涛等人为首发起组建，成员组织包括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简称“北高联”）、外地高校联合会（简称“外高联”）天安门广场总指挥部、北京市工人自治联合会、北京知识界自治联合会、北京市市民自治联合会、北京工人敢死队、北京市民敢死队、保卫天安门广场学生指挥部等。

我是第一次在“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的会议上露面，引起了一位与会的香港知识分子（应该是香港浸会大学社会学系教师邱延亮先生）的注意，他特意询问了我的个人情况，并将我的姓名、工作单位、联络方式等基本资料记在了笔记本上。后来我了解到，包括邱延亮先生在内的一些海外有心朋友随意记录的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中领袖人物和骨干成员的个人资料，无形中为六四血腥镇压事件后所展开的海外人道营救工作（所谓的“黄雀行动”）建立了一份最基本的档案资料。

我不是“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的成员，出席这次会议纯属偶然，因为六月二日下午临时接受了王军涛委托的一项任务，当天深夜完成任务后并没有返回天安门广场，而是随同刘苏里一起去向王军涛汇报情况，遂与刘苏里、王军涛、陈子明等人住宿在北京西郊的雅园饭店，翌日又随同刘苏里和王军涛来到北京大学。

六月二日下午，我正在天安门广场中国政法大学的帐篷中休息， 与我同校的青年教师刘苏里前来找我， 他说：“（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想了解诗人骆一禾去世的详细情况，王军涛让你与我一起去调查一下。军涛说，你和骆一禾都是北大中文系的毕业生，应该可以找得到一些了解骆一禾情况的北大中文系同学。”

骆一禾

骆一禾是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中第一位死难者，但不大為外界所知。骆一禾于一九七九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在校求学期间，他与法律系的学生海子、西语系的学生西川被并称为“北大三大诗人”，一九八三年六月大学毕业后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属下的《十月》文学刊物担任诗歌編輯。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三日下午，北京市各高校的数百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发起绝食请愿活动。五月十四日，骆一禾与正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的妻子张芙一起来到天安门广场声援绝食请愿的学生。在声援的人群中，身为诗人的骆一禾一直显得很兴奋，由于情绪太激动了，竟然欢叫着瘫倒在妻子的怀抱里。很快，骆一禾被抬上一辆三轮车，在妻子的护送下，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在骆一禾倒下的那一刻，在他身旁的有北京大学著名经济学教授厉以甯的儿子厉伟和一位担任祥云公司饮料销售经理的北京大学中文系一九八三级的学友。骆一禾是突发性脑血管破裂，导致脑部大面积出血，虽经医务人员全力抢救，还是成了植物人，一直没有苏醒过来，终因器官衰竭，于一九八九年五月三十一日下午一点三十一分在天坛医院不幸去世，年仅二十八岁。

中共当局极为担忧骆一禾的死讯会引起社会震动，给学生运动火上加油，爆发更强烈的抗议浪潮，于是对骆一禾的家人施加了巨大的政治压力，迫使他的家人不得不全力予以配合，严密封锁了骆一禾的死讯。就连骆一禾的丧事也一再遭到拖延，最后在中共有关部门的严密控制下，才于一九八九年六月十日，也就是在六四血腥镇压事件之后，在八宝山火葬场举行了简单的遗体告别仪式，由诗人西川和其他友人拉着他的灵床走向火化室。由于当时的北京城尚处于戒严状态，包括诗人老木在内的一些友人已经踏上逃亡之路，因此，许多友人都未能送骆一禾最后一程。

骆一禾是家中唯一的男孩，也是最小的孩子，上有三个姐姐：骆小予、骆小红、骆小元。骆一禾的不幸去世，给他的家人带来了极大的悲痛，他的大姐骆小予回忆说：“这对我父亲打击很大，后来一次在看《秋海棠》的戏时，我父亲哭得特别悲痛。我才知道父亲是在借此缓泄失去爱子的悲痛，他一直压抑着自己，怕引起我妈妈难过。”此后，骆一禾的父亲骆耕漠先生的眼睛就彻底看不见了。人世间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

骆耕漠先生是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在中共体制内的资历与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于光远相当，曾担任过包括中国国家计划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在内的许多重要职务。二００五年十一月，九十七岁高龄的骆耕漠老先生出版了三十万字的革命回忆录《往事回忆》。二００八年九月十二日十二点零六分，骆耕漠老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一百岁。

在所有来宾发言之后，由名誉校长严家其开讲天安门广场民主大学第一课，主要内容是关于“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的含义，以及他对今后中国局势的看法。严家其在讲话中再次呼吁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紧急会议，讨论并废除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由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所签署的中国国务院关于在北京市部份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并呼吁罢免李鹏的国务院总理职务。严家其讲了大概有四十五分钟，在他讲完以后就是自由论坛。

上述与会者的发言，激起在场数千名听众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全场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似乎民主运动再次迎来了新的高潮。
其实，从当天晚上八时开始，北京城的形势已经急剧恶化，血腥镇压行动即将发生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保卫天安门广场学生指挥部不断接获从不同渠道传来的消息，大量的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已经奉命从各个方向强行向天安门广场开进，沿途开始使用暴力，军民冲突不时发生。

一位学生前来天安门广场报告说，在西长安街以西延长线上的万寿路、五棵松路、翠微路、玉泉路一带的解放军各总部、各兵种的机关大院里，其中包括海军司令部、空军司令部、铁道兵司令部、解放军总参谋部通信兵部、解放军总参谋部工程兵部的机关大院，以及解放军 301 医院（解放军总医院）、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原解放军政治学院等军事单位的机关大院里，数以万计的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全副武装，整装待发。在誓师动员大会上，全副武装的部队官兵齐声怒吼，现场一片杀气腾腾，令人不寒而栗。万寿路、五棵松路、翠微路、玉泉路位于北京市海淀区，通常被称为北京西郊。

其间，也曾有自称解放军现役军人的人士或亲赴天安门广场，或打来匿名电话，明白无误地告知保卫天安门广场学生指挥部，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已经接获中共中央军委关于立即对天安门广场实施清场行动的命令，并及时向各个解放军戒严部队转达了清场命令，武力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行动将在今夜发生。

保卫天安门广场学生指挥部的学生领袖们对这些消息将信将疑，无法予以查证。不过，还是及时通过学生绝食团广播站发出了一项紧急呼吁，要求北京各高校的学生赶快返回校园传达信息，召集同学，一起来保卫天安门广场。

据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常务委员、北京大学学生邵江回忆透露，当时，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也接到了许多消息，已经掌握了武力镇压行动即将开始的蛛丝马迹，不过，谁也没有料想到武力镇压行动的残暴程度，中共当局竟然会下令解放军戒严部队动用真枪实弹、装甲车、坦克，无情地屠杀和平请愿的学生和市民。六月三日下午，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在北京大学校园内赛万提斯塑像所在的草坪上召开会议，针对北京急剧恶化的局势，做出了一项决议，要求北京各高校学生自治会当天各自动员两千名学生赶赴天安门广场增援。为此，北京大学学生自治联合会还特意准备了八百件印有“北京大学”字样的白色 T 恤，提供给赶赴天安门广场增援的北大学生使用，以壮行色。

(3) 罪恶的枪声响起

罪恶的枪声终于打响了，时间是在六月三日晚上十一时左右。当第一阵隐约的枪声从西长安街方向传入天安门广场的时候，人们无不受到强烈的震撼。

实际上，解放军戒严部队开枪的时间比这要早一些，大约是在六月三日晚上十时，地点是在西长安街以西延长线上的五棵松一带，但因为距离远，以及天安门广场上比较喧闹等因素，天安门广场上的人们，包括我在内，当时并没有听到枪声。根据我个人的记忆，在天安门广场上听到枪声应该是在晚上十一时左右。

根据目前所见的资料显示，第一个死于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枪口下的六四遇难者是宋晓明，死亡的时间就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十时左右，死亡的地点就在五棵松路口附近。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六四死难者家属丁子霖女士所着的《六四死难者名单》一书中，较为详细地记载了宋晓明遇难的情况。

宋晓明是中国航天部第二研究院二八三厂的技术工人，遇难时年仅三十二岁。中国航天部当时总共拥有三个研究院，第二研究院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五棵松附近，主要研究的是火箭的控制系统。

六月三日晚上十时左右，宋晓明行走在五棵松十字路口西南方向的人行道上，正好遇到一长列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军车从南边开过来，向天安门广场方向开进，军人们在军车上向路旁呼喊抗议口号的民众开枪射击，一颗子弹穿透宋晓明的大腿根部动脉，顿时血流如注。宋晓明尽管被在场的好心民众及时地送到了附近的解放军三零一医院（解放军总医院），但是，驻扎在该医院的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军人持枪严厉警告医生不准抢救，不准输血，终因流血过多，于六月四日凌晨不治身亡。

解放军三零一医院外科主任蒋彦永医生在2004 年 2 月24日一封致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两会及中共领导人的公开信中透露，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从十点多开始到半夜十二点这两个小时中，其医院急诊室就接收了八、九位被子弹打伤的民众，其中有七位因抢救无效而死亡。医生们发现军队使用了国际公法禁止的开花弹。

宋晓明遇难后不久，他的母亲因肾衰竭去世。宋晓明的骨灰安葬在北京太子峪公墓（位于北京市丰台区长辛店镇太子峪杨家坟村），编号八十三号，没有墓碑。

时隔不久，从北京城不同方向陆续响起枪声，而且越来越密集。站在纪念碑底座上眺望西长安街方向，熊熊火光冲天而起，染红了那一片夜空。中共当局蓄谋已久的血腥镇压行动终于开始了！

密集的枪声揭开了血腥镇压行动的序幕，而天安门广场民主大学的开学典礼仪式则在密集的枪声中匆匆落幕。谁也无法料到，天安门广场民主大学的开学典礼，即是它的结业仪式。参与天安门广场民主大学开学典礼的知识界人士大多在密集的枪声中先后匆匆离去。

此后，一些学生和民众络绎不绝地来到保卫天安门广场学生指挥部，向柴玲等学生领袖们报告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军人在各处使用真枪实弹、装甲车和坦克，无情屠杀劝阻他们向天安门广场挺进的学生和市民的情况。前来报讯者几乎全都满身血迹，或由于自身受伤，或由于救护伤亡者所致，情绪大都激动得有些失控。

直到此时，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领袖和广大学生们才如梦初醒，无法回避血淋淋的现实：中共当局终于下毒手了，他们不仅对和平请愿的学生和市民使用催泪弹、电警棍，而且使用真枪实弹、装甲车和坦克。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所谓的“人民子弟兵”，开始血腥地屠杀人民！

与天安门广场上的人们一样，我感到万分震惊。虽然在率领特别纠察队从中国政法大学校园出发时早已知道局势极度紧张，做好了随时遭到武力镇压的心理准备，但万万没有想到，如今遭到的竟然是解放军戒严部队动用真枪实弹、坦克和装甲车的血腥镇压。

六月三日晚上十一时二十分左右，一名浑身血迹斑斑的女学生从西长安街跑回天安门广场，顿时引起了一阵骚动，越来越多的人关切地跟着她跑，一直跑到了北京市红十字会志愿医务人员设在天安门广场的临时救护站，找到一直守候在那里的志愿医务人员。

这位女学生气喘吁吁地对迅速围上来的志愿医务人员说：“别⋯⋯别管我，我⋯⋯我没事！我衣服上的血⋯⋯血都是别人的。”说着说着，女学生的眼中涌出了泪水，“他们朝我们开枪，很多同学都倒⋯⋯倒下去了，有一个同学的太阳穴被打了一个窟窿，血汩汩地往外流，我⋯⋯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求求你们，快⋯⋯快去救救他们吧！⋯⋯”

志愿医务人员听了这位女学生的叙述，深受震撼，经过简短的商量后，迅速联络了几辆救护车沿着长安街西去。另一名来自于西长安街的女学生在学生绝食团广播中哭着诉说亲身经历，告诉大家，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军人在西长安街木樨地一带已经向学生和群众开枪，她的手上沾满了同学的鲜血。

广播内容点燃了许多人的怒火，一些北京市工人自治联合会的工人操起白天从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那里缴获的匕首、菜刀等，嘴里喊着：“西边（指西长安街一带）需要支援，大伙儿快去吧，跟他们丫的拼了！”一边叫喊，一边快速朝西长安街跑去，越来越多的人跟随着他们而去。许多学生也陆续离开天安门广场，自动自发地前往枪声激烈的西长安街，有的是去拦阻解放军戒严部队，有的是去救援受伤者。